当代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变化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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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朝以后，日本一直对中国称臣，尽管神武天皇不愿日本与中国有联系，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依然对日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再加上原有的血脉联系，因而两国之间的交往始终没有中断过。
大约从汉桓帝至隋代期间，是日本向中原朝贡和请求册封的性质，那时日本刚刚摆脱茹毛饮血，尚待开化，对中国甘愿称臣。
日本推古天皇15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递交国书称：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第二次使隋时又称：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这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要求对等交流，同中国平起平坐。
日本对中国“不买账”由此而起，以后日本便同唐朝、元朝对抗，甚至为拒绝臣纳贡不惜同忽必烈对抗。
其实忽必烈很有洞察力，从日本与唐朝争夺朝鲜的主导权和不愿回到臣属关系就判断出日本不是省油的灯，迟早会给亚洲大陆带来祸害。
与其让其做大，不如先发制人，及早解决之。
日本自源氏家族在关东兴起并灭亡平氏家族为标志步入幕府统治时代，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封建割据局面。
到了明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经济、文化、思想、宗教、建筑。
戏剧、绘画、茶道等文明成果已具规模，加上长期内战所积累的丰富战争经验，便一反长期臣服和对等交流态度，毫不犹豫地产生要鲸吞中国、朝鲜，做亚洲大陆甚至世界“领导者”想法和行动。
近代自“明治维新”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化转型领先的日本就一直自视其高，并毫无顾忌地以武力向亚洲大陆扩张。
二、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回顾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逐渐确立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政策。
采取“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日本政府的基本内政与外交行为都在美国政府的操纵和掌控之下。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于1952年4月28日同反动的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日台和约”，致使中日政治关系在此后的20年间几乎陷于断绝状态。
在政治关系断绝的形势下，民间交往成为中日两国相互沟通的唯一渠道。
中国方面，早在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就提出了“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方针。
鉴于日本政府对此始终不予响应，中国以“政经不可分”为基本原则，采取“渐进积累方式”，开展了旨在促进中日关系改善的民间外交，使中日民间经济与人员交往有了发展。
1954年10月30日，李德全、廖承志率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是我民间代表团首次访日。
1957年6月2日，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
7月25日，周总理会见日本记者驳斥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
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侮辱我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因此中断。
7月7日，我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
日本停止反华言行；
停止制造“两个中国”；
不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
1960年8月27日，周总理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我国“对日贸易三原则”：
政府协定；
民间合作；
个别照顾。
通过多方努力，在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签署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这标志着“民间形式，官方认同”、“半民半官，亦民亦官”关系的出现。
在此前提下，中日经济与人员交往克服了重重困难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渐进积累的基础，在交流渠道及方式等方面，为恢复邦交后两国关系的飞跃发展准备了良好条件。
1971年10月2日，我国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蒋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同时美国对日本搞“越顶外交”，1972年2月实现尼克松访华，不但震惊了整个世界，而且对日本政界造成了巨大冲击。
于是，在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两国邦交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1972年7月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排除了种种干扰，于9月25——29日成功访华，两国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以《中日联合声明》为转机，日本彻底改变了奉行20余年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采取同中国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的政策。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双方经过4年的谈判，于1978年10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通过法律程序正式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纲领性文件，为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总的来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优先顺序得到了数次调整。
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对华关系成为日本正常的对外关系之一。
由于中日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联系与地理上的邻近性，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所具备的国际政治地位和经济潜力，使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上升。
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以后，日本放弃了“等距离”方针，把对华关系在其外交体系中的优先顺序提到对苏关系之前。
在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地位，把它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
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
这虽有些名实不符，但日本从未把这种提法用于其他对外关系上，由此可见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协商机制不断完善。
以贸易、投资、援助为主要内容的中日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教育与文化交流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总之，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一直到9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都有了巨大发展，可以说是一个“蜜月时期”。
三、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1989年中国发生“六·
四”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先后发动对华制裁，日本也加入其列。
但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日本在对华制裁的态度和力度上都有所保留，宇野首相曾就对华制裁问题在参、众议院发表的演说中认为：
“应该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
”从1990年开始，日本率先采取措施缓和对华制裁，并逐渐恢复两国高层往来和对华ODA项目。
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这是“六·
四”风波以后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现任政府首脑，也标志着中日关系恢复正常。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应日本政府邀请于4月6日至10日访问日本，在日期间江总书记同日本朝野政要多次举行会谈，加深相互理解。
为推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10月23日到28日，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日中二千年的交流史上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中国，其意义不言而喻。
在这次访华过程中，日本天皇还就历史问题表态说：
“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
战争结束以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并衷心希望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可动摇的关系”。
日本天皇的这次访华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圆满成功，把中日友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然而进入20世纪90代中后期，特别是1993年以来，两国关系不断产生波折，影响两国正常政治关系的事件、因素不断出现，其势头大有不可遏止之势，从而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滑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全球背景看，“进入90年代，随着以美苏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旧的国际秩序已经瓦解，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在这样一个大调整、大转换的时期，中日关系同样面临着重要的转变”。
7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美日同盟从共同抑苏逐渐转变为抑制中国，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美、中、日三国关系的重新定位，无疑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各种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两国都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使两国关系走上正常轨道。
到90年代末，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以此为契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9月4日访问中国，并作为战后日本第一位现职首相访问我国东北地区，参观“九·
一八”纪念馆；
同年11月11日，李鹏总理访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五原则，即“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
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
加强对话，增进了解；
互利互惠，深化经济合作；
面向未来，实现友世代友好。
中日关系有所缓和。
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4月21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日，强调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经过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多次协商，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中日联合宣言》，成为“面向21世纪、规范中日关系发展框架的第三个重要文件”，确定了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
1999年7月8日，小渊首相正式访华。
2000年中日政府高层互访更加频繁，中日关系呈现出回升趋势。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5月10日唐家璇外长访日；
5月20日江泽民主席会见5000多名日本各界组成的日中文化观光交流使节团，就发展民间友好发表重要讲话；
5月29日，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访华；
8月28日日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0月12日朱镕基总理成功访问日本。
总之在中日两国政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终于走出政治摩擦的低谷，出现良好发展的势头。
中日两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应该说是一波三折。
“进入9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方面，两国经贸合作与交流持续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互补互利、形式多样、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却有所增加，经济上的良好合作与政治上的不断摩擦形成了反差，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平添了变数”。
四、21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
21世纪的中日关系将在新的基础上曲折发展。
第一特征，综合国力日趋均衡。
一部漫长的古代史，基本上是“中强日弱”的历史；
而近百年的近现代史，则主要是“日强中弱”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出现了双向交叉发展势头。
中日关系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两种形态以后，首次出现了中日国力趋向均衡即“中日两强”之势。
就目前而言，中日国力均衡是一种逐步实现的趋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理预期均衡”。
但从国际政治和对外影响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独特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与技术领域正采取跨越式发展和全面赶超的态势。
这一国力变化趋势对中日两国的战略心理、外交态势和相互关系产生着很大影响。
第二特征，相互依存日益深化。
在政治领域，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中日间最重要的政治与安全事项作了原则规定。
1998年11月26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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