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的思考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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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及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学科发展也有着牢靠的基础。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中国经济学研究也已经从模仿照搬阶段开始进入原创阶段，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研究群体。

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然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国民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回升态势还不稳定，回升格局还不平衡，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

下阶段要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着力巩固和发展经济回升势头，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经济回升的质量，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仍需要不断探索，进一步建立建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对我国走出经济困境，促进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经济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处于非常时期，综合来看，衰退已成为当前及今明两年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难题。

从中国经济来看，在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独善其身，并明显感受到了全球经济下滑的“寒意”。

前三季度，经济增长为9.9%，其中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仅为9%，创2003年以来当季经济增速新低。

另外，进出口当月增速的下滑，也进一步反映了国内外经济需求的放缓，特别是微观经济中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更显示了中国微观经济趋冷的风险，中国经济保增长的压力很大。

据中国行业研究报告网调查分析，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025亿元，增长3.8%；

第二产业增加值70070亿元，增长6.6%；

第三产业增加值57767亿元，增长8.3%。

全国夏粮产量12335万吨，比上年增产260万吨，增长2.2%，实现连续六年增产，畜牧业生产增势平稳。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6月份增长10.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9.3个百分点，工业利润降幅减缓。

国内市场销售平稳较快增长，县及县以下增长快于城市。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投资结构有所改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711亿元，同比增长15.0%（6月份增长1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同比加快3.7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

对外贸易持续大幅下降，贸易顺差略有减少。

进出口总额9461亿美元，同比下降23.5%。

其中，出口5215亿美元，下降21.8%；

进口4246亿美元，下降25.4%。

贸易顺差969亿美元，同比减少21亿美元。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

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

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很多，国民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回升态势还不稳定，回升格局还不平衡，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

3.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3.1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初步建立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

以十六大为起点，进入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分析，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初步建立过程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创阶段。

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进程而言，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已经明显改变：

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开始发挥，在少数传统垄断性领域，也已形成市场力量对传统体制的包围之势，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

（１）就社会层面来说，所有制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初步确立。

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微观经济基础已经形成雏形。

（２）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型”改革初见成效：

一些改制企业已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

（３）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发生制度性变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巩固；

随着市场化推进，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土地转包、转让、租赁（包括反租倒包）、置换及土地入股等多种土地流转方式开始出现。

第二，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

目前，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并由市场调节。

第三，新型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雏形正在建立中：

国民收入宏观分配形成新的格局；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命题已经提出；

个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逐步建立。

第四，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初步形成：

在生产领域，指令性计划指标所涉及的领域日趋缩减；

在投资领域，原来单一国有投资的格局已经打破。

值得重视的是，计划、财政、金融三大手段之间协调与配合的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中。

第五，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建立：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走上了一条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但是，也要看到，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对“初步建立”阶段的进展不应作过高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估。

所谓“基本框架”和“初步建立”，是因为前二十几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还存在薄弱环节。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性转换之际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3.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前二十几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还很不牢固，支撑这一基本框架的若干重要支柱，特别是现代产权制度、生产要素市场体系、整个信用制度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管理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

从总体上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中尚未突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这主要包括：

一是产权改革滞后问题。

表现在：

其一，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远没有完成。

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问题仍未解决。

不少一般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仍然有大量国有资产配置其间，国有资本的战略性退出遇到很大障碍；

至于铁路、民航、电力、电讯等所谓“垄断性”行业，虽然前一阶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拆和重组，但并不属于产权体系的改革，有些垄断部门甚至连这种“分拆”也未进行。

十六大指出的“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迄今仍未“破题”。

其二，作为细胞单位的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制度创新有待突破。

考察国企产权会发现，“所有者虚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根深蒂固的“政企不分”以及更深层次的“政资不分”问题没有突破；

国有企业产权“一家独占”和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比较严重；

国有产权存在严重的滞存性，尚未形成产权流量化机制；

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

所有这些都表明，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

二是要素市场“双轨制”问题。

由于要素市场不发达，导致要素市场的“双轨制”问题：

资金、土地（使用权）、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市场双轨制等普遍存在，而且双轨之间的价格落差很大。

要素市场的双轨制，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并由此引发生产要素领域的“寻租”问题。

三是按要素分配的实现机制问题。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已经作为分配原则明确提出，但是，要素按贡献分配尚未“破题”。

在生产要素中，除资本、土地、劳动力三要素外，技术、管理这两大要素如何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尚需要探索有效的实现形式，而且一旦切实全面按生产要素分配，特别是按技术和管理分配，则必然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矛盾需寻找解决途径。

四是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问题。

政府体制改革中三个基本关系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包括“越位”和“缺位”在内的“错位”现象仍比比皆是，审批制度改革刚开始启动。

入世后需要树立的“国民待遇观”、“公共服务观”、“规制重建观”等在不少政府部门中尚未树立起来。

政府自身改革恐怕是我们改革的“掣肘”之处。

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挑战。

这主要是指：

其一，以信息革命和生物工程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其二，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其三，以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挑战。

当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是在国内市场处于短缺状态、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尚未到来的背景下进行的，不仅没有预计国内供求关系变动和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更没有充分考虑新技术革命对体制的影响和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从而使体制设计有先天性不足。

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利益制约问题。

在传统体制下，资源高度集中的模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集团的利益受到了较大的削弱，但在一些改革尚未攻坚的领域，其能量依然较大，特别是在新的条件下，它们会以新的形式来顽强地表现自己。

同时由于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先非国有后国有”、“先商品市场后要素市场”的“边际演进”的渐进式道路，因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获益状况是不同的，加之国家曾在不同范围实行过优惠政策或特殊措施，由此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

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和原有的利益集团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格局。

当改革进入深度市场化、国际化和法制化新阶段之后，能否超越并驾驭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