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银行业分析报告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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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引进外资始于20世纪80-90年代，后经历2001-2007年热潮和2008-2016年的退出潮，新一轮开放有望成为外资在华经营的拐点。

本轮对外开放涉及三个层面：

外资银行、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和外资与中资银行合资建立子公司。

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外资行国民待遇、放宽参股中资行的股比限制、鼓励外资参股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及理财子公司等。

将外资请进门，不仅有利于吸纳学习经营经验，也有利于中资银行机制与战略的革新。

“走出去”道阻且长，放眼全球分享红利。

中资银行的境外经营以国有大行为主导，大行境外布局的全面启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目前大部分股份行已走向境外，少数城商行也开始启动。

“走出去”的形式主要包括新设分支机构以及境外并购。

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意义一方面是全球市场掘金，另一方面是服务中国企业居民走出去。

借鉴新加坡与花旗经验，开放宜早不宜迟。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海外经验分别是新加坡与花旗银行。

新加坡银行业的发达程度享誉全球，三大本地银行均位列全球前100位，也有发达的外资银行体系，本地银行与外资银行股权关系紧密。

其给中国的启示是对外开放并不可怕，有节奏的对外开放可促进银行业整体繁荣。

花旗银行是全球型银行的代表，业务遍及全球160个国家或地区，审时度势的海外扩张是其成为美国龙头银行的重要原因。

其给中国的启示是：

开拓境外市场不仅可享受全球发展红利、还可分散风险，并通过多牌照丰富业务版图，是一家银行做大的有力手段。

开放启动新时代，把握机制市场化的银行。

解开外资的枷锁后，市场化是中资银行唯一的选择，否则或面临更大的人才流失、新兴业务落后的压力。

理财子公司的开放机遇值得重点把握，一方面中国与欧美发达市场的资管行业差距较大，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已有较丰富的参与中国资管市场的经验。

一、开放风再起，探寻危与机

1、在2017年以来的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中，银行业成为了开放的先锋

2017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对媒体介绍了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关内容，包括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先后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修改〈中国银监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明确了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并取消了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银行业成为金融业开放的先锋之一。

2、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任重道远

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外资法人银行41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115家，另有外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外资参股商业银行若干。

但外资银行业务受限较多，在中国银行业的业务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且2009年以来，外资机构的退出潮出现，显示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依旧任重道远。

新一轮对外开放是对前期对外开放的继续深化，主要特征有涉及面广（包括外资银行、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外资入股银行旗下子公司牌照等）、开放程度深（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放开等）、时间节奏较快等，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促进中国银行业的多元化格局形成。

3、对外开放体现在两个方面，二者同生共荣、密不可分

对外开放包括“将外资请进来”和“促中资走出去”，二者可互为促进，本轮对外开放主要针对的是“将外资请进来”。

下文我们将从这两个角度回顾银行业对外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并展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宏大前景。

4、对外开放也为中资银行提供了进一步强大的机会，中资银行应积极把握机遇

放眼全球领先的银行，中资银行参与全球竞争的经验相对短缺。

但只有经历了全球化的检验，中资银行才可更大更强。

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并非洪水猛兽，不会大幅挤压中资银行的经营空间，更不会威胁中国的金融安全。

在解开外资的枷锁后，市场化是中资银行唯一的选择。

中资银行可重点把握的机遇是理财子公司的开放，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资管市场经验丰富，且对中国资管市场有一定了解，抓住机遇的银行有望借开放东风实现理财的快速转型。

二、请进来：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1、历程：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初试阶段；

二是2001-2007年的突飞猛进阶段；

三是2008-2016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外资退出阶段；

四是2017年以来新一轮对外开放开启阶段。

（1）2001年以前：

初试

上世纪80-90年代，外资银行几乎仅在经济特区、上海等地活动，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被禁止。

1980年日本东京银行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开始进行市场调研以及商业咨询活动；

同一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了的第一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拉开了外资银行入华的序幕。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外资银行存在的形式主要包括代表处、分行及少量合资银行，业务范围几乎仅限于外汇业务，地域分布上主要是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以及上海市。

直到90年代末期，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资格才有所放开。

1996年《关于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的通知》放宽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地域限制和业务规模限制；

1999年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区域限制被取消，并且被允许加入全国同业拆借市场，从事人民币同业拆借和现券交易。

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机构被禁止，仅有几个经国务院特批的案例。

外资开始入股中资银行的初试者为光大银行和上海银行。

在1997年1月光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中，亚洲开发银行入股3.29%，开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之先河。

亚洲开发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成立了技术援助团，为光大银行的贷款管理、电脑和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国际业务以及操作和管理等方面开展技术援助。

1998年世界银行集团下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IFC）以2.12亿元认购上海银行的第一次增资扩股的1亿股股份，持股占比5%，国际金融公司派驻1人进入上海银行董事会，上海银行成为全国第一家的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城商行。

这一阶段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有两个特点，一是入股比例低，两次入股比例均不超过5%；

二是合作形式单一，合作内容基本仅限于技术援助和专家支持等。

（2）2001-2007年：

热潮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入华成为潮流。

2001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内容与时间》。

根据WTO有关协议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外币业务、人民币业务、营业许可等方面的限制，内容包括外资银行增加票据贴现、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业务，取消或放宽人民币业务地域限制、异地业务限制、人民币业务客户对象限制；

2003年银监会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标志着中资银行积极引入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步入了黄金时代，仅2004-2005年，即有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等国内主要股份制及城商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国有大型银行也迎来了外资股东。

据原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25家中资商业银行引入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总额212.5亿美元，2001-2007年是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黄金时代。

这一阶段的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有三个特点。

一是外资机构多样性上升。

光大银行、上海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均有国际组织背景（分别是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赞助建立机构、世界银行下属机构），这一阶段则拓展至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全能银行等，来自中国香港、美国、欧洲等全球各地，多样性丰富。

二是持股比例上升。

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多在10%以上，部分外资银行持股比例接近20%（如汇丰银行对交通银行、法巴银行对南京银行等），中资银行由此得到了丰裕的资金支持。

三是合作方式多样，不限于资金支持及技术援助。

这一阶段外资机构与国内银行合作的方式多样，包括在公司治理、零售业务、资本市场业务、风险控制、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合作。

2007年是外资法人银行设立的黄金年度。

2006年12月银监会取消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客户提供人民币服务。

2007年3月，银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报告》，鼓励外国及港澳台银行设立或者将现有分行转制为中国注册的法人银行。

渣打银行、东亚银行、汇丰银行等成为首批获准注册筹建的法人银行。

2007年全年共有21家外资银行将其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其中17家开业。

与分行相比，外资法人银行有法人地位，承担完全民事责任。

在业务资质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少，可经营银行卡业务、也可吸纳单笔金额50万元以下的定期储蓄存款。

外资积极入华的原因除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友好外，还有中国银行业的吸引力。

第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下，银行规模扩张较快。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不变价GDP增速一直维持在6.5%以上，其中2001-2007年不变价GDP年均增速10.8%。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银行业保持高速增长趋势，增速大大高于同期欧美发达地区银行业的增速。

2004-2007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平均年均复合增长17.4%，同期美国银行业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长10.4%。

高成长的属性有望给境外金融机构带来快速扩张机遇。

第二，中国银行ROE较高。

以2006年为例，大行、股份行和城商行的代表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的加权平均ROE分别为15.16%、17.52%、25.31%，同期美国银行业为11.44%，外资进军中国有望取得可观的盈利。

第三，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交易价格合理。

对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政府可能对银行经营形成干涉、国有银行的高管由政府任命，使中资银行的定价有制度性的折价，外资可获得较合理的价格。

以兴业银行为例，2004年恒生银行入股的PB（LYR）为1.80倍，而2004年恒生银行自身PB（LYR）平均值则达2.30倍，估值差异使中资银行对外资形成了一定吸引力。

（3）2008-2016年：

曲折

2008年是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拐点。

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后传导至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外资金融机构经营整体受到较大影响，2008年无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中资银行，随后外资的“退出潮”来临。

2009年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先后出售中国银行股份、2010年新桥投资清仓深圳发展银行，随后2012-2016年外资金融机构集中退出中国，外资股东清仓的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等多家大中型银行。

虽然外资法人银行数量不断新增，但其业务占比却呈现下降趋势。

截至2018年末，外资法人银行数量达到41家，较2007年末新增24家，但2008年以来外资银行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却呈现下降趋势。

截至2016年底，外资银行总资产2.93万亿元、全年税后利润128.0亿元，分别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26%、0.62%，较2007年的高点降幅明显。

外资“退出潮”、业务占比萎缩的主要原因有二点，一在外资机构自身，二在外资机构在中国的生存环境。

首先，海外银行自身陷入困境。

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量国际金融机构损失严重、出现财务困难，急需现金补充资本。

前文提及的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退出即主要为此原因。

另一方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监管趋严，巴塞尔协议III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国的国家监管部门提高了并表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