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研究论文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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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

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

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

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

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迥兵，自防右地。

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

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孙子兵法》攻谋篇第三载：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长孙晟正是在分析了当时突厥政治军事形势是强大中蕴孕着分裂危机的现状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突厥是强大的。

6世纪中叶突厥族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1]，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可汗摆脱了柔然汗国的统治而立国。

其子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国势大振，“西破唳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雄据北方，其时汗国统治地域“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

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皆属焉”[2]。

当时中原地区北齐与北周两个王朝在互相争戎中，均间突厥“争请盟好，求结和亲”[3]，突厥统治者对二者，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等距相待，从中取利，后改为厚周薄齐，“与周合从，终亡齐国。

”[4]显然，当时突厥确是强大，其政治态度的向背，足以改变中原地区力量的均衡。

这种强盛之势，历木杆可汗、佗钵可汗（572-581）至摄图（即沙钵略可汗）数十载而不衰。

开皇元年（581年），隋取代北周。

曾与北周统治集团和亲结盟的突厥[5]，当然不会以友好态度待之，因此，隋初，隋与突厥的关系日趋紧张。

史载其原由有二：

一是“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

二是，北周和亲突厥的“千金公主伤其宗祀复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复雠”[6]。

其实，这些都是藉口而已，更内在的原因是突厥奴隶主贵族看到隋朝初创，立足未稳，想乘机侵掠以饱私利。

如《隋书》所评：

突厥贵族是“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

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7]。

因此，面对咄咄逼人的突厥统治者，隋文帝不能不认真对待。

突厥在强大中又蕴含着分裂的危机。

透过貌似强大的表象，看到其内部蕴含着分裂的危机，正是长孙晟高人一筹之处。

时突厥虽“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8]，但其内部并不团结，即所谓“摄图，玷厥（达头可汗）、阿波（大逻便）、突利（染干）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据此，长孙晟认为对付突厥的最佳方案是：

“难以力征，易可离间”[9]。

长孙晟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提出治突厥策的核心是：

“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

这一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赏与支持，史载：

“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

上深嗟异，皆纳用焉”[10]。

二长孙晟是隋朝对突厥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施者，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又适时对政策进行了调整。

具体言，以与摄图关系的由战到和为界，分为侧重不同的前后二个阶段。

开皇五年（585）之前重点放在远交达头，近攻摄图；

之后则转变为离强（指达头）合弱（指染干）上。

开皇五年以前，在与摄图关系以战为主的阶段里，长孙晟虽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11]，参加了抵御摄图的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政治方面。

开皇元年，即在隋文帝采纳其治突厥策后不久，长孙晟和元晖即分赴罗侯，玷厥驻地。

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突厥，赐以狼头纛”[12]，“晖说以利害，申国厚礼，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13]。

长孙晟则以车骑将军身份亲“出黄龙道，斋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响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14]，此系长孙晟第二次出使突厥。

选择长孙晟、元晖出使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元晖早年曾出使突厥，“武帝之娉突厥也，令晖致礼焉”[15]，而长孙晟第一次（579年）出使突厥时，处罗侯曾“密托心腹，阴与晟盟”[16]。

因此，他们出使均取得了预期效果。

开皇二年（582），摄图率40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槃，“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下”时“玷厥不从，引兵而去”[17]，削弱了摄图的实力，通使玷厥，初获成效。

同年，与摄图战争激烈进行之时，长孙晟使说染干，让其诈告摄图：

“铁勒等反，欲袭其牙”，逐使摄图惧而退兵。

[18]长孙晟没有轻视摄图的退兵，他深知摄图实力并未受到打击，故仍继续实行自己治突厥策中提出的“说合阿波”，以离间其与摄图关系的谋略。

长孙晟抓住阿波与窦荣宣战而失利之机，遣使相劝阿波：

当击摄图为自保。

并亲对阿波来使说：

“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

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

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

[19]”终于使阿波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

“说合阿波”获成功，扩大了突厥奴隶主之间的裂痕，并导致了内江。

先是摄图“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20]。

继而阿波联合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21]，由此开始了突厥历史上东西突厥分裂的历程。

摄图面临隋军和阿波、玷厥联军的打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开皇四年（584）九月，摄图遣使求投，在其致隋文帝的上书中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

两境虽殊，情义是一。

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征，终于违负。

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22]”在此与摄图关系面临由战转和的关键时刻，长孙晟奉命副虞庆则出使摄图牙庭（系第3次出使突厥），以灵活的外交言辞，解除了由于兵戎相见造成的感情上敌视，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隋朝对摄图的政策也由打击转而为和好。

隋朝允摄图“请将部落度漠度南，寄居白道川内”[23]，并“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24]。

开皇五年（585）七月，“沙钵略（摄图）上表称臣”[25]，其表文曰：

“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也。

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26]。

隋文帝对摄图称臣之举十分重视，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

往虽与和。

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27]。

并封其妻周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赐姓杨氏。

拜其第7子窟合真为柱国、封安国公。

隋与突厥的关系进入了以和为主的和好阶段。

很明显，在促成双方关系由战转和，长孙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开皇五年后，与摄图之间战事已息，且摄图“当时贡献不绝”[28]，情况发生了变化，对突厥的政策，也由以打击摄图转而为平衡突厥诸派势力，以保边境之安宁。

长孙晟仍是这一阶段对突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与实施者。

当时突厥诸部可分为4支势力，即：

摄图系、染干系、阿波系、玷厥系。

加强和发展与摄图的和好关系，仍是当时首图。

为此，开皇七年至十三年，长孙晟5次亲至突厥牙庭（即长孙晟第4至8次使突厥），开皇七年（587）和八年，摄图与其弟处罗侯相继去世，长孙晟代表隋廷2次前往致祭，使双方已建立的和好关系不致因人亡而事废。

开皇十三年（593），处罗侯的继承者雍虞闾（即都蓝可汗）听信内地流人杨钦挑唆，“不修职贡，颇为边患”[29]。

为此，长孙晟一年内3次出使突厥，先是“微观察”[30]，也就是进行调查，继是“乃货其达官，知（杨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虞（闾），因发（大义）公主私事，国人大耻。

雍虞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31]，当长孙晟回朝复命，隋文帝考虑到大义公主屡次挑唆，旋命长孙晟再返雍虞闾处，终于完成“莅杀大义公主”之命。

[32]由杨钦勾结安遂迦、大义公主挑唆雍虞闾破坏隋与突厥和好关系的风波虽得以平息，但长孙晟从中似乎看得更深远一些。

不久之后针对雍虞闾请婚之议，长孙晟说：

“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

纵与为婚，终当必叛。

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发。

强而更反，后恐难图。

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

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徒，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焊”[33]。

这是一则调整对突厥政策的重要奏议，之后，隋将全力扶持染干系的势力，如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所评：

此议“为隋破都蓝（即雍虞闾），树立染干张本”[34]。

长孙晟扶染干抑雍虞闾的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全力支持，并在日后的实施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染干势力的扶持，主持人仍是长孙晟，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结和亲。

开皇“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35]，并“特厚其礼，遣大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解律孝卿相继为使”[36]。

开皇十九年（599），安义公“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从而使“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37]。

其次，长孙晟率军奋战，以善战著称，时有突厥贵族来降，“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38]，透过史籍溢美过誉之间，长孙晟当时的声威可见一斑。

玷厥在内叛外击的困境中，“众大溃，西奔吐谷浑”[39]，启民“遂有其众”。

到大业初，突厥诸部各派势力中，唯有与隋和好的启民可汗力量硕果仅存。

大业三年（607），长孙晟第10次出使突厥，到启民可汗牙账，为炀帝北巡作准备。

炀帝北巡南游，劳民伤财已有定论。

但一国之君亲往少数民族牙账，也是前所未有之举。

同年启民可汗上表请“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40]。

经长孙晟的苦心经营，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之间的和好关系确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长孙晟治突厥策的提出及其实施中取得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两晋南北朝以来300余年间，华夏大地战乱频仍，骨肉相残，人民不堪其苦。

因此，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是大势所趋。

长孙晟治突厥策的出发点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符合了时代潮流。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来如此，长孙晟的政策不仅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的支持，也得到久经内乱之苦的突厥部众的倾心。

隋初以来，突厥诸部内附、内徒史载不绝，即是明证[41]。

长孙晟还得到隋文帝的全力支持，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隋文帝对长孙晟是熟悉并器重的，早在杨坚仕北周之相时，对当时还是“初未知名，人弗之识”的长孙晟，即赞其“武艺超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子名将，非此子邪？

”[42]。

当长孙晟第一次出使突厥返回后，“以状白高祖，高祖大喜，迁奉车骑都尉”[43]。

隋文帝作为开创新朝的雄主能审时度势，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是冷静、清醒的，即在与突厥战云风涌的开皇三年，隋文帝还是提出“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的对突厥基本方针[44]。

显然其出发点与长孙晟的治突厥策是一致的。

后者则是隋文帝处理北方防务战略意图的具体化而已。

因此，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每一项建议无不以“善”对之[45]，并委以重任，授以全权，使长孙晟得以充分施展个人的才能。

如果说上述两端是长孙晟成功的客观因素，那么，长孙晟确实也具备了完成改善和发展隋与突厥关系历史使命的主观条件。

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