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间风雅故宫竹木牙角雕刻赏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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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石皆成方块,人物面部朦胧,纹饰刻画极简,线条甚为浅淡,别是一番风韵。
器背面阴刻"
吴之璠制"
行书款识。
竹雕荷花蟹臂搁,清,长23cm,宽7.8cm,厚1.2cm臂搁以去地浮雕法雕刻荷花螃蟹等为主的池塘小景,浮雕层次多至五六层,展现出似阳实阴、阴中有阳的特殊装饰效果。
细部处理上,如俯伏的螃蟹、叶面的虫蚀以及似为清风所动的欹侧叶尖,皆生动异常,而荷叶翻卷处则以镂雕表现,极为精妙。
纹饰左下有去地阳文“松山”篆书小印。
此臂搁主要以剔地技巧造型,而雕刻则达到阴阳相配虚实相生、凹凸变化精微的境地,纹饰之美与臂搁的深红色泽亦相得益彰。
此臂搁显示出艺匠卓越的技巧和作品雅致的格调。
象牙雕古木寒雀图臂搁,清,长28.5cm,宽6.4cm,厚2.7cm。
清宫旧藏臂搁长条形,覆瓦式,四矮足,较厚重。
器下部较宽,足稍高,而上部较窄,足略低,器形虽简,却极为讲究。
正面以浅浮雕法、背面以高浮雕及镂雕法刻画纹饰。
纹饰均集中于下部,与臂搁形制相符合。
正面纹饰表现块石枯树之隙,右上一猎隼敛翼盘旋,正欲扑击,左下二小雀仓皇闪躲,匿身树丛,画面截取生死瞬间之意境,引人入胜。
雕琢运刀转折凌厉,线条刚直,于起伏毫末间突显萧瑟肃杀的气氛。
纹饰之外大片留白,展现牙质自身的美感。
画面之下浮雕“S”形竹节纹一道,丰富了器表的装饰变化,与背面的下边框遥相呼应。
臂搁背面以“之”字形构图组织纹饰,高浮雕、镂雕、浅浮雕多达数重,近景一渔舟于丛树崖岸间将出未出,渔家老翁携童子嬉戏舟头。
岸边猿猴三两,纵跃林梢。
远处层峦飞瀑,庙宇轩敞,二老者立于山巅,似正陶醉于天高云淡、疏钟猿鸣的幽杳意境。
竹雕古佩纹臂搁,清中期,长24cm,宽6.7cm。
清宫旧藏臂搁长形,覆瓦式。
器表以留青及浅浮雕技法刻划纹饰。
边缘及三个转角饰变体夔凤纹。
中间分上、中、下布排3组仿古佩玉纹,每组佩玉或两件或三件,以绦带缠绕。
其纹饰刻划通过青筠的全留、少留及不留分出位置与层次关系,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玉的质地与肌理。
下部一组纹饰留青最薄,似隐若现,装饰效果突出,为刻划最出色者。
竹雕留青诗文臂搁,清,长27.5cm,宽6.1cm。
清宫旧藏臂搁长条形,左右两边随竹筒形呈覆瓦式。
其上以留青法雕刻行书诗句,计“雨露及万物”五言律诗一首,“丽日催迟景”五言排律一首,“碧水澄潭映远空”、“翠辇红旗出帝京”、“渭水自萦秦塞曲”七言律诗三首,各首诗起首处都与上首诗有一字大小间隔。
于尺寸之地纳文字6列共268字,字小如蝇头,而点画钩抉皆富笔意,章法布局不违书理,格调清新高雅,非庸手所能为。
器表留青因表现文字故高低层次一致,看似较为单一,其实制作繁难,充分展现出留青工艺在借鉴书画艺术过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竹雕“孟姜匜”铭文臂搁,清嘉庆,长25.9cm,宽9.8cm臂搁长方形,覆瓦式,较宽大厚重,四角有四矮足。
正面开椭圆形空间,内去地浮雕金文34字为饰。
背面阴刻行书铭文二段,其一为:
“摹薛尚功谱,周'
孟姜匜’铭三十四字,惟首一字不可识。
文云:
'
□叔作朕子孟姜盥匜,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洍洍越越男女无谋,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按是器'
匜’字从'
皿’,与'
杞公匜’相类,谅是同时之物,字画古奥,词义清雅,良可贵也。
嘉庆丙寅秋日曼生陈洪寿镌。
”下刻“曼生”小印。
又:
“金石竹刻,古之君子诵读之暇,聊以消遣,余读书未违,酷好铁笔,是铭曾三镌矣,惟此完善,博古者定不以余言为河汉也。
翌日曼生再记。
”刻“曼生”印。
镌刻字体严整,笔画圆润,一笔不苟,如淬火而成,不失吉金趣味。
按:
此器金文摹自宋薛尚功编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一,其后考释缀语也本诸是书。
孟姜匜今已佚。
据《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其释文与薛氏有出入:
“庆叔作媵子孟姜盥匜,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沱沱熙熙男女无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此器作于清嘉庆丙寅年(十一年,1806年),时代明确,更显难得。
清代金石学大盛,清后期碑、帖学之争亦为学界焦点之一,影响所及,竹刻领域也多有纯以文字书法为饰者,从这件臂搁上可窥当时风气之一斑。
竹雕留青仙人图臂搁,清,长23.5cm,宽6.8cm,厚0.7cm。
清宫旧藏臂搁长形,覆瓦式,以留青技法为主刻划山水人物,构图饱满,纹饰细腻入微。
下部雕刻海涛翻卷,崖岸兀立,其上虬松挺立;
上部巉岩峭拔,如横空而出。
又于半空中、波浪间、崖岸上雕刻和合二仙、刘海戏蝉等仙人形象。
其留青技法极为熟练,用青色表皮的去留薄厚来表现笔触的浓淡深浅。
利用竹材纵丝状的肌理营造干湿渲染的效果,并结合浅浮雕、阴刻等技法,例如波纹的线条颇有立体感,追求工笔画的意境,显示出当时的竹雕留青技法已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
竹雕松下牧牛臂搁,清,长27.7cm,宽7cm,厚1cm臂搁长条形,覆瓦式。
器表浅浮雕山坡上老松兀立,与云层相接,其下一小童伏身于牛背,牛健硕高大,小童披发短衫,手拢缰绳,俯首似正与牛嬉戏。
云、树刻画的中规中矩,而人物与牧牛则在透视、细节等方面较富特点。
紫檀雕菊花“曲肱枕”臂搁,清,长24.1cm,宽5cm。
清宫旧藏臂搁平底,弧面,四矮足。
上下边缘较薄,足部圆润,磨工甚佳。
器表取边角构图,浅浮雕斜坡之上生瑞草兰花,湖石后一丛菊花盛开怒放。
雕刻颇精,工细周密,画意浓郁。
画面左上有隶书“曲肱枕”铭并“渺渺兮予怀”篆书印章。
象牙雕九老图臂搁,长17.3cm,宽3.9cm,厚1.1cm臂搁长形,呈覆瓦式。
正面雕寿星,含胸侧首,微笑慈祥,宽衣博带,着云头履,手捧画卷。
背面雕《九老图》,山崖,清泉,树木交错,山路盘曲,9位老者或持杖过桥,或山间相迎,或高谈阔论,虽小如豆粒,却神情毕现。
远处有云烟重峦,楼台隐现,收尺幅千里之功。
此器正背面图案分别采用浅浮雕和高浮雕技法雕成,技法不同,繁简迥异,而祈寿之意相同,清雅之韵合一,是清代牙雕文房用具中的代表作之一。
牙雕云龙纹纸刀,长30.2cm。
清宫旧藏纸刀长条形,扁体,上部为刀柄,略厚,一面以去地浮雕法雕饰龙戏珠纹,围绕着似太阳般的中央圆台,另一面阴刻“卍字不断头”纹饰。
器下部光素,为裁刀,锋刃极薄,顶端圆滑。
刀柄与刀锋的过渡部分以镂雕及阴刻法饰花叶纹,正背面相同,其题材风格类似欧洲巴洛克、罗可可时期盛行的良苕叶纹,表明此器或出于受西洋工艺风格影响的广东匠人之手。
象牙雕十八罗汉臂搁,长29.1cm,宽6.1cm,厚2.4cm仿竹节形,上宽下窄,左右两侧下曲,面略呈拱圆,背凹如覆瓦状,下承云纹四矮足。
臂搁正面以薄地阳文浅浮雕一趺坐焚香的僧像。
臂搁凹面采用高浮雕技巧雕十八罗汉渡海图。
众罗汉手持法器,或骑,或坐,或依附在自己的乘骑上,姿态有别,神情各异,沸沸腾腾,相互招呼渡海而行。
象牙雕刻的文房用具在明清以后受竹刻的影响很深,往往以高浮雕技法雕刻。
此十八罗汉臂搁,层次分明。
凸面浅浮雕的僧人像,薄不足一毫米,却气韵十足,有很强的立体感,极似扬州、嘉定地区的扇骨磨制法。
象牙雕十八罗汉渡海臂搁目前传世的只有两件,一件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是由清代广东优秀牙匠黄兆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奉旨在清宫造办处中制作的。
此件是地方官员所献,据《清宫档案·
宫中进单》载:
“乾隆十一年七月初二日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官务唐英进象牙十八罗汉臂搁一件。
”这件臂搁景物十分集中,刻工极为细腻圆润,刀法精绝,兽的姿态、人的神情,均刻画得生动逼真,精确工巧,是象牙雕刻工艺中的珍品。
竹雕荷花香筒,明代,通高23cm,底径5.1cm器圆筒式,上下缘镶牛角,并有花梨木顶托。
下端顶托有凸榫,与器身插接,上端顶托以蜡粘接。
香筒满雕荷花,于方寸间经营安排,煞费苦心。
花与叶的层次、位置、穿插、向背,繁而不乱,显示出高妙的匠意。
踞于荷叶上的小小河蟹成为构图的点睛之笔,刻划生动细腻,增添了画面的趣味。
筒身雕镂多至六重,与阴刻相配合,刀法圆熟,磨工精到,不露刀痕,具有明末竹刻的典型风格。
此香筒的制作精益求精,却不流于琐碎卖弄,实为难能可贵。
牙雕梅竹草虫镇纸,清中期,长19.8cm,宽2.4cm镇纸长方扁体,圆雕二折枝竹竿骈列,其上点缀浮雕及镂雕的竹枝、竹叶,一侧还伸出梅花及花苞。
二竿间留出空地,地上高浮雕二蜘蛛,染作红色,极为醒目。
镇纸背面平整,刻竹节纹,并浅浮雕竹叶为饰。
此镇纸风格简洁别致。
象牙雕竹节式臂搁,清晚期,长24.5cm,宽6cm臂搁雕作纵剖竹节式,符合臂搁覆瓦式形制的要求,较厚重,下部稍宽,上部略窄,有自然弯曲的轮廓线。
雕刻以浮雕及镂雕为主,于写实中见剪裁功夫,将竹节、竹鞭等刻画得惟妙惟肖。
较长的根须集中于一侧,相互叠压,很有节奏感。
一枝小竹蜿蜒依附于竹节上,其叶片的伸展、转侧及虫蚀痕迹都为器表增添了几许生趣。
背面雕出分节横膈,并在凹陷空间内高浮雕蜻蜓、甲虫、蝴蝶。
显然,其观赏意义已远远超过实用价值,属晚清同类工艺制品中的佼佼者。
沉香木雕菊花臂搁,清,长26.9cm,宽7.6cm臂搁长条形,覆瓦式,弧起较高。
通体凹凸不平,如老树枝干状,但入手光滑圆润,磨工极佳。
其正面下部浮雕湖石一具,其上伸展出野菊数茎、杂花若干,姿态秀逸,状物生动,虽然沉香木色泽深暗苍老,但经妙手点化,不乏婀娜之致。
其刀法细入毫末,隐起自然,颇富功力。
竹雕竹枝笔筒,明,高14.6cm,筒径6.9cm笔筒圆体,颀长优雅,口沿略内倾,过渡圆滑,足卷唇式微凸。
器身浅浮雕折枝竹枝一束,余皆留白。
竹叶多转侧重叠,透视关系却处理得清楚明确,极为不易,而叶片细部的虫蚀痕迹更是传神。
刻画富于动势,总体效果如墨线双钩而成,有宋代画竹名家李珩的法度。
竹枝旁有阴刻隶书“仲谦手治”款识。
“仲谦”即明末竹刻艺术家濮仲谦。
濮氏的雕刻面目独特,有评价:
“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经其手略刮摩之而遂得重价。
”他重视选材,随形施刻,刀法简洁是他的惯常作法,这与“嘉定三朱”所开创的以雕镂精细、多层深刻为主的风格颇有不同,所以清代金元钰《竹人录》将濮氏列为与“嘉定派”并称的“金陵派”的创始人。
而此器风格细腻,奏刀审慎,虽与濮氏本色有别,但仍不失为一件精品。
竹雕骑士笔筒,清初,高13.1cm,口径7.2cm,底径8.2cm笔筒圆体,镶嵌牛角质底,三矮足。
筒身去地浅浮雕一武士纵马奔驰的情景。
骏马四蹄掀动,武士挺身回首,双手捧瓶倾倒,水流下注。
马蹄四周以浅阴线刻烟尘烘托声势,颇显精彩。
此作竹雕纹饰线条洗练,人物与骏马动态准确,如武士的手指、衣纹、襆头、双脚等局部处理亦颇具匠心。
竹雕留青人物楼阁笔筒,清,高11cm,口最大径6.5cm。
清宫旧藏笔筒略呈椭圆形,器表以留青法刻画台阁一角,栏板旁一华服老者乘于马上,背后立一掌扇侍者,二人目光皆投向另一捧剑的侍者。
台阁大部为巉岩松柏所掩,远处云烟缭绕中尚有画栋飞甍、楼台望柱隐约浮现。
此作留青技法纯熟,青筠似为墨般渲染泼洒。
如云雾以阴刻勾勒,用青筠沿竹表皮纵向的肌理留出参差的边缘,营造出水墨自然濡染的效果,相当传神。
而山石的苔点、树身质地以及人物的面部、衣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