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悲剧人生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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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

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

“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

“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

”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

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

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

“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

”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

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

19４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

“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

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４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

“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

198４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

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

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

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

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１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

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

……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１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

《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

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

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

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

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１9５6年的１０月２４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１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

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

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

“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

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

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

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

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

请你们斟酌一下。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

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

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

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

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

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

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７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其他文章没有重载。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

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

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

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

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

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

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４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

“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７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５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９5６年10月2４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

她能不心有余悸吗?

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

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０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８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

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

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

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

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

’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

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

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

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

《‘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

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

“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

……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

……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

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

两个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

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

‘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

’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

‘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

“这还不简单呀!

’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

‘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

’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

反正是开玩笑嘛。

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

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

‘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

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

’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

‘这我可不敢!

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聊天，他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

我们正聊着,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

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

‘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

’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竞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

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主要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我忘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

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头脑中有帝王思想,却不敢说，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