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氏宗族》之深切的缅怀 无尽的思念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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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农村后，父亲又一人外出寻找工作，拼命挣钱养家。

一九五八年，家中又添了弟弟，除大姐一人留在郑州外，其余十口之家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其艰辛劳累可想而知。

那期间，父亲每次回来的时间都很短，来去匆匆，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父亲才算留在家中，在大队工业组修修补补，这才能和父亲整日相见。

可短短几年后，父亲又匆匆离开家，这次却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受政治影响，从而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时间竟长达十数年之久。

到－九八Ｏ年彻底平反后，父亲的年纪已经大了，身体也累垮了，他和母亲、弟弟们也都离开了家乡，把户口都迁移到了焦作市。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总是匆匆的身影。

印象最深的是回到农村后，父亲每次从外地回来，总是给我们带回点好吃的东西，在农村是见不到苹果的，一个苹果切成几块，几个孩子每人一块。

中秋节时，一块大大的月饼（一斤左右）切成几块，全家人每人一块，那个香甜味，至今难忘。

我后来爱吃苹果、月饼的习惯，可能就是受那时影响的。

当面对迫害和诬陷时，父亲却一人面对，默默接受，没有抗争，1958年下放时，他还以为是支持农村建设，直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才知道自己的“问题”，面对社会和家庭子女的批判压力，这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此时，他也无能无力，只能逆来顺受，直到看到对子女们的前途受到重大影响时，他才勇敢面对，走上了澄清历史真相的道路。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六七年暑假期间，二姐从河南农学院回来，组织我们质询父亲，父亲站在孩子们的中间，我们让父亲交待问题，父亲说没有做错什么，我们不信，我还说“共产党不会冤枉你的，你肯定有”，要父亲如实“交待”，父亲生气了，说“别人说我，你们也不相信我吗？

”，气愤地走了。

最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一九六七年冬天的一个星期日：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天阴沉沉的，北风呼呼地吹，吃过早饭，妈妈取过一个小包袱交给我，让我到离家十二里地的党店公社，给正在那里劳动改造的父亲送寒衣和几块粗面饼子。

快中午时，我赶到了公社革委会，询问父亲所在，他们说正在劳动改造，指明了地点，就在现在的党店高中后面，当时是当地生产队的蔬菜地。

我走在凌乱的党店街上，街上行人很少，天上乌云密布，乌云很低，使人喘不过气来，顺街吹的冷风扬起沙尘，眯住行人的眼睛，沙粒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

我来到那个大院门口，敲敲破旧的大门，里面有人问“干什么的”，我说“给我爸爸送衣服的”，大木门开了一条缝，我挤了进去，菜园很大，四周是土围墙，有个民兵倦缩着身子蹲在门后，怀中抱了杆钢枪，空旷荒凉的菜地，一棵菜也没有，只有父亲一个人那瘦小的身躯，站在荒地中间，正挥着钉钯刨地，他干的很认真，用力刨起－块冻土，再细心地敲碎整平，身后是一片细碎平整的黑油油的土地，他刨的很深，寒风吹起父亲身上薄衣。

我走了过去，看着父亲身上满是灰土，瘦削的脸上发青，忍不住喊了声“爸”哭了起来。

父亲放下劳动工具，走到我身边，我忙打开包袱，给父亲取出棉衣和冻得冰凉硬梆梆的粗面饼子，父亲舍不得吃，给了我一个让我吃，安慰我说在这里有东西吃，催着我说“天太冷了，别冻着了，快回去吧”。

那个民兵背着枪走了过来，叹息着给我擦了泪，用手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吧，我不会虐待你爹的”。

父亲告诉我，这个民兵是东赵村的，和四婶家是一门的，很照顾他，让我放心，我流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至今我脑海里仍深深地印记着那个阴沉的星期天，凛冽的寒风，那个寸草不生的诺大莱园地，父亲拄着工具，背枪的民兵站在他身边，父亲瘦小的身体站在旷野里向我扬着手，催我快回，四周是阴森森的围墙。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白天劳动晚上挨斗，要他承认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父亲却以沉默应对。

每忆至此，禁不住心在抽搐，泪水长流。

谁能体会到父亲当时所受到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他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屈辱和磨难。

当然，我们姊妹们的前途也都受到了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严重影响，不能参加工作，不能入党，不能参军。

一九七Ｏ年和一九七三年，当时部队招兵时，接兵的领导看上了我，亲自来我家说，一定带我去部队，但两次均因大队里有人反对，说我家有“历史问题”，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不能参军，接兵的十分惋惜，后来他到我家，落了泪，说太可惜了，你们大队反对，不盖章，无法带我走，反倒是妈妈劝他说没关系。

更有甚者，我哥当兵已到县武装部换军装了，仍被大队有人告了上去，被脱了军装重又回到村里。

一九八一年地区清退农村户口计划内合同工时，我也因农村户口被清退。

当初，我们都曾埋怨过父亲，当知道真相后，我们－致支持父亲上访，我也曾陪同父亲到郑州铁路局上诉；

上访的道路并不顺利，当时的领导们个个自身难保，没有人管这个“闲亊”。

上访的生活是困苦的，父亲都是啃干粮喝冷水；

我陪他去时也是啃干粮。

从没钱下饭馆，晚上就到火车站侯车室坐着打盹，从没住过旅馆；

父亲一直在家乡和铁路局之间来回跑；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西安事变”后，父亲曾掩护过邓颖超的一个弟弟，将他护送回信阳），一九七五年父亲的问题才算有了希望，他已在北京国务院招待所被安排住下了，等待问题落实结果，没想到反击右顷翻案风开始，因父亲材料中有和邓小平接触的内容，问题又被退回郑州，郑州铁路局主要领导要父亲交代和邓小平的关系，还准备把父亲抓起来审问，父亲连夜逃跑回来。

“四人帮”垮台后，铁路局成立了调查组，正式开始调查落实父亲的问题，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终于查清：

一、所谓“走私贩毒”，仅仅是解放初为缓解家庭生活困难，利用工作之余，捎带些银元等物赚取点差价，并且在一九五二年已将其上交作为退赔说清。

二、“危害行车安全”，指的是在—次调车时，一位工友错拔了红旗，车底下的工友没问清情况，诬陷是父亲拔的红旗，差点害他被车轧了。

经调查落实：

当时不仅不是父亲拔的，还亏是父亲反应快，拉了紧急制动才避免了事故发生，救了他一命。

三、“历史问题”则更让人啼笑皆非，所谓的“国民党郑州区党部监察员”，实则是当初解放时每个人都要登记解放前都干过什么，父亲讲当过“检查员”，是指在火车上负责检查旅客携带危险品的列车工作人员，而负责登记工作的人员则把他登记为“国民党区党部监察员”，父亲不识字，并不认识“检查员”和“监察员”有何不同。

当然，如果真是一个“国民党区党部监察员”还能得了，可惜当时并没人找父亲核实或调查，罪名便成立了。

现在落实政策，调查组不敢大意，调阅了所有国民党郑州市敌伪档案，并到新疆调查了有关人员，最终认定为子虚乌有。

当所有问题查清落实政策，要给父亲平反，并补助三万元，征求我们意见时，我们一致表示“三万元钱可以不要，爸爸的问题必须搞清楚才行”。

但当时的主要领导却留下尾巴“其他方面错误，属教育问题。

”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中共郑州铁路局委下发４８Ｏ号文件，对父亲“按退职办理”；

全家不服，父亲又上访，郑州铁路局党委于一九八Ｏ年二月十三日经复查研究，下达了６４号文件，虽然增加了“受株连家属子女的，应消除影响”，但对父亲仍按“退职办理，”全家仍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父亲仍上诉；

郑州铁路局党委最终于一九八Ｏ年七月十二日下发６８Ｏ号文件，对父亲“根据中组部（１９８Ｏ）７号文件精神”“改按现行规定办理退休”。

由我弟弟胜伟接班，恢复父母城市户口并迁往焦作市。

尽管到一九八Ｏ年七月才彻底给父亲平反，已经影响了我们的前途和生活，但我们不再埋怨父亲，问题终于水落石出，我们无有所求，只求个亊实真相，心中安慰，邻里明白也就行了。

从受父亲问题影响全家离开郑州，到父亲平反昭雪整整过了二十三年，整整影响了我家一代人的生活和前途，全家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沉重了，永远也无法弥补了，令人感慨万分，其深刻教训，后人要永远记取。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杨虎城将军诞辰—百周年之际，我受邀陪同年迈的父亲到了西安，在杨虎城将军之女杨拯英家中做客。

将门虎女，一点不假，杨拯英让我称她为姑姑，杨姑姑身材高大，会抽烟，好

杨虎城将军喝酒，十分豪爽；

张学良将军两位老人促膝长谈，父亲回忆起西安亊变时的经历，谈到了不少西安亊变时－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是纪念馆和记载中所没有的，杨姑姑马上打电话给办公室，来了两个年轻人，要做记录整理，父亲说这些内幕是不能记录在案的，影响太大，父亲说年亊已高，这是最后一次来西安了，杨姑姑说赵寿山和很多老人都不在了，父亲也很失望；

杨姑姑和父亲谈到当年杨虎城将军的遗体到达潼关时，那时到西安的铁路还没修通，她和家中人去接灵，遗体是父亲从守车上背下来的，杨家至今念念不忘。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杨姑姑又要给远在北京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弟弟杨拯民、及曾任八路军西安办亊处主任伍修权的儿子伍绍祖（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打电话，要他们一块来西安见父亲，父亲拦住说“他们都很忙，别惊

杨虎城将军故居动他们了”；

父亲在西安住了三天，杨姑姑请父亲留下在陕西省政协工作，父亲讲年纪大了，不愿留下，杨姑姑又要把我留下，把我安排到陕西省政协工作，父亲说“他有他自已的事要做”，不同意我留西安。

临回来时，杨姑姑握着我的手，再三交代，要我照顾好父亲的身体，还交代我，回家后一定把爸爸讲的有关西安事变的事，录下音来保存或寄给她或我再去西安时交给她，又送两瓶西凤酒给父亲路上喝，父亲是从不吸烟喝酒的，杨姑姑送的两瓶酒至今还在焦作弟弟处保存完好。

杨姑姑一定要给父亲钱用，父亲谢绝了。

张学良公馆旧址从西安回来后，杨姑姑又给我来了两次信，信我给了父亲，可惜我这里今天只保存下两个留有杨姑姑名字和祝福语的空信封；

而当时因手中没录音机和空闲时间，我也没放到心上，杨姑姑交代给我的任务也没完成，使我后悔至今。

二

两位母亲和世界上所有的伟大母亲一样，她们含辛茹苦共同抚育我们长大成人，娘不是我生身母亲，却和生身母亲—样对待我们，使我们姊妹之间不分彼此。

娘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只有姓没有大名，生产队记工薄上的名字是“李大妞”，五三年普选，妈妈给她起了个名字“李素梅”，户口薄上才算有了正式的名字。

旧社会给她留下了一双小脚，三寸金莲，在新社会的农村，可就遭了罪了，为了我们，她和男劳力－样干活，同挣十个工分，做长工，除了不能下洪河挖泥外，其他活和强壮男劳力－样，抬粪、拉犁拉耙拉耧拉车，样样都干，为了多挣工分养活我们姊妹，没日没夜，天阴下雨，从不缺工；

在那个大集体时代，她和妈妈共同挣工分养活了我们七个孩子，妈妈因是在大队工业组做缝纫工，在生产队记的工分较低，好像是七个工分。

所以，那个时期，每到年终生产队决分时，我家准是第－缺粮大户，要从家中拿一二百元现金付给余粮户，付过钱后，有的余粮户还怨声载道“谁该替他们养活孩子”。

他们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们长大能劳动了，变成了余粮户，他们的孩子多了，却成了缺粮户，要拿钱给我们。

他们当初的白眼和怨言，则成了促使我们努力奋进的动力，激励着我们进歩。

当然，我们不会与他计较，每次回到乡下遇见他们，我都会很客气地向他们敬烟并热情问好。

那时缺粮户是不好过的，决分—结束，余粮户就追着讨钱，家里会给大姐去信，大姐会很快寄钱回来，家里再凑些，及时将缺粮款付清；

大姐平时也会寄钱回来，那个困难时期，大姐为家里做出了巨大贡献，姊妹们都铭记在心中。

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Ｏ年春天，那是个特别困难和艰苦的日子，我们年纪都很小，人们为－九五八年的大浪费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大地一片凄凉，地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饥饿开始向人们袭来，最困难的时候，饿昏头的人们只好到地里捡坏红薯和各种骨头吃，那骨头也不知是兽骨或是人骨，尽管捡回来放在火上烤一烤，用东西刮着只管吃；

地里吃净了，人们又盯上了光秃秃的树干，不管是什么树皮都扒下来吃，树皮扒净了，又到坑里挖观音土，那观音土又硬又扎手，人们在水里洗净后，放在石臼里捣碎，用水冲着伸着脖子硬吞下去。

我每毎想起当年伸长脖子硬咽观音土的情景，仍觉得喉咙有被观音土撕裂的感受。

熬过寒冬，万木发青的春天到了，人们有了一丝希望，树一发芽，不管是什么树叶，只管摘下吃，杨树叶最难吃，太苦了，只好在水里煮一煮，再放进水里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