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制度与非制度路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过程之比较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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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

市场分割与流动路径

　　目前已有的有关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的文献资料已注意到，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具有一些特殊性。

最近一些学者发现，流动人口出现了职业的和社会地位的分层现象。

王汉生把流动人口就业人员区分为四大类：

雇佣就业者、自营就业者、管理者和游民。

李强和袁亚愚也发现，流动劳动力有着特殊的职业流动模式。

与城镇居民相比，流动农民前次职业的业绩不能积累、社会地位上升途径单一、各次工作机会获得的相关性很弱，因此再次职业流动后地位上升的较少，这样使流动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产生失范行为。

尽管有这些发现，但多数研究者并未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研究者们通常更为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对于流动人口工作流动所产生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对于流动人口工作流动的重要性要高于非流动人口。

　　在社会流动研究领域，新结构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成为最近十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主要理论取向。

社会学家从制度经济学家那里吸收了“二元经济”、“市场分割”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等概念并加以重新构造，用以社会分层的结构分析。

他们认为，社会分层系统是由不同的、作用大小不一的分层过程所组成，而不是由一个适用于全社会范围的单一过程来进行分层，因为市场不是统一的而是被各种制度规则所分割。

在不同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机构中“存在着不同的就业类型、不平等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不同的职业提升阶梯”，有着同样特征的个人——如同样的教育水平、训练资历、心理素质、工作努力程度等，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中往往获得不同程度的奖酬回报，这就是由于结构分割因素所造成的。

这类研究证实，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劣势地位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且也是由于他们进入的是二级劳动力市场。

二级劳动力市场与一级劳动力市场或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规则不同，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工资收入较低而且也没有职位晋升机会。

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尝试采用这些理论来解释近二十来的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变化，但很少有学者采用这些理论来系统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过程。

　　采用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分割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遇到一些问题。

与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市场分割相比，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分割似乎更为复杂。

在西方市场经济社会，二元经济划分出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

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人员，享有不同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和晋升机会。

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却有多重的分割机制导致了多元的分割格局。

目前来看，至少存在着三种分割机制导致了市场的分割：

二元的社会结构、二元的经济结构和二元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城乡分离和地区隔离的分割体系，这种二元结构导致了具有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与非本地户口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割。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体制内外或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分割体系，它导致了体制内或公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就业者与体制外或非公有部门的就业者之间的分割。

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是指人才市场与劳力市场之间的分割体系，它导致了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与较少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割。

　　图1显示出在三种结构性分割机制作用下区分出的七种类型的劳动力。

　　在多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绝大多数的流动劳动力处于上述图表中的第七类，他们是体制外二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体力或半体力工人、自雇佣劳动者和小经营者，一般来说，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职业上升流动机会少。

有一部分流动劳动力就业于体制内，他们属于上述图表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但多数情况下是第五类，即虽就业于体制内但实际处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并不享有体制内正式职工的通常待遇，而实际的工资收入和工作待遇与第七类没有多大差别。

只有极少数的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流动劳动力属于第四类，他们处于体制内和一级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及职业晋升机会。

大多数有较多人力资本的流动劳动力属于第六类，他们徘徊于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时常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因户口问题而遭受就业歧视。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流动劳动力处于类似的就业状态，他们多数时候滞留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和非公有部门，收入和工作不太稳定，缺乏上升社会流动机会，依赖于社会网络，处于社会底层。

不过，尽管如此，有少量的流动劳动力通过某些特殊途径改善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比如，挤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和公有部门，获得一份稳定的专业或管理职位，进而获取本地户口；

或者，通过投资经商、购买房产以取得本地户口资格。

这些现象必然导致了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化，在流动人口中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分层现象。

然而，由于上述的三种结构分割因素的作用，流动劳动力的上升社会流动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面临一些特殊的障碍，迫使他们寻求特殊的上升流动途径和地位获得路径。

这使他们的地位获得模式与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模式十分的不同。

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过程受到正规的制度规则的保护和引导，而流动劳动力在谋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过程中采取的步骤，常常意味着突破现存的制度规则或在现存制度安排之外开辟新的路径。

本文通过比较流动劳动力和非流动劳动力的地位获得模式的异同，试图论证这样一个观点：

由于制度分割的作用，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模型和规则不同，非流动劳动力遵循制度路径获取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而流动劳动力则通过非制度的路径来改善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差异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方法，从全国3300个市县级抽样单位抽取了73个市/县/区的408个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6240名16-70岁的居民进行调查，最终获取的有效样本为6193.经加权处理后，此调查数据的样本分布在基本的人口信息和主要的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信息方面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样本分布极为接近。

本文所说的流动人口是指居住于某一县或市但没有当地户口[1][2][3]下一页

的人，流动劳动力是指在某一县或市务工经商但没有当地户口的非学生身份的在6193个样本中，有%是流动人口[1]，而在人口普查的数据中，约%是流动人口。

　　表1列出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人口特征方面的异同。

与非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男性比例较高，同时未婚者和年轻人比例较高，而且农业户口的人比例较高。

在流动人口中，%的人年龄在31岁以下，%的人是农业户口，%的人未婚。

　　表2列出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阶层构成差异。

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远低于非流动人口，在非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为%，而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仅为%.由于流动人口主要在非农业领域从事经济活动或者是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因此，应该把农业劳动者从样本中排除，来比较流动人口的阶层构成。

如果排除农业劳动者，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展现出不同的阶层构成形态。

非流动人口中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比例较高，而流动人口中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员工的比例较高。

此外，非流动人口中的白领阶层所占比例远高于流动人口。

而流动人口中的业主阶层所占比例远高于非流动人口。

这些差异性反映出，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形态十分不同，并且，流动人口更可能获得的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阶层位置也与非流动人口十分不同，这必然导致两类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式的不同。

　　表3显示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异同。

数据显示，非流动人口更可能就业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而流动人口更可能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

排除了农业劳动者样本之后，%的非流动人口的就业者就业于国有单位，%就业于集体所有制单位，而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则为%和%.流动人口就业者有%就业于私营企业或个体经营和个人单独做事，而非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则为%.流动人口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较缺乏稳定性，但他们似乎比非流动人口劳动力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

这部分的原因是，非流动人口劳动力通常希望获得的是一份长久性的、工资较高的工作，这类工作比较难找，而流动人口劳动力可以接受临时性的、工资较低的工作，这类工作较易获得。

此外，流动人口劳动力所获得的单位福利要少于非流动人口劳动力。

　　令人吃惊的是，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高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包括农业劳动者的所有样本和不包括农业劳动者样本都是如此。

在包括了农业劳动者的所有样本中，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元，而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元。

在排除了农业劳动者的样本中，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月收入是，而流动人口就业者是元。

两组数据的卡方检验都是显著的，即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显著高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

这种状况可以这样来解释。

非流动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而流动人口中农业劳动者所占比例较低，因此，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要比非流动人口高。

同时，即使排除了农业劳动者，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仍然要比非流动人口高，因为流动人口就业者大多集中于大中城市，而非流动人口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在小城市和小城镇，而大中城市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小城市和小城镇，这就导致了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高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

然而，在同一个城市中，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平均收入还是低于非流动人口就业者。

　　表4列出了城镇地区流动人口就业者和非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十个阶层的收入状况。

各阶层比较而言，流动人口的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高于同阶层的非流动人口，而非流动人口的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办事人员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高于同阶层的流动人口。

这就表明，流动人口要成为大企业主、高收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较为困难，而他们较可能从业于经理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工人而在经济收入方面超过同阶层的非流动人口。

　　表3的数据还显示，如果农业劳动者从样本中排除，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明显低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指数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都低于非流动人口。

同时，他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也低于非流动人口。

　　上述数据说明，总体而言，流动人口处于一种劣势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不过，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估计得那么大。

与当地的非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确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但与所有的非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并不一定处于最不利的状态。

实际上，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略好于非流动人口的低层人员，流动人口的流动行动本身就意味着由社会低层向上流动。

　　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地域流动作为个人的行为选择是一种争取上升社会流动的努力，这意味着，也许流动人口比非流动人口更努力地寻求上升社会流动的机会，表5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

流动人口就业者的工作变动次数多于非流动人口，然而，他们的上升社会流动率未必高于非流动人口。

　　在包括了农业劳动者的所有样本中，流动人口的上升流动率远远高于非流动人口高，这是因为许多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