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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诗的国度,以“地理”作为题目,并以此为吟哦对象的优秀篇章不胜枚举。
例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张继《寒山寺》与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等。
其中,庐山瀑布、洞庭湖是自然地理;
寒山寺与西林寺是人文地理,这些以地理为题的诗,至今给我们以说不尽的阅读情趣与审美意味。
在这些诗歌中,有一首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途经虔州(今江西赣州)。
7年以后,苏轼遇赦北归,再次路过虔州,游览了天竺寺。
在天竺寺,苏轼特意拜望白居易手书的一首七律。
他说,12岁时即听父亲苏洵说过这幅手迹,47年后,“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
这一年苏轼59岁,正当人生暮年,感慨身世而悲不自禁。
白居易的哪一首诗,让他如此感念、悲伤呢?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诗的题目是《寄韬光禅师》。
韬光禅师原是杭州天竺寺的一位高僧,后来很可能到了虔州,把白居易赠送他的这幅手迹携到了这里。
苏洵曾经见过白居易这首诗的手书,说是“笔势奇异,墨迹如新”。
此外,此诗“连珠叠璧”式的句式,也让苏轼赞叹不已。
而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奇妙句式之中的地理元素。
去过杭州的人知道,西湖三面环山,以天竺山为顶端,分出南北两支山脉。
北山的一支,从天竺山逶迤而下,至飞来峰为止。
飞来峰旁边便是著名的灵隐寺。
这一带,除灵隐寺外,还有三座寺院,即上、中、下三座天竺寺。
其中,下天竺原来是灵隐寺的翻经院,唐永泰年间赐额,成为一所独立的寺院,即“两寺原从一寺分”。
北山与南山隔涧而立,其山势是西南高而东北低,山涧中的溪水自西南向东北流淌,这就是“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的地理基础。
而在人文地理方面,三座天竺寺,分布在高低不同的地方,自然是“上界钟声下界闻”。
总之,白诗中的这些地理元素:
东涧、西涧,南山、北山,前台、后台,上界、下界,通过水流、云起、花发、钟声而指向清晰,将原本对立的地理元素,通过整饬的对仗,融为一体而焕发盎然的禅机。
刘勰云: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只要是神与物游,诗人的感兴自然会在“流连万象之际”而“联类不穷”。
白居易的这首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苏轼只是其中一人,看过这首诗后,他也吟诵了一首七律: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
”
我们再来看一部国外的小说。
《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
小说讲述一个青年学生,邂逅一个年少舞女,由此产生了朦胧的爱慕之情。
川端后来评论自己这篇小说是一个简单的作品,“与其说是有意识的作为,毋宁说是自然的流露”。
美好的纯真与甜蜜的伤感是《伊豆的舞女》感动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魅力所在吧。
当然还有一个元素应予以关注,即地理元素。
小说以天城岭作为故事背景,从天城岭北麓到南麓的下田为止。
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
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
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
可是,我的心房却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我”好不容易爬到“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见到了舞女一行。
“我”后来知道了那个二十五六岁的汉子叫荣吉,是舞女的哥哥,四十多岁的妇女是舞女的母亲,而两个年轻女人一个是荣吉的妻子,另一个是荣吉雇来的。
“我”与舞女初次见面是在去“汤岛”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
在天城岭茶馆,“我”有意让舞女一行先走,之后再去追赶,穿过一条“黑魆魆的隧道”追上了她们。
穿过隧道就是天城岭的南麓,“过了荻乘、梨本等寒村小庄,山脚下汤野的草屋顶,便跳入了眼帘”,“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楼,把行李卸了下来”。
“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
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脸就臊红了,手不停地颤抖,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于是她就势把它放在铺席上了。
茶碗虽没落下,茶却洒了一地。
看见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情,我都惊呆了。
”夜晚暴雨声中隐约传来咚咚的鼓声,良久又传来三弦的琴声,“我明白了,艺人们被召到小客店对面的饭馆,在宴会上演出”。
“我”担心舞女,每次听到鼓声“心胸就豁然开朗”:
“啊,舞女还在席上坐着敲鼓呢。
”不久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又“心烦意乱”,猜测“那舞女今晚会不会被人玷污呢”。
离开汤野,“我”和舞女一行来到下田,住在下田北入口不远的“甲州屋”小客店。
动身的那天,荣吉前来送我,姑娘们却“芳踪渺然”。
但是到了码头,突然看见舞女蹲在岸边,“依旧是昨晚那副化了妆的模样,这就更加牵动我的情思”。
荣吉和舞女送“我”上船,“直到船儿远去,舞女才开始挥舞她手中白色的东西”,是白色的手帕吗?
天色渐次昏沉下来,“我”在夜色里任凭泪水涌流,“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留下来,顿时觉得舒畅了”。
《伊豆的舞女》出现了大量地理元素:
汤岛、修善寺、汤川桥、荻乘、梨本、汤野与下田。
这些都是真实可辨的地理空间。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真实的地理元素往往会增加艺术的真实感。
但是,天城岭北口的茶馆与汤野中的客店,作为“我”与舞女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小说中却没有具体的指认,是哪一家茶馆,哪一家客店呢?
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清晰的地理框架中,幻化出一片缱绻的天地,美好而朦胧的青春诉求也就难以压抑地喷涌而出了!
地理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
《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的经典,它讲述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
黛玉是第二代荣国公贾代善夫人贾母的外孙女。
黛玉在母亲病逝以后,从扬州乘船来到京城投靠贾母。
进城以后,行走了半日:
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
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
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黛玉想到,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
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
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
门,是院子的入口,是人文地理中的重要元素。
在讲究等级制度的封建时代,门不仅是单纯的建筑样式,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标识。
乾隆二十九年(1764)钦定的《大清会典》规定:
“凡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
”明确规定亲王府,包括郡王府,可以构筑五间大门,但是只能开启中间的三间大门,也就“五启三”。
王府以下的贝勒府只能够采用三间府门,而且是“三启一”。
再下面,贝子和公府,其府门也是三间。
然而,同样是三间大门,贝勒府的府门,可以同王府一样,在屋脊上使用吻兽。
吻兽的形状以龙首为主,有犄角、耳朵、眉、眼、口、舌、牙、卷毛与草胡子。
吻兽固定在屋脊两端,龙首向内而口口相对,故而称“吻”。
贝子与公的府门不可以使用吻兽,只能使用望兽。
望兽的形状与吻兽近似,也是龙首的形状,只是头向外,因此称“望”。
在等级上,望兽低于吻兽。
因此,王府和贝勒的府门可以用吻兽,贝子和公的府门只能采用望兽。
在《红楼梦》中,宁国公与荣国公虽然不是宗室封爵,但是在爵位的等级上,与宗室中的公爵相类似,故而可以用望兽。
黛玉眼中的“三间兽头大门”,其含义便是这样。
在封建时代,贵族的府门日常是不开启的,只有在重大日子、重要人物来访的时候才打开,平常只走府门两旁的角门。
黛玉进入荣国府时,“只进了西边角门”,便是这个原因。
而且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在黛玉的视域里,才会出现“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列坐于大门之前。
在这样的门前,黛玉想(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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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寻觅赏析)到的是:
“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只是单纯的客观判断,没有刘姥姥那样的压抑与卑微。
在第六回里,刘姥姥带着外孙子板儿,来到荣府大门的狮子前面,“只见簇簇的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
而后蹭到角门前”。
同样的门,在黛玉的眼中,突出的是形制,是“三间”与“兽头”;
在刘姥姥的眼中突出的则是大门前面的“狮子”。
作为大门的附属物,狮子要放在大门之前。
来到“荣府大门狮子前”,说明刘姥姥还没有接近荣府的大门,便感到压力而“不敢过去”,只能蹭到角门向那里的人问话。
“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说东谈西呢。
”对这些人物,刘姥姥很是谦卑,向他们贺道:
“太爷们纳福!
”众人打量了她一会儿,都不瞅睬,半日方说道:
“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周家“有人就出来的”。
同样是奴仆,在黛玉的眼中,不过是华冠丽服、衣着鲜亮而已,而在刘姥姥的眼中却是“挺胸叠肚指手画脚”,一派豪奴气焰。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奴仆已然融进贾府,成为贾府大门的组成部分,而大门当然是一种地理,一种微观之微观的人文地理,在不同身份的人物面前,其背后潜藏的文化内涵竟然如此不同,是可以使读者深深惊异的!
文学地理的审美内涵也值得重视。
南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
次年正月,在押解的船中,文天祥写了一首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的题目是《过零丁洋》。
此诗的背景是,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作书招谕”在崖山抵抗的宋军,被文天祥严词拒绝。
他说:
“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
”说罢,将这首诗持示张弘范。
读了以后,张弘范沉默不语,不再逼迫他了。
不久,将文天祥押送大都,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里,至元十九年(1283),文天祥在柴市就义。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影响深远,其所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然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所铭记。
在诗中,文天祥回顾了自己一生的遭际,而其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重要片段。
其一是,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江西兵败,从惶恐滩一带撤往福建;
其二是,在广东南海,文天祥被俘,途经零丁洋,此诗的题目便由此而来。
具体而言,惶恐滩,位于江西的万安县内,历史上,赣江有十八处险滩,惶恐滩是最后
的一滩,江湍水急,暗礁林立。
苏轼贬官岭南时路经此地,写了一首《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由于是被朝廷放逐,因此苏轼自称孤臣,心境是凄惶的。
但是,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家与国是完整的。
相对苏轼,文天祥则是家、国俱碎,“风飘絮”“雨打萍”,其“惶恐”之情难以言尽,更何况是在羁押之中的零丁洋上漂泊呢?
零丁洋,位于珠江入海口,北起虎门,南抵港、澳,亦称伶仃洋。
伶仃,是孤独飘零的意思。
在江西,文天祥虽然打了败仗,但还有战友相伴,今天呢?
形单影只,只能在孤寂之中深深叹息。
中国的传统诗学,向来讲究“寓情于景”与“借景抒情”,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者是也。
“景”为何意?
“景”就是地理空间。
文天祥将自己遭遇的“惶恐滩”与“零丁洋”这两个最具代表意义的地点,作为“惶恐”与“零丁”心境的写照,一语双意,并蒂同枝,从而将地理空间提升到诗学范畴,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审美意识。
作家的现实地理与文学地理
1923年8月2日鲁迅偕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