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城市化的中国人口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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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能用提高死亡率和推动向外移民来放缓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通过大力开展计划生育，降低每个家庭（妇女）的生育水平来避免人口的过快增长。

图2-1中国人口变动态势：

1949～200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全面开展了计划生育，特别是实行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号召“晚、稀、少”，育龄妇女在短短的10年间从平均生育6个左右孩子减少到不到3个孩子，几乎下降了一半（见图2-2）。

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我国的人口也从过去的“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增长率”转入“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长率”的局面。

这标志着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图2-2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1950～2008

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口现象：

一方面，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图2-3表示每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2011）。

1953年到1964年为1.61%，1964年到1982年（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下降了一半）上升到2.09%。

但此后就一路下滑到1990年的1.48%、2000年的1.07%、2010年的0.57%。

2000～2010年，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几近于美国的人口增长速度（0.6%）。

图2-4表示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城镇人口比重（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2011）。

从1953年的13.26%到1982年的20.91%，在近30年间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约7个百分点。

而在1982年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10年达到49.68%，即以近乎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急剧上升。

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放缓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关于人口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的研究在考察人口形势中的重要性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

本章将从三个方面就“走向城市化的中国人口”展开讨论：

①人口流动主导人口形势；

②积极迎接人口城市化的到来；

③从“城市体系”看城市规模。

图2-3中国历次普查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4～2010

图2-4中国历次普查城镇人口比重：

1953～2010

一人口流动和迁移已经成为人口形势的主导因素

我们知道，人口的变动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生育、死亡、迁移；

或四个因素，即生育、死亡、迁出、迁入。

其中，生育和迁入是两个“进入一个人口”的入口，使人口增长；

死亡和迁出是两个“退出一个人口”的出口，使人口减少。

在人口变动中，这几个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决定了人口的走势。

但是，在不同的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是不同的，在人口变动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也是不同的，在同一个人口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生育、死亡、迁移在人口转变的不同时期对人口态势的作用是不同的。

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态势主要以死亡率的下降为主；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人口态势转变的主要驱动力。

当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已降到较低水平时，人口的迁移流动必然会在决定人口态势的全局中扮演中心角色。

中国人口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过去的60年粗略地归结为：

第一个20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力量；

第二个20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以生育率的下降为主导；

第三个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的死亡和生育对人口走势的影响都越来越弱，而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越来越成为主导人口走向的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全国和各地的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2011b）虽然简要，但仍可以看出人口形势变化的一些端倪。

比如，全国的公报报告过去十年的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到0.6%，反映了在死亡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出生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增长几近趋于零。

号称人口大省的四川在过去十年中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近300万，年均增长率居然是-0.35%（四川省统计局，2011），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

这当然不是由于四川在这十年中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而是大量农民向外流动造成的。

贵州省也出现类似的人口负增长，十年减少了5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14%（贵州省统计局，2011），这同样不是由于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而是人口大量外迁所致。

中部人口大省河南省，十年里人口增长不到2%，年均增长率比全国低很多，只有0.16%（河南省统计局，2011），这当然也只能用大量的人口向外流动来解释。

广西的普查公报（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11）是很独特的，与其他省份的普查公报不同，不仅包括了“常住人口”，还有一个“总人口”。

总人口是所有在普查登记时有广西户口的人。

十年中，广西常住人口增加100多万，而总人口增加400多万。

如果我们假定在广西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比重不大，那么表明有几百万有广西户口的广西人实际上并不在广西而是在外流动。

上海市的公报更有意思，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在过去十年中居然下降了1.34%。

在上海这样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大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竟然下降了，唯一的解释是包含在常住人口中的外来人口中年轻人口居多，因而稀释了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

北京的情况没有上海明显但也相似，老年人口比重在十年中仅增加了0.3%，即几乎没变化，当然也是大量外来年轻人口流入的缘故。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即认为人口形势主要取决于生育形势，因此，当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口形势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当地的生育形势。

在相当长时期内，人口流动仍被看作“非常态”的情况，但是，当前面临的人口形势表明，一个地方的生育状况对当地人口形势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而人口流动已经越来越走向了人口舞台的中央，人口迁移已经超越生育与死亡，成为主导人口趋势的决定性力量。

忽略了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认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其他有关的人口现象（包括人口增长、生育水平、生育行为、人口老龄化、性别平等问题）进行客观分析。

二积极面对人口城市化

展望未来，我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人口形势，表现出以下四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生育率将持续走低

在经历了自1990年以来20年的低生育率之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发凸显。

建起的希望小学因缺乏生源而关闭，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闹“民工荒”。

低生育率效应在最近的一个表现，即近些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急速减少，宣告了多年的“高考热”风光不再。

这些现象的到来本来是并不难预见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只关注人口增长的表象，而不愿意正视低龄人群不断萎缩的趋势而已。

欧洲和亚洲许多被低生育率困扰的国家警示我们，生育率一旦跌入低于更替水平的“陷阱”，想要回升将十分困难。

再看看现在的“80后”“90后”“00后”，无法想象今后的中国家庭会出现普遍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局面，也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在今后不会继续走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低人口增长率的时期，但没有经历过低生育率的时期。

我们对于生育率低下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二）人口老龄化将急速加剧

长期的低生育率，加上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使得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

有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们健康水平提高、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是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实际上这是一种过于淡化人口老龄化的看法。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速度太快，以致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漫长的过渡期逐渐适应。

二是数量过大，六普结果表明，我国目前60岁及以上老人已达1.8亿，占我国人口的1/7，老年人口数量的猛增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将形成巨大挑战，这在诸多方面已显示出来。

三是所谓的“未富先老”，中国必须在经济还不发达、时间也不充裕的情况下应对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这对经济、社会、政府、家庭都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

特别是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世世代代“养儿防老”，但由于生育率下降，农村家庭不仅子女数量减少，而且伴随着人口纷纷离开农村流向城市，使农村不得不面临比城市更为严峻的人口老龄化。

当然，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而是整个社会将变老且缺乏活力的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出现过急剧老龄化，人们已对人口老龄化表现出广泛的关注，但我们对它的认识尚在起步阶段。

（三）城市化将不断加速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的国家。

传统中国社会历来是农业社会，人口的主体历来是农民，但未来农村人口将成为少数人口，传统的“乡土中国”将不复存在。

虽然有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化尚存在“虚假性”“人为性”，但并不能否认城市化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然而，中国从来没有“都市社会”的经验，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要急剧转变成一个都市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

尽管人们对此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但不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口城乡比重的翻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将是革命性的。

这种变化绝不仅是人口分布的变动，还必将引发我国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

（四）流动性将继续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从过去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到现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城市到城市的流动、农村到农村的流动，人口流动已经呈现一种“全面开花”的态势。

六普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已达2.6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反映了我国人口流动浪潮的汹涌澎湃。

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变动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当前汹涌澎湃的人口流动浪潮标志着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与千百年来的“小农社会”彻底告别，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必将成为我国社会变革的强大推力，其深远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这既是人口转变的必然，也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

人口流动不应该被看成一种“非常态”的情况，人口的流动有很强的方向性和规律性。

事态的发展将使人们必须承认人口的流动迁移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现象，并可能成为主导我国人口态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

总的来说，我们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高度城市化和人口广泛流动的社会。

这些将不仅是我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我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这样的状况，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尚缺乏经验、缺乏准备、缺乏认识。

但无论如何，这些特点已成为科学把握中国国情的基本要素。

面对上述四方面前所未有的人口趋势，笔者在这里集中讨论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的问题。

尽管从理论上来讲，人口城市化是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必然进程，但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于是否应该实现人口城市化一直存在着一种踯躅不前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试图建立一个城乡分割的体制，走一条在没有城市化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为了实现人口城市化，而是为了获得大批廉价的劳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纷纷拆迁征地，出现了所谓“城市包围农村”的局面，但这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