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方志编修看国家主权行使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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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地方志一般是由中央政府统一号令，各地按照统一的体例和规范，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主持、指导下进行。

所以，古代地方志的主修者多是省、府、县的主官。

新到地方任职的官员，依例首先要阅读前人编修的志书，以为了解地情民风的入门；

在地方任职者，如受朝命或自认必需，就会主持续修地方志。

“盛世修志”之所以成为美谈，是因为在社会安定、文教兴盛的条件下，地方官可以动员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从事修志编史之类文化建设事业。

今以台湾为例，读者可概见古代“官斯土者”的施治作为以及从政兴文传统之一斑。

台湾修志自府志开始。

清康熙二十二年，朝廷命令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郑氏军队，澎湖一战定乾坤，清军兵临城下，明郑政权以投降告终。

清廷收复台湾后，于翌年即设府管辖，派官治理。

这就是清代朝廷文书及官员奏议所称“台湾纳入版图”之事。

事实上，根据考古资料和历史载籍证明，不但中国人早已发现台湾、涉足台湾，而且也是中国人最早管辖和经营台湾。

重要的是，在台湾收归清政权直接管理并派官施治之后，许多府、县主官都注意采风、修志。

官员们对这片长期孤悬海外的“蛮昧之区”都怀着神秘感和好奇心，因此对修志显得特别积极，修志活动尤为频繁。

以致有清一代治台不过200余年，仅《台湾府志》就编修了6部，平均30多年一修，这在其他省、府并不多见。

蒋毓英是编修《台湾府志》的第一人。

他于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受命首任台湾知府，其时适逢清廷诏令全国纂修地方志。

他遂亲自主持，并偕同诸罗县令季麒光、凤山县令杨芳声等共同纂成《台湾府志》稿。

数年之后，由蒋氏私家刊行。

因系私刻，故知者不多。

该志共10卷、25目，规模始创，缺略难免；

内容虽显单薄，梗概大致周详。

所载清初台湾人口、田赋、人物等资料十分珍贵。

第二部《台湾府志》系由台厦道高拱乾于康熙三十三年倡修，康熙三十五年刊行。

其内容大为增加，体例亦更臻完备，成为台湾府志中之代表，历史价值很高，后世续修府志者多以此为蓝本。

第三部是由台湾府学政范咸等于乾隆十年所修，称《重修台湾府志》，次年书成，第三年刊行。

该志共分25卷、12类、92目。

此志特别收录郑成功事迹，是前二志之所无，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可谓眼光独具，史识超卓。

这三本《台湾府志》于1984年由中华书局重新整理、点校出版，受到文史界及各研究部门的欢迎和好评。

编修台湾地方志的目的与意义，时人发表了许多好见解。

乾隆十二年，福建新任总督额尔吉善在为范咸《重修台湾府志》所作序言中称：

“今天下车书大同，各省及府概有志书，焕焉可述。

独台湾以一府数县，肇辟于溟蒙芴昧之中，垂六十余年，而有志书二十五卷。

吏治民俗，文教武略，洞源竟委，麟麟炳炳，几与中土埒，而恢诡有过焉，斯亦奇矣。

”作者指出，在国家统一，台湾入于版图，肇辟府、县，实施辖治之后，经几代人努力而有志书之编修，令时人、后人可以阅览借鉴，洞悉该地之政教民情、山川风俗等事。

他还从台湾的地理形胜出发，认为编修府志可知历代守土之吏“抚宁疆理”的情况，可知历任诸官的职司政绩，可见朝廷声教典文之影响。

福建巡抚陈大受在《重修台湾府志》序中称：

“台湾自入版图，垂今余六十年，卉服文身之域，茹毛饮血之俦，咸袭冠带、安耕凿，俗易风移，骎骎乎有中土之习。

”说明在清初统一台湾之后，莅台官员先后继踵，“抚绥民番，辑宁海疆”。

采取稳定、安抚的政策，以巩固海疆、团结百姓。

这种和平的教化政策迅速取得成效。

朝廷辖台不过六十年，台湾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其文明程度大进，民风士习犹如中原之地。

他还指出，这种历史的大变迁，应有翔实的记载与永久的彰显，故需“取旧志而重修之”。

于是有了范咸主修的《重修台湾府志》。

因此志书是主权施行的记录，是政绩事功的通书。

陈大受叙述台湾入清版图前的历史称：

“元、明以前，率为逋逃薮，故事多荒略，而其地亦莫可考。

澎湖之名，仅见于《隋史》，台湾则明季始称其名。

然不过为日本、荷兰停泊、互市之地。

既无历代废兴沿革、是非得失之概可资考镜，亦无文人词客游历寻览之迹可以感慨流连。

故述之者恒患不文，间有一二记载，又涉于奇诞，人往往视若‘齐谐’之志、‘山海’之图，用广异闻而已。

”这一叙述可见其史识高明。

他认为，在有志书专记台湾之前，人们对台湾的了解十分简略。

唯有台湾进入国家版图、官员入岛施治之后，所修志书对台湾的记述才堪称详尽、确实。

可见，志书编修必须以国家管治为前提；

守土临民者编修方志，本属国家行政辖治中应有之义。

地方志书绝非“齐谐”、“山经”之类游戏笔墨或猎奇文章，而是庄重严肃的文化典籍，是鉴古知今的政治文献。

同年，福建布政使高山也在《重修台湾府志》序中称：

台湾原为“海外荒岛”，为古地志书《禹贡》所不载，《职方》所不纪，自明天启朝才“稍与中华通往还”，至清初方入“圣人之治”。

一旦进入教化，便如“风行草偃，翕然向治，遂臻一道同风之盛焉。

”这话虽含夸饰，但也反映台湾“归化”后的实情：

“入其境，人民济济，无雕题卉服之状，盖浸润于教化，涵濡于养育者，深且至也。

”这种迅速而深刻的进化，正好说明台湾入于朝廷管治之后，社会全面进步，文教长足发展，确有日新月异之概，以致对照“旧有志乘”，便觉多需补充修订。

他自称“修台志者，予素志也”。

说明古代临民治事之官，都有修志之志或修志之举的。

所以，当他披览新修台湾府志之后，即予很高评价，称：

“一画开而天地辟，二气运而岁功成，台志修而圣治彰，所以宁不重欤？

”他把台志之编修与天地辟、岁功成、政治彰相提并论，以显其重。

同时也说明，政治之功能绩效，社会之发展变迁，皆仗志书的记载而传扬。

粮驿使者明福所撰志序则称：

台湾统一之后，“臣服其黎庶，郡县其土宇；

数十年休养生息，日就蕃昌。

土地、人民、政事之大，不可以无志。

”他应是十分明了国家治权与修志关系的人，故认为，政权管辖的土地、人民，必须通过修志加以记载；

官员的治绩事功，也需通过修志才得弘扬。

而且修志不能一劳永逸，尚需时时继纂续修，俾补其“规制事宜未尽洽备”之处，以便踵事增华，使后人“得其详且核焉”。

他意识到台湾修志重点所在：

“台郡孤悬海外，为各省之藩篱”，故“于防海港口出入、水道纡回，言之尤详。

必提其要害，纪其远近，使人因其形势以识控制之方。

”这里指出台湾修志的特别意义，在于使人知其形势之要，识其控制之方，以为安定社会、扞卫主权之备。

由此更见作者思虑之深、识见之远。

　　同时，署台湾道的庄年则在序文中强调，“台之启疆，虽已距六十余载”，经此管治之后，民众皆“就甄陶而乐化育，游惰向业，四民交励，五士迭兴。

蒲弭，讼狱息，刑措兵偃。

职官人物，炳炳烺烺，而风俗齐美”。

国家呈“文明熙皋之象”。

这些虽系歌功颂德之词，但也可见台湾“启疆”后的文明进步景象。

他还就修志的功用作了说明：

“志之所以导扬郅治，襄赞鸿谟，系苞桑而固磐石者，其有《豳风》、《无逸》之思乎！

夫岂等‘山经’、‘水注’侈乘槎之瑰奇，资操觚之博赡已哉？

”庄年认为，志书编修有助于弘扬善政、辅弼国策，有利于巩固政权、劝导民生，而不同于仅仅记载恢诡奇异故事佚闻的书籍。

这正是志书特殊功能之所在，也是志书长修不断的原因。

总之，从以上《重修台湾府志》的五篇序言看，这些封疆大吏或地方要员，都众口一词地强调志书纪实、存史的认识价值和资治、教化的社会功能。

他们作为“涉台”官员，都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出发，强调台湾志书编修的意义，可谓真知灼见。

相比之下，清代另外修的3本《台湾府志》，因其内容或技术原故，价值可能稍逊于以上3部。

因为，康熙五十一年，台湾知府周文元等所修《台湾府志》，只将高拱乾“志略”稍作增缮后仍分10卷刊行；

所增内容不多，故未见有太大的新价值。

但他再版后可供新一代官民了解台湾，故也具有认识价值。

乾隆五年，时任台湾道的刘良璧，提倡重修《台湾府志》，并于2年后刊行。

该志大半模仿《福建通志》体例，将高拱乾志的体例调整为20卷。

后人认为，刘氏的体例改动，并不及高拱乾所修志书“序列有体”，但其内容扩充、增加却不为无功。

其三便是台湾道余文仪于乾隆二十五年主持编修的《续修台湾府志》。

该书于乾隆二十九年刊行。

余志主要仿袭范志，篇目、体例未作改动，只增加“艺文”中的一卷。

不知何故，该志竟成为最后一部《台湾府志》。

虽然从技术角度看，续修的刘志、余志未能胜过前志，但他们与时俱进，补充数十年新增史料，其继踵接武的赞续功劳亦不可没。

从蒋毓英编修第一部《台湾府志》，至余文仪刊行《续修台湾府志》，首尾相隔不过80多年，竟连续编修6部府志，这在修志史上堪称奇迹。

朝廷和官员之所以如此重视台湾修志，其原因还在于，台湾岛长期孤悬海外，不仅面目扑朔迷离，而且弃留屡遭物议。

一旦纳入版图，莅治者随即察访记录，修志绘图。

因为，朝廷及官员都急于了解这一新归化区域土地、人民、物产的情况。

如今，庙堂之上关于台湾去留问题已经息讼，海洋之中守土临民之官也已亲见台湾形胜，自然不能放弃记述自己治下“荒裔旷土”变化的职责。

即使是局外的有识之士，也想确切了解这一“海外初辟之地”的实况。

另外，清初连修6部台湾府志恰好都在“康乾盛世”，这说明朝廷重视与物质具备确是修志的前提和关键。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澎湖志书的编纂上。

澎湖列岛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上古载籍虽多语焉不详，但至迟从宋代起，史籍已有明确记述。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学者楼钥在所着《攻媿集》中收载《汪大猷行状》一文，内记：

“四月，起知泉州，到郡。

……郡实滨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

”“公即其地，造屋二百余间，遣将分屯。

”宋理宗宝庆元年，赵汝适《诸蕃志》云：

“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据此可知，澎湖至少于此时已入中国版图，并受泉州府晋江县辖治。

史书还记载，元至元十八年，于澎湖设置巡检司，隶属泉州同安县；

到明代，该司尚撤、复不定。

至清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后，澎湖隶属台湾府台湾县，并置巡检司管辖。

雍正五年，改巡检为通判，设置澎湖厅，从此，澎湖建立了单独的管理机构，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划。

其后不久，澎湖便开始有修志之举，并且陆续还有专志、续志出现。

据记载，自乾隆初年至光绪年，150多年间，四修澎湖志，其所记内容不断加详，一如重新进入版图后历代官员编修《台湾府志》之举。

首修“澎湖志”者是澎湖海防通判周于仁与通判胡格，二人于乾隆初年任上共同撰成《澎湖志略》一卷。

周志因系草创，故而失之简略，但首创之功功不可没，可惜该志已湮没无传。

继起者是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任澎湖通判的胡建伟。

他于任上创建书院，亲校文艺，作学约，劝设塾，开启澎岛文风。

他以澎湖为海疆重地，而其历史于文献无证，且鉴于“周于仁仅成‘志略’一卷，语或未核，版亦失传。

乃竭力搜罗，辑《澎湖纪略》十二卷，刊之。

”其付梓当在乾隆三十六年。

胡建伟因当时澎湖初辟未久，“书籍无闻”，故重视资料的采集与考证；

其十二卷分纪十二类，“每一门类，务寻原委”，“俾后之作者浏览今昔，知所因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