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的背景党史知识大讲堂讲座 农村包围城市的背景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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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

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

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这场运动的掀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

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

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

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

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

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

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第三个内容，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

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

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

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

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

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

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

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

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

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

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

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人，山东党员8人，旅日党员8人。

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比如有的地方叫共产党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产党支部。

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还有直接就称共产党的，这是第三个内容。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二讲：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主讲人：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刘宝东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

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他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

”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个概括？

他讲的是一条道路，还是两条道路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两个概括讲的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不过一个讲的是广义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总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实现总战略的方法（三大法宝）和途径（农村包围城市）；

第二个讲的是狭义的革命道路，即专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

今天我与大家探讨的是后者，专门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开辟出来的。

我今天讲三个问题：

一是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

二是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

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

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

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

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

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

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

“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

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

“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

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

”“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

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

”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

毛泽东曾说：

“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

”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

“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

”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

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

“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

”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

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