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重新定义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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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指出：

“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

”①他说：

“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处反倒不多。

”在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念实际上也是晚近才诞生的。

直至１９世纪，比如在阿诺德看来，文学仍然包括了广泛的着述范围。

卡勒说：

“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的是２５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

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

文学，才不过２００年。

１８００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

……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

……比如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我们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

而在１８５０年之前的学校里，对它的处理则截然不同。

”②与审美主义的宣称相反，审美并不是文学的惟一目的。

班纳迪克·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小说阅读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创造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１９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

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说教课程，负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国之强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们心怀感激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迪文明的事业的参与者。

在国内，文学反对由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滋生出来的自私和物欲主义，为中产阶级和贵族提供替代的价值观，并且使工人在他们实际已经降到从属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点利益。

文学对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

”③

五四文学革命被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实际上，文学革命包括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白话文运动，是与现代个人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这一主题相关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运动；

另一方面是在科学、道德、艺术自治这一现代知识分化规范下的文学独立观念的确立。

胡适等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以白话文为媒介，建立现代的国语文学／国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以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个人为坐标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想象和价值空间。

同时，他们通过对“文以载道”观念的批判建立现代虚构的、想象性的和自律的纯文学观念。

也就是说，在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对立和断裂过程中，五四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认识。

这一文学革命是以“西化”的表达方式来完成的。

朱希祖在《文学论》里说：

“自欧学东渐，群惊其分析之繁赜……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皆有专着；

……故建设学校，分立专科，不得不取材于欧美或取其治学之术以整理吾国之学……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

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

……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

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

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

”④相对于现代的纯文学观念来说，传统的文学观无疑是“混沌”的。

然而，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它不仅是历史地生成的，而且它本身也处于一个特定的知识网络之中。

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是在一定的知识条件下才得以浮现出来，而黄远庸也正是从现代知识的分化中来谈论和“发明文学独立”的。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导致了传统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学制度的崩溃。

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是“文学的定义”，也就是对于文学“本质”的探求。

在《文学旬刊》第１号上，郑振铎开宗明义发表了《文学的定义》一文，郑振铎从与科学的对立中来定义文学。

茅盾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试图廓清传统对于文学的“误解”，并且重新寻找“正确”的文学定义和建立“正确”的文学认识。

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不满中国传统的文学知识，用“正确”的现代西方文学的眼光看来，中国传统的文学知识是“混乱”的：

“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

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

《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

还有二程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

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它做文学的。

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

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

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评’、‘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

”这两种陌生的、不同的文学知识的相遇，使人想起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中中国关于事物分类的奇怪和荒唐。

文学革命是传统文学知识的否定，是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

郑振铎说：

“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

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

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作品，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发明，新的基础。

”⑤文学革命是新的知识型的构造。

新文学倡导者们通过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建构了新的、现代的、“正确”的文学观念。

文学革命既是传统文学观念及其内在秩序的崩溃，同时也与整个社会建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相关。

文学革命后，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新的纯文学社团，出版了纯文学期刊，“文学创作”得到了凸现：

“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⑥在现代合理化的规范下，文学成为了一种分业。

１９２８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爆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折，与此同时，否定了五四的文学资产阶级观念及其知识规划，提出了“重新来定义文学”的要求。

　　一、“文化批判”

文学的重新定义并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整体变革的反映，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个部分。

正如文学革命的发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一样，１９２８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１９２８年文学的重新定义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资产阶级文化合理性的批判。

文学的重新定义是随着“文化批判”而发生的，文学的重新定义同时也是文化的重新定义。

１９２８年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和３０年代不同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

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才能够产生对于文学的正确认识，而不是执于某一“正确”的文学观念而遮断和否定其它的文学理解和认识。

１９２７年１０—１１月，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和李铁声等人从日本回国，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他们出版了激进的理论刊物《文化批判》，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和斗争，明确和积极地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性的清算和批判，有意识地要和五四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现代性进行决裂，通过这种批判和决裂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将中国的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成仿吾预言：

《文化批判》将在这一方面负起它的历史的任务。

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

《文化批判》将贡献文学的重新定义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火光。

这是一个伟大的启蒙。

⑦

《创造月刊》１卷８号上刊登的《文化批判》的出版预告预言“《文化批判》将在新中国的思想界开一个新的纪元。

”《文化批判》是后期创造社重要的理论刊物，尽管它一共只出版了５期，可是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却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而《文化批判》则通过对于资产阶级性质的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以及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造成了一场不同于并且超越五四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新的启蒙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比较，它们的主题、概念和知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１９２８年的“文化批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高潮。

在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思想发生了重要转折。

倾向于自我表现的创造社开始否定和抛弃他们自己个人主义的艺术主张，蒋光慈在《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中将文学研究会斥为“市侩派”，而成仿吾则视语丝派为“已经固化了的反动力量”。

茅盾、郭沫若和蒋光慈等人先后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第四阶级的文学”等口号。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一方面对于文学现状不满，另一方面又并不能提出新的理论口号，从而使文坛有力地转向新的方向。

只有待到后期创造社冯乃超、李初梨等人从日本带回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才真正引起了知识界的裂变，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文坛的彻底转向。

郭沫若在描述当时中国文坛以及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这种转变时说：

“新锐的斗士朱，李，彭，冯由日本回国，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

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地转换了过来。

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中也就退下了战线。

”⑧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现代的启蒙运动，是西方的知识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的征服、改造和重新组织的过程，一种新的知识诞生和兴起，同时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的诞生和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

在晚清，最初出现的主要是通过日本与西方文明产生了接触的知识分子。

这种接触，在文学方面导致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发生。

当时“新派诗”最明显的特征是“新名词”的堆砌。

也就是说，在晚清，是东洋名词的大量出现，并且最终引起整个话语方式的根本变化。

在五四时期，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新文化与旧文化对立的表征就是新名词的流行与旧名词的衰亡。

一个时代取代了另一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些名词覆盖了另一些名词。

在晚清，由于西方的入侵，西方现代“国家”的概念取代了传统中国“天下”的概念。

同样，体现在知识的形态上，“学校”取代了“科举”。

在五四时期，所谓新文化运动首先就是科学、民主、自由、个人这些新的名词和新的知识的产生、建构和扩散，现代“科学”与“民主”取代了传统“道德”与“礼教”，“人的文学”代替了“文以载道”。

伴随着１９２８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在《文化批判》和《思想》月刊上开辟了“新辞源”和“新术语”专栏。

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就介绍了唯物辩证法、奥伏赫变、布尔乔亚、普罗列塔利亚、意德沃罗基等新名词。

这些新名词的大量出现使１９２８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产生了知识和认识上的断裂。

在１９２８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中，一个关键词是“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

这一名词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现代的知识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