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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在海外十分畅销，曾多次再版。
林语堂和张爱玲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两人都熟悉中西文化，了解西方读者的审美及阅读习惯，作品以东方人物、场景为背景，面向西方读者，虽然展示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上海，但是已经让西方读者品得其中之韵味。
近年来，根据上海作家王丽萍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热播，成为上海文学形象对外传播的另一种形式。
上海文学的对外传播，已然有了成功的范例。
除了开展“上海写作计划”，还要坚持依靠本土的作家创作作品，通过各种合作形式，完成作品的翻译，最终进入外国文学体系并生根发芽，提升上海文学形象，传播上海文化和中国文化。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上海作家需要加强对上海文学的深度挖掘；
另一方面需要借助外国文学的译入，增强对外国文学体系的了解。
作为国内了解外国文学的主要媒介之一，翻译外国文学可以成为本土文学创作的有力准备，并提升上海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接受能力，实现上海文学的国际化。
最后，融合两者，创造出能够体现上海文学特色、容纳西方读者审美期待的文学作品。
研究文学的对外传播，首先需要对本国作品即将进入的外国文学体系进行了解、认识，而外国文学体系需要被放在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内部进行讨论。
埃文-佐哈尔指出：
“处于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可以被视作一个多元系统，即一个层次性很强的整体（astratifiedwhole）；
各种各样的层次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在整体运作。
”[1]埃文-佐哈尔以及其他学者采用“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相结合的方式来描绘一个文学系统的演化过程。
一个社会的文学被视作一个“系统”（system），它在较大的系统——文化这个“多元系统”（poly-system）内运作，而后者在更大的系统——不同群体的文化构成的“超系统”（mega-poly-system）内运作。
埃文-佐哈尔把一个社会的文学系统视作“多元系统”，根据需要，可二分为典范系统和非典范系统两种系统，也可二分为翻译文学系统和本土文学系统两个子系统。
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学体系而言，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生存空间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空间里的制约因素对两者的作用应该是相同的，即都要受到“文化建制”的影响和制约。
多元系统论研究的是“文化”这个多元系统内的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埃文-佐哈尔称其为“文化建制”[2]，包括意识形态、出版社、文学批评、文学团体以及其他决定品味或制定规范的工具）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文学走向世界，需要做到知己知彼。
上海文学对外传播的成功，一方面需要考虑到翻译目的语国家的文学空间及体系外的文化建制的影响，来反观上海文学的实践，汲取有益的文化思想内容，深刻了解中西方读者的文学评论，从其中汲取有利于上海文学创作的理论及实践经验。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于外国文学体系的汉语译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翻译文学，来构建外国文学体系。
翻译文学应该被扩容为翻译文学体系，即包括外国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翻译；
除此之外，还要关注文化多元系统甚至超系统的翻译。
上海的几大出版社与文学杂志一直以来认真翻译文学作品，介绍文学理论，积极构建外国文学体系。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断引进主要作家的作品，完善作品子系统；
尤其注重国内特别需要的文学类型的翻译。
二是引进外国文学理论，特别注重引入作家的理论思考。
三是尽力引进外国文学批评作品。
四是超越文学子系统，积极翻译了许多社会思想方面的著作。
一文学作品翻译现状
对于主要作家的作品的翻译，从关注其获奖作品和代表作，走向全面引进作品，甚至是作者的传记作品，从而全面展现作者的创造成长历程。
这样的全面引入，为中国文学工作者研究其文学创作的内在机制、创作规律，揭示作者的内心提供了更全面的文本，有利于中国文学理论水平的提升。
如上海译文出版社从2008年开始引进英国大师级小说家格雷厄姆·
格林（1904～1991年）的作品，到现在依然在进行中。
其小说分为侦探小说和悬念惊悚小说两个类型，分别偏重于娱乐性和文学性，作品中还经常包含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比如《权力与荣耀》（ThePowerandtheGlory）。
最新引进的一部格雷厄姆·
格林的文集《生活曾经这样》，是作家叙述自己传奇经历的一部名著，作者称其为“自传作品中最出色的成就之一”。
该作品回忆了作者中学时代和在牛津大学求学的生活、经历，他的青春岁月，他如何迷上俄罗斯的轮盘赌，他的婚姻，以及第一部小说出版后如何匆忙从《泰晤士报》社辞职成为专业作家的，主要是其创作生涯准备期的经历。
这些作品有利于在中国构建侦探小说和悬念惊悚小说的文献类型，也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另外，各大出版社始终坚持城市文学作品的翻译引入。
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使坠落的城市》，讲述1996年1月29日晚，一场无名大火烧毁了历史悠久的威尼斯凤凰歌剧院。
作者约翰·
伯兰特恰在火灾3天后来到威尼斯，和15年前在沙凡纳一样，他扮演起记者兼侦探的角色，渐渐介入这个水上奇都的生活中，在复杂如威尼斯城中小路一样的人际关系中，见识到城与人的本相。
随着作者的探寻，一座座古典宫邸打开神秘的大门，一个个贵族名人或者是无名小卒说出了心里的秘密。
《天使坠落的城市》既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威尼斯凤凰歌剧院1996年确实毁于大火），又是一部悬疑小说（这场火灾相当扑朔迷离）。
很多读者对威尼斯历史与文化的介绍非常感兴趣
上海的出版社现在都注意系统全面引进重要作家的作品，丰富现有的文学类别。
但是其中也暴露出翻译上的一些问题。
同一作者的作品，被不同的译者翻译，虽然译者翻译的水平都不错，但是译者的风格各异，对于原作风格的传译会有影响。
有时，也会出现同一译者翻译多个外国作家作品的情况，可能妨碍不同外国作者的风格多样性再现。
希望以后对重要作家作品的翻译，能够呈现出与原文贴近的写作风格，才更加有利于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风格的了解和学习。
二文学理论的翻译
文学理论的译介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英语语言文学的研究学者，经过阅读英文资料，形成自己独特的对于某个重要作家的看法。
这些研究是对外国文学体系中重要作家的译介，并且融合了中国学者的文学见地。
在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的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中，郝桂莲所著的《反思的文学：
苏珊·
桑格塔小说艺术研究》，介绍了苏珊·
桑格塔的小说艺术，如叙述主体观、小说情节观、人物观、形式观等。
刘克东的专著《趋于融合——谢尔曼·
阿莱克西小说研究》详细全面地介绍了印第安文学的3个阶段等。
以前文学理论译介，主要是翻译关于外国文学历史、流派等方面的原著，只表现了外国文学体系内的思考，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的文学实践和理论脱离。
现在这类由中国学者，经过国外访学，对自己关注的外国作家及文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融入了自己的视角。
第二类是翻译和引入外国作家总结自身的文学创作实践而写成的理论著作。
此前，针对这些外国作家，工作重点在于翻译他们的文学创作。
近年来，他们的文学理论越发受到重视。
2004年、2011年、2012年，米兰·
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被复译三次。
在书中，米兰·
昆德拉自认并不擅长理论，其思考是作为实践者而进行的，隐含着作者对小说历史的理解，以及作者关于“小说究竟是什么”的看法。
2012年，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卢丽安翻译了戴维·
洛奇的《小说的艺术》，戴维·
洛奇展示了自己对重要小说家及他们的小说作品的研究，如乔治·
艾略特、爱·
摩·
福斯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著者介入，托马斯·
哈代小说中的悬念设置技巧等。
由于这些文学理论以具体作家的创作实践为基础，并对创作技巧进行了深入的、立体式的分析，所以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摆脱了以往的理论引入与创作实践脱节的缺陷，体现了上海结合国内文学现实需求，以前期翻译文学作品的体系为基础，完善了文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
三文学批评的翻译
由于外国学者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批评相对较为零碎，国内对这些文学批评的翻译也很难成为系统的工程，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批评还是蔚为可观的。
近年来，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断被翻译进来，为中国作家和研究者提供了对比中外文学的独特视角，给中国作家评估中国文学价值、了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有利与不利条件打开了一个窗口。
从2004年开始，三联书店翻译了美国著名汉学家及文学家宇文所安的《初唐诗》，其后宇文所安的唐代诗歌研究与批评文集，《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陆续引入，从而构成完整的“唐诗四部曲”。
该系列著作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最近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一书中，作者继初唐、盛唐、中唐后，将焦点集中于晚唐的诗歌与文学史，重点落实于对几个代表性人物的研究：
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
宇文所安认为，晚唐的诗风与盛唐和中唐的诗风相比，发生了急遽转变。
这些作品的译者，有不少人在美国大学获得了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目前，上海的出版社主要引进的是西方文学批评家对西方文学作品、作家及文学现象的批评。
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2年推出了《艾略特文集》五卷本，几乎囊括了艾略特作为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所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其中《传统与个人才能》卷共收录了艾略特在1919～1936年期间18篇评论文章和演讲稿，记录了艾略特对英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重要性的代表诗人进行的审视，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手法的独到见解。
《批评批评家》卷收录了艾略特从1917～1961年间的9篇评论文章和演讲稿，艾略特论述了文学批评的运用，评价了对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若干作家，并强调了接受真正的教育的重要性。
艾略特因诗作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常被提及的身份是诗人。
该套文集主编陆建德表示，艾略特在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上的成就，因为缺乏系统的译介而被忽视。
通过译介这套文集，艾略特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将在中国读者面前得到充分展示。
当然，其批评方法及独特见解对于国内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真知灼见常呈零散状态，很接近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系统性、整体性有所欠缺。
就目前来看，上海的出版社尚未翻译、引进外国比较文学专家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批评著述。
这对于我们评估中国本土文学在外国读者中的影响，进而了解中国文学，特别是经典文学在国外的接受情况，难免是一种遗憾。
希望以后可以有这方面的翻译，对现有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的翻译体系形成补充。
四文化超系统：
外国社会思想的翻译
很多学者尖锐指出了当代文艺创作对深度模式、历史意识、主体性和价值的削平，这种削平无疑使文学创作陷入了危机之中。
“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
”[3]而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却无法表达这样的精神境界，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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