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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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8期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
林毅夫 任若恩
内容提要:
由克鲁格曼挑起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也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热烈讨论。
国内许多研究试图沿用克鲁格曼的立论所依据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对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进行深入考察有助于对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和理解。
本文力求通过对有关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对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发展和理论基础的深入分析,以及对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经验的回顾,来论证克鲁格曼当年挑起这场争论的出发点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意义存在误解,在经济学理论方法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
因此,我们不应该以克鲁格曼的方法和立论为依据,继续宣传与此有关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
本文在对克鲁格曼挑起的这场争论的回顾中,总结了几点对中国未来发展有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
东亚经济奇迹 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模式
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很多研究尝试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以此判断我国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据此提出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建议。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原因之一是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依据其他一些人对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于1994年在国际甚有影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东亚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贡献,因此,他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所谓的东亚奇迹,并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
克鲁格曼的观点提出后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一场争论,但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预见了后来的危机,因而成为国际舆论界的主流观点。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深受克鲁格曼的影响,争论中许多学者依据克鲁格曼的观点来评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并提出放弃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主的增长方式。
本文将澄清克鲁格曼论断的假设,指出他关于东亚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无关的观点的缺失,并讨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
在本文的第一节中,我们将首先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做一简单的历史回顾;第二节中,我们则将根据学术界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世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评价克鲁格曼的观点,并说明克鲁格曼的观点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第三节主要讨论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启示。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
100871,电子信箱:
jlin@ccer.edu.cn;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
100083,电子信箱:
ruoen8324@sina.com。
林毅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五211工程项目WTO之后的中国经济对本文研究的支持。
任若恩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0173029）、重点项目（项目编号70531010）、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521001）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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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由来
1世界银行报告的基本结论
克鲁格曼对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源于世界银行193年出版的一本著名报告东亚的奇迹:
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TheEastAsianMiracle:
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WorldBankPolicyResearchReports,1993）。
世界银行的这本报告试图分析并总结东亚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增长的经验,并希望通过总结这些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出道路。
世界银行报告的主要结论如下:
a.坚持宏观管理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低通货膨胀,有利于鼓励固定资产投资;谨慎的财政措施,辅之以其他措施保证经济增长中的公平共享与高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利于出口竞争性的汇率政策;金融发展和逐步的自由化保证国内储蓄的最大化,推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与全球金融系统的融合;尽可能减少价格扭曲;采取措施推进初等教育,创立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结构,以利于外向经济的发展。
b.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保证长期发展意愿的实现,追求产出与就业的快速增长;
政府与工商业之间的互动,同时政府要在工商业者之间创造竞争的环境。
c.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额;外向发展政策加上汇率政策,就成为达到外部平衡,产生加速GDP增长的需求,促使生产吸收技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东亚政府有选择地选取了关税保护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其中不乏道义规劝、补贴和金融手段,使得实业界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d.政府清楚地表明了可以获得政府支持的条件,方法是实用的,手段可以灵活使用,在目标不能完成的时候将废止使用。
2克鲁格曼的批评
按照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教授Bhagwati（196）在Cornell大学的一个演讲的回顾,在克鲁格曼之前耶鲁大学的T.N.Srinivasan教授就对世界银行的研究加以批评,他的理由和克鲁格曼的批评一致,认为在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增长中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进步的作用或效率的改善。
东亚经济的重要推动力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80%,因此没有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
引起国际舆论界高度关注的则是克鲁格曼1994年在外交杂志（ForeignAffairs,1994）上发表
的一篇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MythofAsiasMiracle）的文章。
克鲁格曼对东亚增长模式的批评主要依靠了Kim和Lau的研究（1994）及Young（1992,1994）的实证研究,因此,我们称之为KrugmanKimLauYoung批评。
克鲁格曼认为:
美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则主要靠要素投
入的增加,前苏联的增长方式不能持久,导致最后的崩溃;而东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也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因此,他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也是不能持续的,是纸老虎。
后来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使他的观点大为盛行。
3一些经济学家对克鲁格曼批评的批评
其实克鲁格曼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接受,他的文章发表后,国际学术界就有一些系统的批判,但未为国内学术界和媒体所关注。
下面主要介绍3篇对克鲁格曼文章的系统批评。
第一篇文章是前面提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Bhagwati,他1996年5月3日在Cornell大学的一个
讲座中全面批评了克鲁格曼的观点,其主要结论如下:
a首先东亚经济奇迹是现实的存在,而不是如克鲁格曼所说的神话,东亚奇迹的主要表现就是私营部门投资增长得如此之快,这是其他国家历史上难以比拟的;
b这样一种基本面的突出特征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c大量出口收入的增长可以有能力大量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这样在快速增长的投资中能够含有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的成分。
这一结果导致了双重的收益,一方面是出口推动的投资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d由于东亚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较高程度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新一代资本品的社会贡献大大高于相应的国际成本,因此进一步强化了进口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e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贸易一样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反映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成功,而进口替代战略的不成功则是由于既不能吸引较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不能从这些投资中获得较高的回报;
f人们所关注的产业政策与东亚经济的增长关系并不大,甚至有负面的影响;g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在一些其他国家得到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后果;
h他特别指出克鲁格曼把前苏联与东亚相比较是错误的,前苏联的增长依靠公共储蓄与投资,而东亚依靠的是私人储蓄和投资,在吸收外国技术方面也不同,因此亚洲经济的增长与前苏联不同,是可以持久的。
第二篇文章由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EdwardK.Y.Chen,1997）写成。
陈坤耀原任香港大学教授,是国际学术界最早研究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学者,他对克鲁格曼文章的批评更多集中于克鲁格曼的文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误解,陈坤耀的文章包括了一些偏重技术层面的分析,也更多触及了克鲁格曼的文章在经济学理论方法方面的缺陷。
陈坤耀对克鲁格曼文章的主要批评可以概括如下:
a在经济增长的核算中,作为技术进步代表变量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核算中的残差,因此,很大
程度上决定于投入要素的数据是如何测定的;
b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争论,与所用的数据有关,也与相应的定义和概念有关,他认为克鲁格曼、Young和许多参与这场争论的人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的发展,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出现了错误;
c陈坤耀论文的最重要贡献是清楚地区分了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区别。
他指出:
在实证研究中,一些人习惯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
所谓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两类。
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测定的仅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
因此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比较低,只说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比较低,而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仍然是存在的。
更准确的表述是,全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Hicks中性的（Hicksneutral）技术进步。
而在一般场合人们所谈论的技术进步的范围要大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不等于技术进步,而且,取得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并非没有成本。
基于这些,他认为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批评是一个误导。
第三篇文章是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Felipe,1997）,在这篇研究报告中,作者对亚洲地区有
关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做了系统、深入的评述和分析。
作者在分析方法层面的讨论是比较深入的,所指出的许多问题与上面所介绍的陈坤耀的论文的分析比较接近,在此不再赘述。
但Felipe的分析走得更远,他几乎怀疑在目前这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内能够正确地理解亚洲经济发展过程的实际意义。
在此特别需要提到中国学者郑玉歆的文章（1998）,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比较早,但对克鲁格曼
文章的主要问题都涉及了,例如文章正确地指出了由于方法不同、数据不同而可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估计,因此直接在国家之间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所可能产生的误差。
该文章还指出了在分析中生产函数设定不同的重要性,以及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上所已经出现的混乱。
郑玉歆的文章对克鲁格曼的文章及相关文章中在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做了十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该文章还正确地指出了要素投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时间变化的,是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和要素的性质密切相关的。
十分可惜这样一篇指出克鲁格曼的文章中的基本问题,并加以深入分析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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