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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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正在以现代的形式复活，并对现代经济学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对19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支增长理论上：

一是笔者介绍过的以Nelson和Winter（1982）开创的、以演化的视角关注异质性和结构变迁的演化熊彼特主义的增长理论（刘志铭、郭惠武，2006）；

另一支是以Aghion和Howitt（1992，1998以下简称A—H）为代表的，在新古典框架下纳入垂直质量改进过程的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可将其称为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有时它也被称为内生增长的熊彼特方法或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Mulder，etal.，2001；

AlcouffeKuhn，2004）。

　　在熊彼特（1934）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

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

在新古典框架下把熊彼特的这一“创造性破坏”的思想纳入增长理论并对其形式化的尝试最早始于Segerstrom，Anant和Dinopoulos（1990）的研究，之后，从A—H（1992）与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经典文章开始，熊彼特的方法已经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方法。

A-H（1992）建立了一个包含随机因素的、由垂直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在以后的十几年中，A-H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这个“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下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失业、市场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与增长以及制度与经济增长等广泛的结构问题。

本文拟对以A-H（1992）的基本模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作一系统介绍。

　　一、将“创造性破坏”内生化的基本模型

　　A-H基本模型（1992，1998）假设社会中存在三种可交换的物品：

劳动力L、消费品y和中间品x。

经济参与人长生不老，利率r不变。

劳动力可用于两种用途：

中间品的制造和研发，在研发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为n。

消费品的生产投入只有中间品，其方程为：

y=AF（x），其中A为生产力参数。

中间品由劳动力一对一地生产，所以可以用x代表中间品制造部门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

研发部门主要从事中间品的研发，创新的到达是一个泊松过程。

创新的泊松抵达率是λn，即在研发部门投入的劳动力越多，创新成功的概率就越大，λ为固定参数。

模型中假设新技术会完全取代旧技术，拥有新技术的中间品制造者成为中间品市场的垄断者，并且专利法对技术进行永久性的保护，直到有更先进的技术出现，这种垄断地位才会消失，这就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

t表示创新发生的次序。

中间品创新的结果是推动生产力，具体地，是增大消费品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参数A，At+1=λAt，γ为创新对生产力提高的规模。

　　模型主要通过研发者、中间品当前垄断者以及劳动者的最优化来确定劳动力在研发和中间品的制造这两个领域的配置，进而得出在均衡配置下的经济增长路径。

　　劳动力比较中间品制造部门和研发部门的工资决定自己在哪一个部门工作；

中间品创新成功后，中间品的垄断者的优化决策决定x的产量。

研发者通过研发活动的优化确定研发的投入。

研发的期望利润为：

λntVt+1-wtnt，其中wt是研发部门劳动力的工资，Vt+1为第t+1次创新的价值。

研发部门最优化的条件是：

wt=λVt+1；

第t+1次创新的价值Vt+1由下面的资产方程决定：

rVt+1=πt+1-λnt+1Vt+1，该方程表示某一次创新的价值是在其生命周期内所产生的垄断利润流的净现值。

nt+1为第t+1次创新之后的研发投入。

方程体现了“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即第t+2次创新成功后，第t+1次创新所获得的技术将完全被替代，所以第t+1次创新的未来的利润流要减去下一次创新造成的损失，并且，nt+1越大第t+1次创新的价值就越小。

进一步：

该式的分母体现了“创造性破坏”。

综合以上式子，可以得到：

　　为经生产力参数调整过的工资和利润。

这个等式就是研发者的套利条件，也被称为自由进入条件，它综合了中间品的生产和研发活动的最优化问题，即劳动力L如何在两种用途上分配能够同时达到中间品制造部门、研发者和劳动力的最优，即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

另外，引入劳动力市场出清等式（或约束等式）：

　　联立

（1）和

（2）两个等式，可得出均衡时的n和ω，并且这个均衡（）是唯一的。

得到均衡值n就可以得出均衡增长路径。

因为At+1=γAt，并且yt+1=γyt，所以可以得出对数化后的平均增长率为：

g=，由此公式可以看出研发投入n是经济增长唯一内生的动力。

由于工资、利润和最终产出都是以γ的规模增长，所以这也是一个稳态均衡。

模型中可以把创新规模γ内生化，γ一方面影响创新的抵达率，另一方面，最优的创新规模也要由模型来确定。

创新抵达率由研发投入决定以及创新规模的内生化共同体现了技术或创新的内生化，从而也使得经济增长内生化。

　　在熊彼特方法的基本模型建立起来以后，Aghion和Howitt等学者运用这个模型讨论了一系列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更广泛的经济结构问题。

由于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在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动态过程方面的深刻洞察，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相比于其他内生增长模型，在分析这类问题方面显得更加有力。

　　二、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

　　经济增长与失业是宏观经济永恒的主题，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这两者通常是分开进行研究的。

失业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周期的结果，在长期，失业率由自然失业率来确定，而经济增长对自然失业率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A-H（1994）在1992年的基本熊彼特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技术进步背景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其他一些学者则对A-H的这一研究扩展至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况下的增长与失业，就业政策对增长与失业的影响等方面。

（一）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和资本化效应

　　Pissarides（1990）在其均衡失业理论框架下，借助搜寻匹配理论比较早地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增长对失业存在两个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经济增长会提高工作转换率，而这会提高自然失业率；

另一方面，更高的生产力的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新工作岗位的回报，这又会引致就业的增长，最终降低自然失业率，这被称为资本化效应。

　　A-H（1994）在“创造性破坏”的框架内，以Pissarides的搜寻匹配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创造性破坏”效应和资本化效应。

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使用旧技术的部门和企业，导致劳动者的失业，这被称作经济增长对失业的“创造性破坏”效应。

当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时，技术进步使得创建一个生产单位的报酬也增加，这将鼓励投资者依据新技术去创建新的生产单位去赚取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利润，从而吸收新的劳动力，这被称为资本化效应。

　　对于“创造性破坏”效应，假设工人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匹配速度为m（1，v），其中1表示参与匹配的总劳动力，v表示空缺的总岗位数。

m为v的增函数。

在稳定状态，总的空缺岗位数v保持不变，均衡的失业率由下式决定：

　　其中u为失业率，S为生产单位的生命期，p（v）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流量，等于工人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匹配速度，即。

上面公式的左边表示工人失业的流量，用生产单位老化的频率（即）乘以当前仍在生产的生产单位数目（1-u）；

右边表示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的流量。

（3）式可变形为：

u=1-p（v）S。

　　当由技术推动的增长速度加快时，生产单位的生命期S会缩短，使得工作岗位的破坏速度加快，均衡的失业率上升。

这是“创造性破坏”的直接效应。

另一方面，生产单位生命期缩短时，缩短了生产单位的投资回报期，这阻碍了新生产单位的建立，空缺的岗位降低，失业工人找到工作的流量（即p（v））减少，这又使得失业率上升，这被称为“创造性破坏”的间接效应。

　　对于资本化效应，在模型中，研发的自由进入条件为：

其中，d为经生产力参数调整过的研发沉没成本，λV为研发的瞬时预期收入，λ为创新的泊松抵达率，r-g为资本化该项预期收入的净贴现率。

当增长率提高时，净贴现率r-g下降，意味着创新的净现值上升，这会刺激研究机构的进入，而当更多的研究机构进入时，也就有更多的未来生产单位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即v会上升，从而降低失业率。

这就是经济增长对失业的资本化效应。

在模型中，当p′（v）很大时，g接近于r，资本化效应起主导作用，当p′（v）很小时，“创造性破坏”效应占主导地位。

　　A-H（1994）模型中只有技术的全面更替，没有逐步的技术更新。

Mortensen和Pissarides（1998）则引入技术的逐步更新进一步讨论了Pissarides（1990），A-H（1994）提出的资本化效应。

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对新技术的采用区分为两种：

一种是通过摧毁旧的工作岗位来采取新技术；

另一种是企业保存旧有的工作岗位，使原有的劳动力，更新原有技术。

采用更新技术的方法要承担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购买体现新技术的机器设备以及培训原有工人操作新技术的费用。

在模型中，当技术更新成本比较低时，企业倾向于保存原有工作岗位，使原有工人逐步通过内部革新来更新其技术，结果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降低了失业率；

而当这种成本高于一定的值时，技术的进步会导致更多的工作岗位被破坏掉，这样，经济增长会提高失业率。

所以在资本化效应发挥作用时，企业采用新技术的不同方式导致经济增长对失业的影响也不相同。

（二）就业政策对增长与失业的影响

　　Mortensen（2005）进一步把搜寻匹配理论与A-H（1994）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容纳经济增长与失业相互联系的分析框架，并在框架中融入了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试图分析政府就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影响。

在模型中，政府可使用两种就业政策：

工资税和失业保护政策。

就业政策是工人就业的机会成本，它构成了厂商建立新工厂的成本。

在加人工资税τ时，企业主雇用一个工人需要支付w（1+τ），所以工资税提高了厂商的成本，使得失业增加，但在模型中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确。

就业保护政策是指企业在倒闭时要为工人支付一笔费用，它的存在会降低企业进行创新的现值，这意味着技术垄断企业在下一次创新到来时的损失会增大。

因此，就业保护政策一方面由于雇用劳动力的成本增加会导致失业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降低了厂商创新的积极性使得增长率下降。

这意味着就业保护政策的存在使得经济增长与失业呈现负相关关系。

　　（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情形下增长与失业

　　Boone（2000），Lingens（2002）以及Meckl（2004）在“创造性破坏”的框架下研究了存在工会讨价还价、效率工资等劳动力市场不完全因素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的关系。

　　Boone（2000）研究了在选择不同的创新方式时企业决策对失业的影响，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