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点问题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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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官方数据中的中国人平均寿命是75岁，照这样规定，四川通江的某些老人，岂不是都活不到够办寿宴资格的那天了？

办婚宴要有证明，办寿宴要够年龄，办丧事还要申请……规定本身是为了规范如今农村里动辄大摆筵席的现象。

但是就普通民众的人情来往而言，虽然随之带来的是铺张浪费，或者是已经被异化的人情负累，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只要没有越过法理边界，便不能动用行政力量来管制，也就是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

而在此规定在网上遭到炮轰之后，当地官方“处罚不是主要，主要还是引导”的回应，也让这个规定陷入了一个悖论：

通知里的监管办法是“除按《村规民约》处罚外，纪检监察、工商、卫计、公安等部门要按相关规定从严、从重、从快追究”，在具体落实的时候还能“仅是引导”吗？

而既然是以引导为主，为何还要写在通知里浪费行政资源？

在此事中，无论是“为村民好”，还是“这是老百姓希望的”，都不足以成为当地官方插手个人私权的理由。

对民众来讲，他们有“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权利，而对于地方政府，也该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权力越界的借口。

应看到，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的基本职能必须落在公共服务上，要明确公域和私域的区分。

这理应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共识，本不应该被反复重申。

以“初衷良好”之名，而行擅权越法之实，本质上是对权力谦抑的一种嘲讽，而且从实效上看，权力僭越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往往较其要规范的“不良风俗”更为严重。

对于地方政府，移风易俗也不一定非要动用行政命令不可，引导当地村民自行制定“村规民约”，用“村民自治”规范约束，似乎是更好的方法。

借200万尽孝：

以恶心换网红？

如果“借200万孝敬父母”基本不可能实现，甚至又是一次炒作，我们却在点评“孝道的方法”，是不是有些“南辕北辙”？

近日，一篇名为《川师大女学生向社会借资200万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帖子在网络上走红。

文中，自称川师大毕业的21岁女生某某希望有人能够“支持”她200万元，可以为父母在城里买一套房子＋装修＋两份社保，目前还没有工作的她承诺将在15年内将贷款还清，并且承诺“我的后半生将为你而活，创造的财富都可以属于你”，最后，还附上了自己的几张靓照。

“借200万提前孝敬父母”，让这位同学一夜间成为网络名人，在我看来，这也许就够了。

至于说，会不会有人借给她200万，她的父母会不会同意这样的“孝敬”方式，可能都不重要。

有专家说：

“她如果凭自己的能力挣了3000元钱给她父母，都算孝顺。

但是这种想要靠别人来帮忙尽孝道的方法，她父母知道后，心里也会难以接受的。

”而我认为，如果“借200万孝敬父母”基本不可能实现，甚至又是一次炒作，我们却在点评“孝道的方法”，是不是有些“南辕北辙”？

当今时代，网络上的信息量太大，一件事、一个名字用键盘敲打上去，就像往大海里倒进一滴水。

而如果哪一滴水在网络的大海中能够吸引眼球，让这滴水红上哪怕只是一阵子，这滴水恐怕就不得了了！

我们不会忘记，有些人为了在网上走红，甚至不惜以“遗臭万年”的方式。

而事后，我们会慢慢发现，不管是“遗臭万年”，还是其他什么，都有专业团队策划炒作的身影。

芙蓉姐姐是这么红的，凤姐也是。

尽管红得并不好看，但毕竟是红了。

至于这位女生的帖子里说，“我的后半生将为你而活”，再加上自己几张靓照，到底有没有其他意思，那就不好说了。

网络时代，只要先红起来，有些事就好办。

比如，前几天有一位老师辞职，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语而火，居然有一些单位请她代言广告。

但她不愿意去，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换了别人，也许不一定呢。

当然了，如果成名，成为网络红人之后，这位女生会因此而获得很多的机会，无需借200万元，也就不存在后半生“为谁而活”的问题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真的无法预料，这位同学的“异想”会不会真的“天开”。

但是这件事情，以孝道的名义，将暧昧与孝道交缠在一起，最后的诉求却是金钱，这是对孝道的侮辱，如果是炒作，也是一次很low的炒作。

征收“网络红包税”需审慎考量

无论“网络红包税”是否在酝酿中，可能的征税名目、成本都值得和需要充分考量，即便是为堵住偷税漏洞计，也要避免对小额红包的“误伤”。

日前《中国日报》报道，税收部门可能引入监管新规，对个人接收企业发放的网络红包进行征税。

尽管只是“可能”，具体信息尚待确证，但该消息甫一传出，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此次传闻中的对“网络红包”进行征税，税收部门提出的征税对象是企业向个人发放的网络红包。

这种网络红包涉及个人和企业两方，有些专家建议以“偶然所得”对“红包税”进行界定，亦即是说对个人接收“网络红包”（企业发放）的所得进行征税。

网络红包是移动互联时代企业营销的新生事物——根据腾讯公布的数据，在今年2月18日至23日的短短6天内，用户总共发送了32.7亿个红包，这其中企业营销性质的“网络红包”占了相当一部分。

不可否认，从企业营销的角度，尽管网络红包的馈赠性质明显，但其本质属性仍是营销推广的手段之一，故而，对个人接收企业发放的网络红包进行征税，存在一定合理性。

更何况，即使单纯从馈赠的角度看，我国税法也有明文规定，“个人接收企业的礼品券、有价证券、现金实物都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但也应看到，针对“网络红包税”，就算其理论成立，也得虑及某些现状。

首先，企业用于营销性质向广大用户发放的网络红包，尽管总额往往巨大，但具体落实到个人，一般往往仅有几元钱甚至几毛钱。

若对个人用户接收“网络红包”如此微小的个人所得征税，很难借鉴当前彩票收入征税的“意外收入”名目，因为针对个人彩票中奖早有明文规定，“一次中奖收入不超过1万元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其次，征收“网络红包税”，还得考虑征税成本的问题。

对于个人网络红包所得，税务部门固然可通过企业（发放红包主体）支出，详细了解到单次企业发放红包的总额，但是，纳税主体并非发放红包的主体（企业），而是接收红包的主体（个人），而对个人红包所得逐个而非随机核实，应该说其甄别、核实、统计成本相当巨大，如果单个红包数额较小，很有可能其征税成本要远超过其征税所得。

当然，税务部门也可以直接从发放红包的主体（企业），一次性代扣“网络红包税”，如此征税固然简单轻松、且看似无一“漏网之鱼”，可这又明显与征税程序不合，更直接加重了企业负担。

其实，在个人用户单次接收“网络红包”过于微薄及纳税成本过于企高的情况下，征税部门或许没必要锱铢必较。

而要规避借红包形式的偷税漏税行为，该考虑的也是制订相关法律设立适宜的起征点。

不然，对几块几毛钱的红包征税，不仅纳税成本过高可能会得不偿失，更有可能会对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的赢利能力、乃至生存能力造成冲击。

毕竟，不管是向用户征税、还是直接从企业代扣，其最终均增加了企业的营销成本，而相对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的营销，更依赖于低成本的移动互联网创意营销、而非密集的大手笔广告投放。

因此，无论“网络红包税”是否在酝酿中，其征税名目、成本都值得和需要充分考量，即便是为了堵住偷税漏洞计，也要避免对小额红包的“误伤”，这样才能做到情与理兼顾。

勤思考也是爱劳动

日前，教育部联合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负责人指出，当前，由于各种原因，中小学生劳动机会减少、劳动意识缺乏，出现了一些学生不会劳动、轻视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

从社会来讲，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思想有所蔓延，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被淡化。

在年轻人不爱劳动的问题上，必须承认，组织批评得很到位。

你往身边一看，多少“啃老族”正靠着父辈的积累，在建立他们引以自豪的交际圈。

并且，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什么“投胎也是一门技术”，“我爹就是有钱”，动辄掏出最时尚的物件刷爆朋友圈，听得、看得人都牙痒痒。

从某种意义上说，部分父母过于纵容，导致这些年轻人手里的钱来得太容易，正是不劳而获思想逐渐蔓延的原因之一。

这是人性使然。

有意思的是，在另一些出生草根的年轻人身上，我们也容易看到这种趋势，就是吃的、穿的一样都不能少，但最好也能不劳就不劳，少劳一点是一点。

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最好躺着就能挣钱。

按理说，没有突出的天赋，没有父辈的支持，年轻人应该更勤奋才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

再后来，慢慢地，我也理解他们的苦衷，当社会阶层越发板结，上升通道被堵塞，付出和回报就越发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奋斗的确需要勇气。

说回体力劳动，其实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拿国人最爱干的种菜来说，你再有劲头，首先你都需要有块地。

如今连农村的地都不多了，何况城里，看看那些被前辈种过菜的地方，小区绿地、公共平台，道路绿化带，哪个没有遭到吐槽乃至举报。

学生想种菜就更难了，以至于听说有陪读的中国家长在耶鲁大学的荒地种菜，听来仿佛天方夜谭。

实际上，国内大学让学生种菜也不安全，几乎我们每年都能听到有农学专业的菜地被盗，导致学生毕不了业。

好在劳动的内涵不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

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历朝历代的孩子，都没有如今这一代活跃，他们不断接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轰炸，坚持学业的难度可谓是空前的。

但我们很少听到有孩子彻底放弃学习，即便他们有的一度迷失，还是在坚持学习新事物。

不断有多才多艺的“学霸”站出来，更叫人惊叹其领悟力和创造力。

这种对人类知识成果的合理利用和创新发展，我认为也是爱劳动、会劳动的表现之一。

当然，我还是很信奉一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多做一点轻体力劳动，比如修电灯、洗空调、买菜做饭。

这倒不是说要培养劳动意识，学习工作这么累，应该让身体调节一下。

“回炉”高职是理想与现实的对接

在电视台工作两年后，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的乔东，作出一个令不少人费解的决定：

去一所职业院校学门技术。

3年后的今年夏天，作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矿井建设专业的高职生，他再一次大学毕业。

在他人看来，这张毕业证书可能“无多大用”。

但乔东对此十分满意，“因为这3年‘回炉’实实在在镀了金”。

顶着人大毕业生的光环，当事人却无以从中找到人生的归属。

好在他迅速进行了调整，根据自己的喜欢和爱好，“从头开始”选择了职业院校，从而让自己有了一个“镀金”升华的过程。

虽然这仅是个例，然而却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导向价值，传递出个体解放与社会成熟的积极信号。

受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的影响，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始终处于末等地位，也被作为一种次优选择。

然而，市场有着其固定规律，不会随着个人的意愿进行转变。

哪怕社会观念再顽固，然而在强大的市场供需面前，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现实的情况是，随着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推行，大学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很多大学生毕业之时就处于“失业”的境地。

很多普通性的专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技工的短缺使其在就业市场上变得炙手可热。

据统计，目前我国技工的供需缺口在2200万人到3300万人之间，高级技工仅占工人总数的5%左右，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40%的比例相差甚远。

高级技工缘何比研究生还稀缺？

有报道说，有的企业为一些关键的高级技工岗位开出年薪几十万元的高价，但就是招不到，不得不聘请国外高级技工。

在这种情况下，“回炉”高职就成了一种普遍性现象。

让个体的理想与现实需求之间实现对接，是人大毕业生回炉高职带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