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建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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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强劲、赤裸、张扬的物质奢靡之风，后现代社会文化强烈、立体、多元的感官刺激与冲击，使一些文艺工作者难以自持，主动放弃道德与原则、崇高与理想，丢弃社会、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昧心充当文艺黑加工坊主，批量生产、大量复制对文艺消费者心灵有害无益的媚俗、低俗、庸俗甚至伤风败俗的“五无”（ 

无品格、无营养、无特色、无思想、无美感） 

产品。

而在一些文艺批评者的口中和笔下，文艺批评的境界和格调变得低下。

一方面，主旋律被质疑，真善美被冷落，信仰、崇高、理想被嘲笑，宏大叙事话语如“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梦”“历史”“英雄”“人民”“民族”等被解构、被抛弃;

另一方面，假恶丑横行猖獗，个人主义式的一己之悲欢、小我、小叙事受一些批评家追捧，物欲、肉欲横流，低级趣味登堂入室。

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应该往何处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 

发表后，无疑为重病缠身的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开出了一剂强力有效的药方，向中国文艺批评界发出了一记当头棒喝，同时也犹如一场春风，为混沌的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廓清了思想的迷雾，指明了努力、前进的方向，注入了文化建设的正能量。

可以说，《讲话》是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又一部高度权威、务实、具有思想理论高度的纲领性、指导性文献。

　　当前，作为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学院派文学批评的处境可谓楚歌四起，媒体、舆论、学界对其评价可谓嘘声一片，“红包批评”“圈子批评”“人情批评”“关系批评”“黑话批评”“强制阐释”等诟病之声不绝于耳。

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建及实施，既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宏观性的方针政策的规范以及形而上、方向性的指导，也离不开学界内部形而下、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导引。

勿庸置疑，《讲话》对于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拨乱反正和秩序重建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正意义。

　　哈罗德·

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教授，同时他也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因独特的理论建构与文学批评实践而被学界誉为“20 

世纪文学批评领军人物，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具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

他的文学批评实践经验丰富，其文学批评涵盖世界多个国家、民族、地域的多个作家、多部作品、多种文类。

他在文学批评中的诸多实践与品格可以为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的重构提供借鉴。

　　一、重建具有人民性品格的文艺批评

　　《讲话》第三部分的标题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翔实论述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问题。

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显示出党对于文艺创作的人民性的重视。

习近平在论及文艺批评时特别指出，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明确了文艺批评应该具有的人民性品格。

由于“文学批评并列于作家创作，是具有独立文体特性的艺术化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批评也属于文艺创作的范畴。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这样，文艺批评的人民性便得到了突出的彰显，成为《讲话》的重要主题之一。

　　《讲话》所论涉的人民性具有丰富的意涵。

具体而言，它包括批评功用、批评文风、批评立场等层面的内容。

在批评功用层面，人民性是指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具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意识与自觉，运用其精深学养、艺术经验、审美眼光开展“褒贬甄别”工作，在浩瀚、博杂的文艺产品中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剜烂苹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即文艺批评要为普通的、广大的文艺爱好者做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作品遴选、把关工作，把真正优秀、优质、富有精神与心灵营养的审美产品和精神食粮推介给人民。

在批评文风上，人民性则是指文艺批评书写的语言、风格、意义表达方式等应该是面向社会广大读者群体，符合他们的接受习惯、接受心理和审美偏好，并通俗易懂，为他们所喜闻乐见，而非仅仅是面对、迎合象牙塔内的少数精英受众。

批评立场则是指文艺批评工作者在开展文艺批评时所操持的基本观点，它的本质即是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是构成批评功用和批评文风的基石，即具有人民性批评立场的文艺批评工作者，必然也会在其批评功用层面和批评文风上透显出人民性。

因此，批评立场无疑是人民性的三层内涵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界，由于根深蒂固的精英观念的影响，现代性语境中长期存在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区隔与对立传统，知识分子启蒙理念与实践的受挫等等，致使学院派文学批评退入象牙塔;

加之大学校园的学术科研考评机制的影响，学院派文学批评的主流逐渐褪变成学者批评。

因此，其文学批评成果主要面向学界同行而非人民大众，学术化、理论性、学究气严重，并固化成为一种象牙塔批评、庙堂批评，文学批评成果的社会转化或大众普及要么被认为是不可行的或难以实施，要么被视作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这种文学批评严重缺乏人民性、大众化品格。

　　在哈罗德·

布鲁姆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期，与其他学院派批评家不同的是他作为大众美育家与经典普及家，将其文学批评指向了学院外更为宽广的普通读者——社会大众，而非面向或主要面向学院内专业读者。

他旨在以文学经典对普通读者进行审美教育、心灵救赎，其文学批评的社会效益指向明显。

如其影响巨大的文学批评名著《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即是专为普通大众而写。

“本书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学者仍然因喜爱阅读而读书。

被约翰逊和他之后的伍尔夫称为‘普通读者’的人仍然存在着，而他们可能仍然欢迎各种有关读书的建议。

”因此，文学批评面向普通读者而非学院精英或学界同行，这实际上构成了哈罗德·

布鲁姆文学批评实践的根本立场。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当中，哈罗德·

布鲁姆的主要工作即是向大众推介、评说、阐释真正的经典之作，这充分体现了文学批评功用层面的意义。

如他在《西方正典》的结尾部分为读者开列了详细的经典书目清单;

在《天才:

一百位杰出作家作品汇评》中推荐、论涉了一百位经典作家及其作品;

在《如何读，为什么读》中向大众读者讲解了文本的经典性何在，怎样读经典以及为什么要读经典等等。

在批评文风上，哈罗德·

布鲁姆坚持自觉的大众化立场，坚守强烈的大众化情怀，具有清醒、明确的大众化接受目标与指向。

因此，在文学批评的后期他毅然抛弃了传统的、格式化的、脸谱化的学院派批评范式与风格;

在话语表述方式上清除了理论的缠绕纠结和术语的繁复堆砌，改变了晦涩的文风，创建了语言平易、明白晓畅、亲切随和、情感充沛、文笔恣肆、具有高度亲和力、易于且乐于为大众读者接受的新颖批评文风。

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

伊格尔顿指出，《如何读，为什么读》是布氏批评文风转型的典型代表作，并认为他写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是“厌倦了泛滥成灾的理论话语……想吸引普通读者，把文学从学院派的秘密典仪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公共性和大众性。

”换言之，该书出版的目标受众就是大众读者，而非学院派和象牙塔内的读者。

除了此书之外，哈罗德·

布鲁姆还有许多批评论著也体现了这种新文风。

如新世纪之交，他专门为青少年学习文学经典而编辑并作序言的文学经典学习指南丛书“切尔西屋”（ChelseaHouse） 

文学经典批评丛书，该丛书已出版500余部。

哈罗德·

布鲁姆对于社会文化公众的美育责任与社会担当值得当下中国学院派文学批评工作者借鉴。

布鲁姆的文学批评实践向中国学者证实了文学批评成果走出象牙塔，走近大众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当下中国的学院派文学批评不能仅仅是发生或停留于学术界、知识层、学者圈、学院内的知识生产，而是知识的累积、存储、“搬运”、迁移、更新或传承，更是能通过转变立场、改变文风走出象牙塔，走入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产生社会效益，对人民发挥美育作用与功效的文化产品。

作为专业性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仅能以自身的特殊身份与才识优势推动文化成果更有力、更有效地实现社会转化，也能使之走得更广、更深、更远。

从社会与民族发展的高度而言，随着大众的文化审美能力、认知水平、文化素养的逐步提高，中国的文明素质以及文化软实力也会相应提升，这对最终建成一个文明、和谐、美好、强盛的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将不无裨益。

　　二、重塑文艺批评的“批评”风骨

　　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由于受商业利益的诱惑，有些文艺批评主体的独立人格、审美理想、批判精神、道德感、正义感不断沦丧;

由于受人际关系的左右，有些所谓的文艺批评最终沦落成为违心、廉价、名不副实、一团和气的表扬甚至庸俗、肉麻、露骨、寡廉鲜耻的吹捧和刻意的谄媚奉承;

由于有些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干预，文本评判的严肃性、审美标准、艺术标尺或被抛掷一边或流于形式，并在批评界和社会上形成一股歪风、邪气，长此以往将最终导致中国的文艺批评整体蜕变和沦落。

“20 

世纪90 

年代以降，由于消费文化的侵入，阿谀奉承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捧杀了作家，捧杀了作品，最终捧杀了中国的文学艺术”，有些批评和批评家已然失去身份存在的意义与依据，并由此引发学科生存的合法性危机。

“在当下文艺批评场域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声音微弱，批评理念、判断标准混乱，文艺批评本身也面临边缘化趋势和公信力不足的问题，这和当下一些批评家批评精神缺失、批评锋芒消退，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沦为表扬和自我表扬，甚至是庸俗化、工具化的吹捧和造势有很大关系。

”

　　鉴于此现状，《讲话》特别强调文艺批评必须充分发挥怀疑精神和批判的本体职责与功能，对平庸、低劣的文艺作品要勇于亮剑，要敢于痛下杀手。

“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

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同时，《讲话》指出批评家必须具备超然独立的人格精神，勇敢无畏、实事求是的品格，犀利独到的甄别眼光和批判锋芒。

“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不能受商业利益的左右，人情关系的牵制，权力网络的胁迫，“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

《讲话》高屋建瓴地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重塑中国文艺批评的“批评”风骨，改变不良的文艺批评形态与内核，重树文艺批评的新风尚，归根结底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改造文艺批评主体的专业品质，提升批评家的个人人格修为。

布鲁姆以其傲然独立、不媚俗、不迎合、不从众、不附和的品格而被世界文学批评界和学界所知晓。

笔者认为哈罗德·

布鲁姆是一位具有鲜明批评风骨，强烈批判意识与精神，有着犀利批判锋芒的批评家。

他的质疑精神、反叛性格、否定美学已成为确定和辨识其独特批评身份的鲜明标识。

“不管什么东西，我一概反对”，其误读理论被学界戏称为“抬杠诗学”或“对抗/反叛诗学”。

无论是从最早的T.S. 

艾略特、新批评、解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