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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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

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

　　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

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

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

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着有《近儒学案序目》、《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多篇论着，可是论及清学史在近代的研究状况时，人们很少提及刘氏，似不应该。

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

20世纪初，刘氏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

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欲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氏此时还是一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氏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

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氏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但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刘氏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

章太炎发表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氏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

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并没有囿于章氏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氏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

在《清儒》中，章氏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简要的总结。

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

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

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

”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异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出现[1]。

章氏虽然对清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作为清学主潮的汉学，论述过于粗糙，尚未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氏对此却有所触及。

关于清学尤其汉学渊源于何处，历来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承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

20世纪20、30年代，钱穆与梁启超的两本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

刘氏对清学来源之看法形式上与“继承说”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与“反动说”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强调学术自身的演变。

刘氏认为“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

反对一概抹杀明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明代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在《国学发微》中列举10条明儒经学可取之处，如“梅骜作《尚书考异》，又作《尚书谱》，以辨正《古文尚书》，其持论具有根抵，则近儒阎、惠、江、王之说所由出也，而《古文尚书》之伪，自此大明。

若陈第《尚书疏衍》则笃信古文，与梅立异，是犹西河、伯诗之互辩耳，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一也；朱谋土韦作《诗故》，以小序首句为主说《诗》，确宗汉诂，而冯应京作《六家诗名物考》，毛晋作《毛诗陆疏广要》，咸引据淹博，乃近儒陈氏《毛诗稽古编》、包氏《毛诗礼征》之滥觞，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二也；……杨慎、焦竑皆深斥考亭之学，与近儒江藩、戴震之说略同，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

”刘氏虽然认为清学继承宋明学术而来，但是并非指宋明理学，而是发端于宋明正统学术之外的考证学，清学即是把当时处于边缘的考证学发展成为中心的主流学术。

认识到明儒考证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刘氏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类似的提法。

但是刘氏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却是最系统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孤立地提出这种认识，而是整理归纳了10条证据反复申说，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结论。

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刘氏把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怀疑派时期，二、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

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

“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

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

“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

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

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

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

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刘氏称之为“虚诬派”。

他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学术的内在动力。

刘氏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

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

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

”刘氏站在古文立场上视清学的发展为每况愈下，但若排除了评价问题，这种划分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他还以拓疆建邦为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

刘氏的清学“四期说”尽管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远不如梁启超的清学“四期说”在学界来得有影响。

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

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

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氏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绎到两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

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着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

”梁氏所谓的“破坏”，正是刘氏所说的“怀疑”之意，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两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无异，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

《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1920年10月，而刘氏早在13年前就发表了《近代汉学变迁论》，刊载于《国粹学报》。

刘氏在20世纪初实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而且他与梁氏还是辩论的对手，所以梁氏对刘氏着作及学术观点应该是极为熟悉的。

然而在梁氏的相关清学史研究着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氏，不免令人疑惑，同时也使人惊叹于刘氏学术眼光之敏锐[10]。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

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

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

”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着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

刘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能够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

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

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

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

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

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

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

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

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

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

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11]。

刘氏熟谙清代学术的分合流变，不满于江藩着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曾于1904年着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着《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辙迹之可循”[12]，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

二、“学以地殊”学术命题的提出

20世纪初，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对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刘氏前期是位极富开拓性的学者，对西学态度不像旧式文人那样，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积极研究与传播西学。

他有诗曰：

“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

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

”[13]刘氏虽然出身传统的经学世家，但是对“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14]，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道，“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

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

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15]，表明他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是不加排弃的，相反的还吸取西学，融入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

由于受西学影响，他前期的学术视野极为开阔，在学术思想研究方面建树甚多。

“学以地殊”[16]就是在西学“地理环境论”影响下，所提出的很有学术价值的命题。

“学以地殊”虽是在西学启发下而凸显出其近代的学术意义，但刘氏提出该命题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本土，而不是西学。

“学以地殊”命题的内涵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资源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渊远流长。

《礼记·王制篇》有云：

“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异俗”；《史记》说：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

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17]；《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道：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史·儒林传序》谓：

“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

这些都说明了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一个民族外在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生成的独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

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

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不同，则盛于北宋。

清代以来，学者论学经常讲究地域与流派的关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就是把空间差异与学派传授相结合编撰的学术史，顾炎武《日知录》引《论语》批评南北学者之病，指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18]等等。

因此刘氏所提出的“学以地殊”命题，若寻绎其思想之渊蔽，则来自于中国传统学术，而他为何如此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