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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林先生此文端的是如同旱天惊雷，震聋发聩，引人深思。

它第一次指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无大思想家、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只知感情宣泄的难堪事实。

然而，指出病态现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它的病因。

遗憾的是，恰恰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林先生堕入了种族主义的误区，错误地认为是遗传因素决定了中国人在智力上的落后。

[!

--empirenews.page--]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现象，称之为“社会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很是热闹了一阵，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

因为它不仅直接导致种族主义，引出希特勒的“主子种族”或日本的“神国”的结论，而且犯了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毛病，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了一个“单元函数”。

当年鬼子们“证明”他们是“优秀种族”的“科学理论”，如今看来不堪一哂。

例如他们曾把“面角”（鼻尖与两耳形成的角度）的锐度作为智力的测量标准。

所以，鬼子们的尖嘴猴腮，据说就比中华的银盆大脸来得优秀。

说来滑稽，如今信奉这一套的，似乎只有当年被白人看成是“劣等种族”的有色人种。

日本人不必说，连《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动不动就“凭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

最有趣的还要数非洲美国人的科学发现。

老芦看过个电视科普节目，有个非洲美国人辩称，根据实验，动物的智力跟其含有的黑色素成正相关。

所以黑色素越多的人种越优秀。

老芦当时就想回国去买下一片海滨浴场，然后再去广告他的科学发现，让面临高考的学生们来买票晒太阳，保险能大大捞上一票。

林先生的“论证”，比起这些笑话来似乎也好不倒哪儿去。

他那“遗传因素决定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的重大结论，居然是从黄人和黑人的肌肉构造差别中类推出来的。

如果林先生真能证明不同种族间的大脑构造确有优劣之分，那还能算个论据，尽管他忽略了智力养成的后天因素，然而这论据却是与智力活动毫无关系的“白肌纤维”的多寡！

有趣的是，尽管这里的谬误是如此一目了然，普天下的讨林壮士中，竟无一人有能力看出来。

除了各种辱骂外，我见到的唯一“有水平”批判却是专攻人体有没有白肌的问题，在这枝节问题上出大力气，下死功夫，广征博引，缠夹不清，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越扯越远，越辩越细。

弄到后来，几乎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给那位“高手”带着漂移到了河外星系，压根儿忘了原来争论的是什么问题。

仅此一端，似乎就能看出“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这个判断确非厚诬之词。

林先生用“用进废退”来解释遗传决定的智力落后就更为荒谬了。

“用进废退”说来自于早已被推翻的拉马克“获得性遗传”论。

现代生物学早已证明，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使用的频度而改变，是高度稳定的。

所谓“适者生存”的进化，是通过人工或自然的手段把那些随机突变的最适生存的新物种选出来，并不是一个类似健美运动员使肌肉变粗的过程。

除非使用基因工程手段，遗传是无法后天获得、再一代代积累起来的。

与林先生的先验认定相反，咱们的天资决不比鬼子的差。

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在世界中学数学奥林匹克赛中，中国队一向是捧金夺银的。

如果说中国人多，无数矮子里总可以拔出个把将军来，那为什么连香港和台湾的名次都排在英国的前后不远？

而且，在西方中学里，华人学生从来受校方欢迎。

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但他们的平均天资决不逊于任何别的种族的学生，这在西方教育界是有口皆碑的。

最有力的反证，还是老祖宗的辉煌表现。

早在欧洲大陆大部份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老祖宗们就曾缔造出思想史上的绚丽春天。

诸子百家争先恐后地涌现：

老子、孔子、庄子、惠施、公孙龙、邹衍、墨子、杨朱、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他们伸出智慧的触角，探索着人世与自然界，为后人留下精彩纷呈的思辩杰作：

老子关于世界起源的原始猜想和对事物之间相对关系的揭示；

庄子主观唯心主义的华丽铺称；

孔子和孟子基于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认识勾出的理想社会蓝图、治国之道与伦理学原则；

墨子的“兼爱”理论、“非攻”的和平主义思想、逻辑学萌芽以及自然科学萌芽；

孙武子的军事科学理论和韩非子的政治学理论；

公孙龙、邹衍代表的诡辩派的智力游戏……凡是在当时物质条件下可能想到的问题，几乎没一个不被讨论过来。

有的天才猜想，诸如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惠施的“今日适越而昔来”，诡辩派的“飞箭不动”、“白马非马”、“坚白石”等，让现代人都不能不叹服提出者的聪慧。

--empirenews.page--]可惜的是，这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上只是昙花一现。

此后中国思想界便进入永恒的冰川时期，到今天都还没有复苏模样。

到现在我们拿得出来的，还是两千多年前那些发霉陈货。

虽然它们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名列前茅，在现代人眼中却不免处处透出原始、幼稚和粗陋。

如果要用生物学原因来解释中国人智力活动在秦朝以后的突然堕落，那就只能假定全体中国人的“智力基因”在那时统统受到了莫名其妙的不可逆转的损伤。

此中荒谬，是人都能看出。

因此，造成中国人智[1][2][3][4]下一页力活动突然落后的原因，还得到生物学领域之外去寻找。

二、用彻底的“唯物史观”看中国决定某一文明的特点的基本因素如果不是生物学因素，那倒底是什么？

却说当年小芦为了推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夜冥思苦想。

忽一日，小芦在菩提树下顿悟：

社会的发展，其实根本不是只有生产力一个自变量的单元函数，而是一个变量参数极多的复合函数，这些参数包括地理、自然条件、气候、物产、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社会自身创造的文明和它自身的历史。

换言之，除了客观因素外，文明还被文明本身创造，历史由历史自己书写。

这就是民族个性的由来。

要是马克思那套“理论”成立，全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只会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了。

但在实际上，中国不但根本没有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就连奴隶社会是否存在过也大是疑问。

尽管这是二十岁的小芦悟出来的玩意，如今老芦仍然认为它是正确的。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天文、地理、物产、气候使然，另一方面更是文明自身作用于自身的结果。

华夏文明首先发源于乾燥少水、人口密集的北中国平原地区。

因为河流稀少，森林缺乏，这块地域上的居民享受不到欧洲人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因居住地域的地形破碎，森林、湖泊和河流密布，易于入海，而拥有渔猎贸易之便。

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只有一种：

农耕。

因为生产力低下，靠精耕细作向贫脊的土地索取粮食便成了祖宗们的求生方式。

精耕细作需要高密度使用劳力，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进而要求提高单产量，而提高单产量意味着更精细的耕作。

于是人口与土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互相依赖。

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种下无数“植物人”。

这些人的基本心态和欧洲人截然不同。

他们生下来就给束缚在土地上，习惯于在“必然王国”中生活，满足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那种可预期的必然报酬，没有什么航海贸易、打猎甚至当海盗的冒险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侥幸心理、冒险精神和尚武风气。

由于靠天吃饭，他们就不免养成“畏天命”的逆来顺受心理。

每个人都被周围那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死死捆住，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舍自由而何求”的胡思乱想。

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

拥挤的农耕社会如同一个蜂群，需要一个“蜂皇”──一个对子民拥有绝对权威的强势政府，来满足人民的两个需要：

首先是组织、驱动和协调大规模公益工程如水利工程。

如同古埃及需要专制的法老和无数驯顺的奴隶才建得起金字塔一般，生产力低下的中国社会也需要专制政府和无数贱民的无偿劳役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

政府的第二个职能是协调社会各阶层间、家族间与个体之间那千头万绪的关系，仲裁他们之间的冲突。

在一个高度拥挤的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仲裁者，光为农忙时争夺用水权都不知要打出多少人命来。

--empirenews.page--]有什么样的人民和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教。

宗教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其基本功能有两重：

首先是满足教徒们的灵性需要，其次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提供的道德规范。

西方盛行的基督教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求。

它既是“灵学”，又是伦理学。

有趣的是，中国人没有发明宗教（道教根本不能算正当宗教），只能用儒家学说作为代用品。

但儒“教”其实不过是伦理学，它留下的灵学空白由后来引入的佛教补充，因而形成了所谓“三教合一”的说法。

儒家学说原来不过是百家中的一枝，直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成了排斥各家学说的官定意识形态，起到了类似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作用。

它能在众多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决非偶然。

这是因为它最适合中国国情，因而也就最受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

在我看来，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有两个最明显的区别：

第一，前者强调的对彼世权威上帝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而后者强调的是对俗世权威包括君王、家长和丈夫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

从前者出发，可以发展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观；

而后者从根本上就取消了社会成员超越俗世地位的“权利”观念。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地观察到儒家学说只讲责任和义务，不讲权利，导致传统的中国人毫无“权利”观念。

但他没有看到，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和权利观格格不入的，而其实用性正在这一点上──一个拥挤的农耕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而是纪律与秩序。

第二，《圣经》中虽然有耶稣谴责富人的零言碎语，但基督教的终极兴趣在彼世而不在此世。

教徒们的理想境界是上帝的天国，不是一个太平盛世。

因此，它对俗世的事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干扰，不会束缚生产力发展。

相反，在加以灵活穿凿后，劳动致富甚至可以被新教徒们解释为死后进入天国的前提，由此导致了新大陆的繁荣和美国人玩命工作的传统。

与此相反，儒家的兴趣从来就是在建立一个太平盛世。

从孔孟开始直到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理想都是建立一个“大治”的社会。

说来滑稽，这个“治”字和其他传统观念一样，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界定，需要老芦破天荒第一次来给出个明确的定义：

儒家所谓“治世”，其实并不是西方人或现代中国人渴望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君王节用爱民，百姓安贫乐道，民风淳朴，上下尊卑秩序井然，高度安定团结的社会。

因此，说穿了，儒家的终极理想，就是以强调社会成员严守本份，恪尽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安定团结。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社会的安定团结是最高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不但应该坚决压制权利观念那种“非份之想”，而且应该毫不犹豫地抵制一切可能败坏淳朴民风的诱惑因素，包括刺激发财欲望的商业贸易和使人“玩物丧志”、贪恋安逸的科技发明等等。

换言之，儒家对社会进行的改造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以割除个体的权利观念和致富欲望来牺牲政治制度和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实现在既有物质水平上的安定团结。

这个理想至今影响尚存，毛泽东以牺牲社会物质进步来换取子民的忠诚就是它的反映。

而这就正是儒家击败各个竞争对手，变成事实上的国教的最根本的原因。

它同时满足了统治者和人民的需要。

统治者就不用说了，即使对人民来说，它的理想也确实是他们盼望的最佳生活方式。

农耕本来就不可能让人发财，遑论暴富。

“平等”和“自由”的号召在一个毫无个人发展余地的拥挤社会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

为欧洲人渴求的个体发展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异于沙漠中捡到的纸币，根本就没有兑现的地方。

这种社会需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和平与秩序，好让老百姓的头能长牢在颈子上，更能有碗饭吃。

舍自由而何求？

能吃白面馍馍的脑袋！

--empirenews.page--]正因为此，儒家在中国实现了稳定的统一后，很快就变成了官定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晚清。

全民族需要儒家学说，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