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骏祥誉满山城海归导演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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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重逢,曹禺邀张骏祥去黄家垭的一心饭店。
“你来得正巧,今天有重庆戏剧界的朋友请客,借此大家认识认识。
”到了一心饭店,张骏祥才知道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为了开拍《白云故乡》设宴招待文化界有关人士。
曹禺向大家介绍说:
“诸位,向大家介绍一位新近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张骏祥先生。
他是我的同学,赴美专攻戏剧。
”
接着,曹禺一一向骏祥介绍在座的朋友:
“这位是司徒慧敏先生,《白云故乡》的导演。
这是本片女主角凤子小姐。
这是郭沫若先生,阳翰笙先生,马彦祥先生……”
张骏祥第一次同这么多文艺界同仁及左翼文艺界前辈相识,十分激动,也十分感激好友曹禺的热心引见。
宴会上,曹禺告诉张骏祥,剧校已迁往江安。
从重庆回江安,轮船挤得惊人,船票十分难买,托人费力才买到两张统舱票(这种票没有固定舱位,随地摊开铺盖即可睡觉)。
拿着这样的两张票,曹禺感到很为难,上了船便设法同船上的管理人员商议,花了些钱,才取得了两个人在餐厅的一张八仙桌下面睡觉的权利。
餐厅很小,总共只摆得下两张桌子。
到开饭的时候,他们两人还得在餐厅外面等。
到晚上两人只能将就在八仙桌下,同被而睡。
曹禺苦笑着对张骏祥说:
“骏祥,真太委屈你了。
“家宝,太感谢你了,看你忙得这一头汗,快擦擦吧。
”张骏祥递一块手帕给曹禺。
入夜,曹禺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初春的嘉陵江还有阵阵寒意,被子不大,他将一大半盖在骏祥身上,自己只盖了一小半。
他想,骏祥在国外学了不少戏剧知识,从导演到舞台美术,从舞台照明到剧场设计,满腔热忱要报效祖国,想不到一入国内,竟睡在八仙桌下,太对不住他了。
月光如水,清澈地洒在两个久久未能入睡的青年身上。
江轮疾驶向前,在滚滚的江面上荡起阵阵波浪……
半个世纪后,张骏祥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满怀深情地说:
“曹禺对我的友谊,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我和他的友谊,可以说就是从那张八仙桌下面开始的。
每次想起来,总感到无比的温暖,觉得这是人一生中难得的美好的事。
江安城赶排《蜕变》
到四川江安后,曹禺将张骏祥安排在与他家同一条街的一家居住。
两人异常亲密,出则结伴,一天三顿饭都在曹禺家吃。
他们常常纵论天下大事,切磋戏剧艺术,有说不完的话。
曹禺告诉骏祥,他有个计划,想在抗战胜利后,由他、作霖(佐临)和骏祥三个人带上一批学生,在上海办个莫斯科小剧院式的小剧场。
“我们学好戏,演好戏,说老百姓要说的话,你看如何?
”曹禺问骏祥。
“这太好了,这正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
可惜作霖不在这儿,不然我们可以具体商量商量了。
“是吗,真不凑巧。
原先他们夫妇也在这儿任教,因为韵之(即丹尼)要生孩子,绕道回上海了。
同你走的路线不同,错过了,不然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谈谈说说就带劲了。
一天晚饭后,曹禺同骏祥谈起“七七”事变以来自己的感受,向他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他在长沙听徐特立报告时的激动心情,和见到徐特立勤务兵的深刻印象。
他说:
“骏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深极了。
你想,一个年过五十的老人,一讲就是五六个钟头。
我现在还记得他讲的题目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
内容精彩极了。
会场里掌声一阵又一阵,我还从来没有听过这样激动人心的报告。
第二天,听小勤务员告诉我,老人待他亲如父子,晚上帮他盖被子,还教他识字。
真感动人。
官兵之间这么融洽,这是我闻所未闻的。
一连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
一上床,脑子里出现的就是徐特立、小勤务员这两个人的形象。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的老人,我非写出来不可。
张骏祥仔细地听曹禺讲,直到他讲完徐特立的事迹,才认真地对曹禺说:
“家宝,你既有这样的触动,为什么不写下来?
“我是想写。
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积累有关的素材。
还有,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件事也让我激动不已。
在一张小报上,我看到了白求恩事迹的报道。
一个外国人,万里迢迢赶到中国,援助我们抗战,这种精神真是太崇高了。
曹禺越说越兴奋,张骏祥也越听越有兴趣。
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对曹禺说:
“这样吧,家宝,你赶快写。
这个戏就交给我排,就作为我回国后排的第一个大戏。
“交给你排,我一百个放心。
我再琢磨琢磨,写个大纲再同你聊。
接连几天,曹禺陷入紧张的构思之中。
1940年2月初曹禺快要构思完毕,正准备进入写作阶段,接到妇女工作队的邀请,赴重庆作劳军公演。
学校决定四月赴渝公演,演出两个现成的大戏,一个是顾一樵先生的《岳飞》,一个是余上沅与王思曾先生合作的《从军乐》。
余上沅觉得一次旅行公演,带两个戏太少了,希望曹禺把正在酝酿的新戏赶写出来。
在朋友们信任的催促下,曹禺推托不过,只好答应赶一赶。
曹禺家吃饭,原先有曹禺、郑秀、女儿万黛和张骏祥四个人,现在又加了一个帮着刻钢版的学生季紫剑。
每天总是饭碗一丢,师生两个便干了起来。
往常,饭前饭后曹禺与张骏祥总要谈谈天,自从《蜕变》排演任务确定之后,一个忙排练的事,一个要赶写剧本,谁也顾不上聊天了。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张骏祥一进门就对曹禺说:
“家宝,你的第二幕第一段没有写好。
第一幕梁专员虽未出场,但他的形象已在观众心中立起来了。
可现在第二幕一开幕,医院还是同第一幕一样疲疲遢遢,没有生气,这样到第三幕来一个彻底改变,就缺少一个过渡。
“这一层我倒没有想到。
骏祥,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曹禺感到张骏祥讲得有理,便问道。
“现在大改也来不及了,你能不能加一场戏,”张骏祥一边想一边说,“气氛要显示出梁专员来后医院工作作风上有所转变,节奏、速度也比以前要快一些。
两人边吃边谈,饭吃完了,修改方案也商议妥了。
曹禺说:
“下午我就动手改。
张骏祥感到曹禺今天讲话的声音瓮声瓮气,便问:
“家宝,你今天是不是病了?
正在收拾碗筷的航嫂插了一句:
“万先生今天睡了一上午,有点发烧了。
“噢――下午你还是休息吧,明天改也行,下午我再将第一幕多排几遍。
“不,不,这点小病不碍事。
”曹禺漫不经心地摆了摆手。
午饭后,曹禺叫季紫剑将钢板准备好,又开始干了起来。
到吃晚饭时,曹禺将改好的稿子递给张骏祥:
“骏祥,你看看,这样改,行不行?
”张骏祥一看,曹禺将第二幕的布置作了重新描写。
诊断室内不再是乱七八糟。
墙上半洋式的大窗,悬挂着的是洁净的白布窗帷,旧书桌上,铺着一条白布,很整齐地放着文件;
医院的人们已经开始按时上班,准时办公了;
人们工作、说话的节奏也明显加快,面貌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好!
改得好。
家宝,你不愧是大家,笔头来得真快!
3月初,三个戏的排演均有了眉目。
余上沅派校工张贵先至重庆接洽租国泰戏院,并筹备其他事宜,准备4月公演。
4月份,正是重庆各剧团争演话剧的旺季,场租费特别贵。
经张贵等几次磋商,戏院经理同意4月1日起租借十二天,租金需一千元。
因金额巨大,张贵等不敢擅自拍板。
3月下旬的一天黄昏,下着绵绵细雨,余上沅收到张贵拍来的急电,请示定夺。
因为事情紧迫,剧校连夜召开紧急会议。
会上,曹禺说:
“三台戏均已排练就绪,如果不演,损失更大。
张骏祥说:
“张贵他们所定的时间还是比较适宜的,不致影响后面的教学。
最后,众人商定忍痛签订合同。
散会时,已半夜二时。
曹禺和张骏祥一同回家。
“家宝,你的本子我又琢磨了一下,排下来还嫌长了些,我想再删几段。
”张骏祥征求曹禺的意见。
“你尽管大胆地删,本子到了你手里,由你做主。
“我的剧本《小城故事》你看完了没有,觉得如何?
“看完了。
真不错。
有几个小地方,我在本子旁边用铅笔画了画。
我想把它推荐给巴金,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小城故事》是张骏祥创作的一个大型话剧,前几天曹禺就看过了。
他敬佩地说:
“骏祥,你又搞导演,又搞舞美设计,还抽空写剧本,精力真充沛。
我不如你。
“哪儿的话。
我不如你,不像你那么专一。
我东摸摸,西摸摸,一样也不精。
两个好友同撑一把伞,在雨中谈谈说说,漫步在��的雨夜。
8月24日,江安的江边码头驶出了三只木船,沿着嘉陵江顺流而下。
这一段川江,江面不宽,水也比较枯浅,但仍然是湍急地曲折迂回,波翻浪滚地向前奔流。
在船工的紧张号子声中,三只木船随着水流像箭一般急驶而下。
这次《蜕变》的首演,梁公仰由蔡松龄扮演,丁大夫由沈蔚德扮演。
他们两位都是剧校的青年教师。
其余角色均由二年级学生担任。
张骏祥利用空隙时间帮助演员分析研究角色思路的层次和转折,尤其对重点场面,更是一丝不苟地帮助演员理解、体会。
他辅导沈蔚德说:
“第四幕丁大夫阳台上的一段讲演,一定要注意人物情感的起伏和变化。
声调的抑扬,字音的轻重快慢,哪里宜停顿,哪里应流畅,都要字斟句酌。
”有时,张骏祥亲自作示范表演,使演员获益不少。
工作之余,师生们做各种游戏以消永昼,并编写“水上新闻”传阅,内容诙谐百出,足慰旅途寂寥。
在船工疲劳时,同学们也帮助划桨,三条木船互相竞赛。
第一天到泸州;
第二天到合江;
第三天一天竟行了二百七十里,直达江津;
第四天中午就隐隐绰绰看见山城了。
张骏祥与曹禺望着浓雾中时隐时现的山城,隐隐有些担心:
《蜕变》在重庆公演的命运会怎样呢?
……
一场轩然大波
剧校大队人马于3月28日傍晚抵达剧院;
后因租费太贵,迁至长江浴室楼上清唱书场旧址。
剧组全体在日新餐室集体包伙。
张骏祥、曹禺与师生们居住偏僻小城一年之久,已习惯于僻壤宁静的生活。
这次重来陪都,恍同隔世。
大街上车水马龙,令人眼花缭乱;
市场嘈杂,扰人心绪。
一天傍晚,曹禺正在日新餐室用餐,季紫剑从外面进来,说:
“万先生,门外有人找您。
”曹禺一看,原来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戏剧组的编辑胡绍轩。
“郑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万先生,”胡绍轩看了看四周,然后请曹禺到大门边说话。
原来,胡绍轩新近调到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工作。
他告诉曹禺,他到职后负责初审的第一个剧本就是《蜕变》。
“您的这个戏我非常喜欢,我初审签署的意见是‘照原稿通过’。
谁知戏剧审查委员会6名委员开会时,把我的意见否决了,责备我没有看出问题。
“他们说这个剧本有什么问题?
”曹禺急忙问。
“他们说:
第一,剧中第一幕那个乌烟瘴气、贪污腐化的后方医院为什么要写成是‘省立’的?
这不是影射整个政府的行政机构吗?
第二,省立医院院长的小老婆外号为什么偏要叫‘伪组织’?
第三,丁大夫的儿子丁昌为什么要唱《游击队之歌》?
而且随战地服务团到西北?
那不明明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吗?
第四,剧中人物的一个小道具――丁大夫欢送抗日战士伤愈重返前线时挥动的小肚兜,为什么偏偏是红色的?
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