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比视角下国内高等教育的教师数量分析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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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纵向比较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显著下降。
在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之前,除“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之外,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平稳,师生比基本上保持在1∶10以上。
中国高等学校扩招之后,在校生人数持续攀升,高校师资储备严重不足,师生比例结构发生了历史性改变,师生比降到了中国自有大学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97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有404471人,在校本专科生3174362(另有研究生163209);
2000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有462772人,在校本专科生5560900人(另有研究生283913人);
2005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有965839人,在校本专科生15060351人(另有研究生932711人);
2010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有1343127人,在校本专科生22317929人(另有研究生1538416人)。
这4个时间观察窗中教师与本专科生比分别是1∶、1∶、1∶、1∶。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等学校扩招之后,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数量没有获得同时、同比例增加。
一是在校生增幅大于教师增幅。
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测算,1997年到2010年,普通高校在校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由3337571人增加到23856345人,增幅为715%,而专任教师由404471人增加到1343127人,增幅仅为332%,教师的增幅不足学生增幅的一半。
二是师生比显著下降。
其中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师与本、专科生之间的比例降到了1∶,如果把研究生纳入其中,那么师生比就更低了。
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
一方面是大学教师的潜力得到了充分挖掘,节约了教育资源,提高了办学效益;
另一方面是大学教师的精力过分释放,增加了教师负担,影响了办学质量。
第二,从世界横向比较来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师生比也偏低。
在中外所有的大学排行中,师生比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尽管各种排行的分值不一致,但是,普遍认为师生比越高,教学质量越高,师生比越低,教学质量也越低。
据统计,世界一流大学的师生比大约在1∶6到1∶之间,这些大学的教师与职员比大约在∶1到∶1之间。
2010年,据美国《新闻周刊》对1311所大学的调查,平均师生比为1∶。
其中据美国本科课程调查,文理学院的平均师生比是1∶。
据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归纳出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之一,就是这些大学的师生比很高。
据2011年中德大学校长会议上的资料显示,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现有教职员工约8500人,学生人数约为万人,平均一个老师带3名学生。
该校在新加坡建立的慕尼黑工业大学亚洲分校年招生规模约在100人,每专业不超过25人,平均师生比也是1∶3。
一流的大学不仅要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而且要有一支同样优秀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并且后者需要有相当大的规模。
第三,从个体比较来看,我国省属以下高等学校的师生比更低。
从个案比较中也可以看出,中国高等学校的师生比例远不及国外同层次的大学。
据2011年年初统计,中国的顶级大学清华大学,拥有在校生37650人,现有教职工7234人,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其中教师3036人,师生比为1∶;
美国的顶级大学哈佛大学,正式注册有18000名学位候选人,以研究生为主,也包括本科生,教职员工超过14000人,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其中教授和讲师超过2000人(另有7000多教员在所属的各个教学医院工作),师生比为1∶9。
由此可见,清华大学教职工与学生比、师生比分别比哈佛大学高和个百分点。
在我国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背景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师生比差距非常明显,国家“985工程”高校的师生比高于其他“211工程”高校的师生比,“211工程”高校的师生比又高于其他普通高校的师生比;
部属高校的师生比高于省属高校的师生比,省属高校的师生比又高于地市高校的师生比。
当前,各高等学校在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出台了吸引人才的相关政策,但仍然不能避免人才流动和流失,特别是地域偏远、名气不大、综合实力不强的高等学校,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除此之外,我国高等学校不仅师生比偏低,而且现有教师的学历层次也比较低。
比如,美国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了70%,而我国高等学校在2010年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只占总数的15%,与美国高等学校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师生比偏低,还不能完全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高等学校的师生比到底是多少比较适宜,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由于用人机制不同,世界著名的大学教授一般都有研究生做助教,教授可以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活动中,而我国绝大多数高等学校的教授都是“单枪匹马”的个体劳动,且要承担众多非教学科研方面的任务,所以我国高等学校师生比不容乐观。
二、教师数量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
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社会就业比较困难,一批学有专长的人逐步聚集到高等学校谋取职位,但是,较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师资短缺的现状并没有彻底改观,师生比偏低。
我国高等学校师资数量普遍短缺的现状,对提高教育质量造成了严重障碍,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其一,教师数量不足造成了教师工作负荷过重。
我国高等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规定,教师每周上课为4—6个课时,许多教师基本上都有不上课的“学术假期”或者“进修假期”,现在各高等学校教师如此轻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当前,高等学校教师的工作负荷呈现出“四多”的现象:
一是上课时数多。
根据对河南省8所大学的调查,教师的平均教学工作量在300个课时左右,平均每周讲课约8个课时,少数教师年均讲课超过了600个课时。
二是课外活动多。
高等学校教师除了要完成规定的教学科研任务之外,还要承担大量的管理和学生培养任务,诸如参与指导学生社团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毕业设计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
据郑州市某大学的文件规定,专业教师每年要指导本科生论文多达20篇,还要指导继续教育学生论文20篇,平均每周要指导1篇毕业论文。
工作量之重,可见一斑。
三是科研任务重。
绝大多数公立学校规定教师在每年度应该完成数量不等的科研工作量,如果完不成科研任务,就不能晋升职称或得到足额的津贴补助。
如郑州的某所大学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每年需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5篇论文方能完成年度科研任务,如果在一般CN刊物上发表论文,每年则需要发表18篇论文方能完成任务。
四是校外兼职多。
随着产学研机制的构建,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教师在社会有兼职,或者自创并管理企业,成为“分身有术”的高级打工仔。
特别是近年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民办高校千方百计地在公办高等学校内部聘用教师兼职,潜在地减少了公办高等学校教师的数量,实际上使公办高等学校的师生比进一步下降,也使公办学校教师的实际工作量进一步增加。
其二,教师数量不足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教学质量的评价和测量相当困难,要找出一个各种类型的大学都通用的指标更为困难,虽然“师生比”不等于教学质量本身,但已有的研究成果证明,在生源质量和师资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形下,师生比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的高低。
《泰晤士报》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赋予了“师生比”这一主要表征教学的指标占20%的权衡系数。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师生比过低,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一是师生见面机会减少。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
汉尼斯认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应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我国高等教育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弊端,即课程教授以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收获;
学生入学后或二年级就分专业培养,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
学生对与教师接触的满意度与学生学到的知识成正比,小班教学也就意味着学生与教师交流的机会增加,同时可以灵活开展课堂讨论,相反,由于教师少而进行的大班授课,师生接触的频率减少了,课堂讨论更是难以进行。
二是教师责任心消损。
由于教师讲课时间过多,精力损耗过多,因而无力也不愿意指导有益于学生成长的课外活动,师生情感淡漠,少了一份“言传身教”的担当。
三是教师科研时间减少。
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与高等学校教师开展有效的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更需要教师深入开展科学研究,以此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由于高等学校教师过多地担任教学任务,因而挤占了自主从事研究和创新的时间,高校教师最终成为照本宣科的教书匠。
如此一来,由于教师不能及时地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运用于实际教学之中,所以也影响和制约着教学质量的提高。
其三,教师数量不足使我国高等学校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高等教育由于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巨大功能,受到了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高度重视,也在国际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必须适应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趋势,直接参与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竞争。
从WTO的有关服务贸易协议具体内容看,高等教育服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根据WTO的有关规则,成员国之间要允许外国教育机构在所在国颁发学位证书或学历证明,鼓励成员国之间相互承认学位证书或学历证明,支持专业人才流动,取消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和鼓励所有成员国到海外办学等。
也就是说,成员国的高等教育被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重镇之一。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万人,其中2010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万人;
2008年来华留学人员达到万人,2009年超过23万人,2010年上升到26万人[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实施留学中国计划,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争取到2020年全国当年外国留学生数量达到50万人,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
虽然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与外国来华留学人员在数量上大体相当,但是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的学科结构却大不相同,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待增强。
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和基础,是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多寡和水平。
我国虽然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国行列,但是还没有进入高等教育强国行列。
要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标,必须首先增加我国高等学校教师的数量。
由于我国高等学校师资数量短缺,不仅加重了现有教师的工作负担,而且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最终给高等学校的社会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
所以,不仅有“钱学森之问”的呐喊,而且有“社会之问”的责难。
人少活多,许多教师忙于应对每周的讲课,特别是一些年轻教师为了多得“课时费”,只能是忙碌而平庸地度过每一年。
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