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核心素养素材积累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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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哪怕只是一个语言标签，也容易让人先入为主，进而反作用于人的情绪和思想。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语汇的背后，往往涉及一系列的价值判断。

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只是热衷于简单粗暴地“贴标签”，传递极端的情绪、使用夸张的表达，渲染或消极、或焦虑的心态。

这样的语汇如被滥用，难免给社会心态造成不良影响。

比如，有人用“杠精”来形容动辄抬杠的情形，可如果只是生活上有不同看法、工作中提出改进意见就被如此称呼，岂不冤枉？

又比如，有人用“积极废人”指称那些爱给自己定目标但永远做不到的人，如果仅停留在揶揄或自嘲层面，奋斗的意义又该如何安放？

实际上，不论是“隐形贫困人口”还是“逃避性沮丧”或是“口头学渣”，这些网络热词看似调侃，实际上却是用贴负面标签的方式传递着焦虑，不经意间放大了一部分并没有那么大的负面情绪。

传播学里有个概念叫“沉默螺旋”，是说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处于少数或者容易被批驳时，会选择沉默来防止被孤立。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对媒体的影响增大，有学者提出“反沉默螺旋”现象：

曾经的“一己之见”“片面认识”“表面意思”，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条件下，反而比以往更容易传播。

一些网络流行语，正是因为抓住了人们对困难际遇、负面情绪的代入感而走红一时。

我们需要认识到，被情绪裹挟的判断不会令人信服，被标签标注的生活无法让人热爱。

更何况，正如短暂的阴雨不能反映整年气候，一两个情绪化的热词，也不足以勾画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全貌，更无法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精神动力。

网络热词的生命力，不在于会不会吸引眼球、是不是引人发笑，而在于有没有创造出社会价值、能不能经历时间的沉淀。

从“任性”一词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剑指权力使用乱象；

到“APEC蓝”来之不易，成为环保重要目标；

再到“工匠精神”热度不减，一系列利好举措出台……这些经久不衰的流行语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在于兼具了有效、有用、有趣的属性，既反映时代又推动时代的改变。

而那些价值导向负面的流行语，终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在大浪淘沙之后被人遗忘。

从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户”，到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再到21世纪之后网络技术带来的新词大爆发，再热极一时的流行语，也都要经历从广泛流传、不断打磨到沉淀结晶的过程，最终成为时代的一种书写。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城市，那么这些沉淀下来的流行语就是城市建设中的一砖一瓦。

从热词中驱散负能量的寒霜，让流行语成为正能量的载体，才能让这座语言的花园更美丽、这个语言的城市更繁荣。

《人民日报》（2018年06月06日05版）

警惕网络流行语的标签效应

作者：

赵清源

我们不仅要谨慎地使用一些网络流行语，使极端的情绪不再蔓延，同时，也应当从这些语言中善于发现问题，尤其是主政者和管理者，要在负面的网络流行语中看看社会情绪有哪些苗头。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流行语热起来。

这些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发展进步，也折射出人们的精神气质。

还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只是热衷于简单粗暴地“贴标签”，传递极端的情绪、使用夸张的表达，渲染或消极、或焦虑的心态。

（6月6日《人民日报》）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标签效应。

所谓标签效应就是，当一个人被一种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作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

二战期间，美国心理学家招募了一批行为不良、纪律散漫、不听指挥的新士兵，然后做了如下实验：

让他们每人每月向家人写一封说自己在前线如何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奋勇杀敌、立功受奖等内容的信。

结果，半年后，这些士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真的像信上所说的那样去努力了。

这就是标签效应在实际生活中的证明。

可以看出，标签具有定性导向的作用，对一个人的个性意识的自我认同有强烈的影响作用。

从这个意义说，诸如“杠精”“积极废人”“隐形贫困人口”“学渣”等等这些网络流行语，如果在交流使用的时候不注意，甚至大肆使用，可能就会像一个个无形的标签贴在人们的心上，从而给个人制造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乃至渲染或放大负面情绪，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不可不慎，也不可不防。

不过，作为一种心理学上的现象，我们也不应当过分夸大标签效应的作用，毕竟，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标签，都不是灵符或者膏药，一贴就灵。

而且，网络流行语之所以流行，本身即反映出一些社会情绪，它是负面情绪的一种表达乃至宣泄。

负面的网络流行语与社会焦虑感的关系不是因和果，而是果和因。

也就是说，不是用网络流行语定义一个人，这个人就一定会有负面情绪；

而是一个人有了负面情绪，所以才可能需要用网络流行语表达。

正因为此，我们不仅要谨慎地使用一些网络流行语，使极端的情绪不再蔓延，同时，也应当从这些语言中善于发现问题，尤其是主政者和管理者，要在负面的网络流行语中看看社会情绪有哪些苗头，看看大众心态有哪些问题，看看我们的工作还有哪些失误和盲区，应该把这些负面的网络流行语当作一种预警和提示，当作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晴雨表，进而适时适度地引导舆论，逐渐改变那些不良的社会心态，消除那些不良的社会情绪。

我想，只要解决好现实中的问题，引导好社会舆论的方向，那些负面的网络流行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地从网络中逐渐消失。

“外婆”改成“姥姥”，编改教材不必这么刻意

2018-06-2208:

29:

55 

来源：

新京报

　　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

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打碗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

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那时候还是“外婆”，并未做改动。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外婆”改成“姥姥”呢？

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

上海教委认为，“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属于方言。

　　上海语文课本的这一改动，貌似微不足道，却涉及好几个重要的语言问题。

　　“姥姥”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

　　查询《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在“姥姥”的词条下面，有这样几种解释：

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如刘姥姥；

二是反驳词，相当于“哼”“胡说”；

三是用于坚决反对，有“任何人”的意思，如“姥姥来了我也不给”；

四是指外婆。

　　之所以引述这段，只想说明两点：

其一，外婆并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解释“姥姥”的时候就用到了“外婆”。

因为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释方言的，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语。

　　其二，姥姥本来也是方言，或者说，既是方言，也是普通话。

如果说因为“外婆”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那么，“姥姥”也恐有方言之嫌。

　　而且，如果从语义上分析，“外婆”可能比“姥姥”更能清晰地表达当事人的身份。

因为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用称呼来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

比如，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内是同姓，外是不同姓，内是父族，外是母族。

“外婆”的“外”，就是准确地表明了身份。

　　方言和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互相排斥。

从历史上看，汉语言一直是双轨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语，一面是方言。

二者并行不悖。

　　《论语》记载，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诗》《书》用的就是雅言，执行重要典礼、仪式的时候，也要用共同语——雅言。

回到家中，则讲当地方言。

　　也就是说，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在家人之间，或者村里乡人的相聚场合使用，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

　　上古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称为“雅言”，汉代称为“通语”，明清时代称为“官话”，民国初年称为“国语”，新中国以后叫“普通话”，名异实同，本质都是民族共同语。

　　而且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不断相互模仿、迁就、调整、融合而逐渐产生的。

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方言，就没有共同语。

　　方言一旦消失，也会影响共同语的发展。

因为共同语在演化过程中，在不断吸收方言的成分以丰富自己。

比如，现在普通话中的“尴尬”是从吴方言中吸收的，“煤炭”是从客家方言吸收的等。

近年来，“讨说法”“大忽悠”等方言被大众接受并进入普通话，也是方言影响共同语的明证。

　　即使在推广普通话的语境下，方言和普通话也是不矛盾的。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曾指出：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

　　该怎么对待课文中的“方言”？

　　其实，如果对语文课本稍有印象，很多人会发现，许多课文都有方言的痕迹。

　　比如，《孔乙己》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中的“声气”，《背影》里“父亲还了亏空”中的“亏空”，都有方言的影子。

　　而且，如上所述，普通话是各地方言共同融合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

　　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的学习应该首先坚持尊重文本的原则。

文本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文学实体，相对于作者、世界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可能富含历史的、社会的、情感的等多方面的信息。

拆解一个有价值的文本，如同进行一次文本上的考古发掘，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因此，不尊重文本，对文本的任意删改，都是对原有信息系统的破坏，这不仅仅是文字问题，更是态度问题。

　　尊重文本是学习语文的基础，也是选编教材的基本态度。

这是语文学习的内在要求，也是学好语文的前提条件。

（赵清源媒体人）

语文课本用“姥姥”，“外婆”为啥不高兴

戎国强

2018年06月22日08:

03 

钱江晚报

　　上海人为了“外婆”和“姥姥”争起来了。

争什么呢？

首先，争叫“外婆”而不叫“姥姥”的权利，然后是替“外婆”争得普通话语汇中的一席之地，把“方言”这顶帽子甩给“姥姥”。

　　这场争议是由一篇课文引发的。

沪版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打碗碗花》；

说的是“我”小时候和外婆采打碗花的趣事。

这篇散文很早就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课本，文中的外婆还是外婆，但是到了上海版的教材里，“外婆”改称“姥姥”了。

祖祖辈辈叫惯了“外婆”的上海人自然不习惯。

　　有消息说，这是因为“外婆”被定为方言，不属于普通话语汇；

随后上海教育出版社回应称，这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

　　那么，《打碗碗花》这篇课文里的“外婆”是否应该改为“姥姥”呢？

个人意见是：

不改为好。

《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是文学作品。

作者写自己的童年生活，其中有对自己外婆的描写——习惯的称呼是情感的载体，换一个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陌生的称呼，情感联系就被割断了。

随意改动称呼，对作者的情感不够尊重；

也是不懂文学为何物的结果。

　　一般认为，“外婆”是南方人习用的称呼。

但是，《打碗碗花》的作者是西安人，长期在延安地区工作,可见陕西也不是全都称“姥姥”的。

“打碗碗花”也不是南方独有，这种花在全国各地广有分布。

　　即使“姥姥”具有普通话语汇的地位，是否要把课文（作品）中的“外婆”全部改成“姥姥”呢？

既不必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