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曲阜街名看街道命名的共性和特性精品文档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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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曲阜”是专名,放在通名之前。
街名是地名的有机组成,一般也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
构成街名的专名部分,语法上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可以是主谓结构、偏正结构、数词结构等,如“校场路”“致富路”“光明街”“乐和路”“兴荣胡同”“鸡公山大街”(信阳)、“莲湖路”(西安)、“白云观路”(九江)、“清真一巷”等等。
构成街名的通名部分,往往不外乎“街”“路”“道”“巷”“里”“弄”“弄堂”“胡同”等几个,其中,“街”和“路”的指向界限往往不清。
在曲阜,以“街”和“路”为通名的街道有南北走向的,也有东西走向的,有主干道也有非主干道。
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如“静轩西路”“春秋路”,非主干道如“献泉路”“东门大街”;
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如“鼓楼南街”“大同路”,非主干道如“西宾路”“半壁街”。
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这种现象。
比如在大连,东西走向的有“黄河路”“鲁迅路”“民政街”“南沙街”;
南北走向的有“西北路”“解放路”“民生街”“朝阳街”等。
(二)街名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征
街名作为地名的一种,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也是一份文化的镜像。
文化的反映有多个侧面,这里仅就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共性略作阐释。
1.时代特征
一个地区的街名往往保留了这个地区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时代的变迁通常导致地名的变迁,在街名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某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首先,街道在命名时往往考虑其所处街区的历史标志建筑的名称,所以,一些历史建筑和遗迹在街名中保留了下来。
如曲阜的“县后街”,因在旧县衙之后得名;
又如“五马祠街”,因其中段为原孔氏祠堂(五马家祠)而得名;
再如“池东街”,因在古泮池东而得名。
其次,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状况强行给街名贴上时代特征的标签。
最典型的是“文革”时期,街巷名称成为所谓“革命分子”体现其“革命本色”的“革命标签”。
如曲阜的“西关大街”“钟楼街”文革时分别被更名为“反帝大街”“红旗街”;
西安的“南新街”“韩森路”分别被更名为“永红路”“赤卫路”;
北京的“八宝楼胡同”改为“灭资胡同”,“南下洼子胡同”改为“学毛著胡同”等等。
随着“文革”闹剧的结束,这些被改的街名大多恢复了原名。
最后,街名也体现时代发展的印记。
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事物和新概念,这些新的现象也往往成为街名命名时广泛参考的素材。
如出现在广州和重庆的“奥体路”,又如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科技路”,哈尔滨、郑州等地的“信息路”,深圳、天津等地的“航天路”,曲阜、普洱等地的“电视台路”等等。
2.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由多方面要素构成,包括地形地貌、地区物产、聚落形态、民居格局、民风民俗、禁忌避讳、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
以上可以统称为“地理环境”,只是分属在“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人文地理环境特征”两个层面上。
(1)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在街名中的体现有一定张力,既可以是某一地区局部小区域的环境特征,也可以是该地区所处的地理上大区域的环境特征。
有句话说“上海的里弄北京的胡同”,这是街名通名上对地域的区分,“胡同”由来已久,源自蒙古语的音译,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方街道的命名特色;
“里弄”最初出现在上海,是近代开埠通商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代表南方街道的命名特色。
又如深圳有“梅林路”“梅华路”“梅村路”“香梅路”“西荔路”“红荔路”等,命名中明显带有代表南方特产的字眼,这是街名专名上对地域的区分。
(2)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人文地理环境特征在街名中的体现有多个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举例如下:
①反映姓氏家族观念或聚居状态的,如“王家巷”(宁波)、“谢家胡同”(北京)等;
②反映宗教文化特征的,如“清真一巷”“普照寺路”(泰安)等;
③反映经济军事状况的,如“信义坊商业步行街”(杭州)、“校场路”等;
④反映美好愿望和伦理道德的,如“永安路”“太平路”(青岛)、“长寿街”“福寿街”(郑州)、“仁义街”(平遥)等;
⑤反映名人情结或某种纪念的,如“鲁迅路”(大连)、“五四路”(北京)等;
⑥反映历史事实或传说的,如“战船街”(宁波)、“鹊桥路”(宿迁)等;
⑦反映避俗或避讳心理的,如北京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成都的“多子巷”(原名刀子巷)等;
⑧反映路的特征的,如“辘轳把街”“通海路”(烟台)等。
其实,不管哪个地区,在街道命名时,都会考虑反映时代、地域特征,只是会有不同侧重,以上因素的共性造成了街名命名的共性甚至相似或相同现象的出现。
在所有共性中,地域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也正是在这个方面蕴含着街道在不同地方命名的特性。
二、曲阜街道命名的特性
(一)尊师怀人的人伦观念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生活在这里的人无不以此自豪,加之历代尊孔的传统,使曲阜城区布局、街道建筑诸方面无一不受此影响,孔子故居遗迹、平生业绩等在街名中也多有体现。
如“通相圃街”,因原是从西门到矍相圃的必经之路而得名(矍相圃乃是孔子习射的射圃);
又如“浴沂路”和“舞雩台路”,乃是因为孔子及其弟子曾“浴乎沂,风乎舞雩”(《论语·
先进》)而得名;
而“春秋路”,则是以孔子所著《春秋》命名。
孔子曾与学生讨论志向,说自己希望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冶长》),这也影响到中国人素“怀人”的人伦观。
能使人怀之,必能使人尊之,孔子在这方面是后世的楷模。
尊敬师长是儒家人伦的一个重要方面,“敬人者,人恒敬之;
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
离娄下》),由于孔子以真挚的爱对学生,所以学生对孔子更是备加尊敬。
有人毁谤孔子,子贡就站出来反驳:
“仲尼,不可毁也。
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
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
多见其不知量也。
”(《论语·
子张》)孔子死后,子贡更是结庐于墓旁守丧六年才离开,这种对于老师的尊敬和怀念让人敬佩,也影响了后世的人,“尊师”遂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而传承下来。
这一思想在街道命名中也有体现,曲阜师范大学东有条“西宾路”,《称谓录》卷八云:
“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
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
故师曰西席。
”“西席”也叫“西宾”,乃是对老师的尊称。
(二)趋文从雅的风格气度
儒家文化是一种雅文化,“儒”是文人的代称,在我们的文化认同中,文人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我们管这种气质叫“儒雅”,把具有文人气度的将帅叫“儒将”。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
雍也》),并且“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
述而》),在正式场合使用当时的官方话,这种尚“雅”的习俗在后世的文化中扎下根来。
从语体风格上看,街名专名部分整体上呈现浓厚的书面色彩,且多出于典故。
如“浴沂路”,取自《论语·
先进》: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濂溪路”(赣州),得名于北宋周敦颐所创的“濂溪书院”。
“胡同”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胡同”文化最典型的京津地区,有些胡同受趋雅避俗心理的影响被“雅化”,如“智义伯胡同”(原“猪尾巴胡同”),但大多数胡同还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口语色彩,如“羊毛胡同”“大麻线胡同”“上堂子胡同”“砖儿胡同”“葫芦罐胡同”“耳朵眼胡同”等等。
但是在曲阜,这种口语近俗的胡同几乎看不到,相反,几乎所有胡同的命名“皆雅言也”,既有音乐美,又有建筑美。
如“双乾胡同”“双坤胡同”“双锦胡同”“双绣胡同”,专名书面色彩浓厚,且连起来读有“乾坤锦绣”的寓意;
又如“礼正胡同”“乐和胡同”,不但命名典雅,而且流露出儒家“礼正乐和”的社会追求;
再如“咏春胡同”“咏夏胡同”“咏秋胡同”“咏冬胡同”“咏四胡同”“咏季胡同”,风格清新,自成体系。
其他还有“德风胡同”“德化胡同”“德正胡同”“德兴胡同”“德盛胡同”“德存胡同”;
“献福胡同”“献禄胡同”“献寿胡同”;
“常风胡同”“常华胡同”“常正胡同”“常茂胡同”“常康胡同”“常宁胡同”等等,不胜枚举。
(三)仁者爱人的道德关怀
“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和标志,“仁”的思想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道德认知,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曲阜城东南有条“欲仁街”,命名取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
雍也》),寄托“推己达人”的理想和原则;
又有“仁义街”和“仁义胡同”,前者得名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
梁惠王上》),后者乃源出于一个邻里谦让的故事,儒家讲究重义轻利,“舍生而取义”(《孟子·
告子上》),“仁义”我们现在也常说,可见已渗透到中国人的道德观中。
对于“仁”的理解层次是多方面的,但“爱人”是其出发点,“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论语·
颜渊》),孟子据此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
离娄下》)。
我们现在常用的“仁爱”一词古已有之,且仁爱也已经成为传统的美德。
1935年命名的“博爱胡同”,当时是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其实,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含了这种思想,“博爱胡同”取自《孝经·
三才》“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之句,《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讲究“泛爱众而亲仁”(《论语·
学而》),对于“博爱”的评价很高,子贡曾问孔子假如有人能广泛地给人以好处,使人过得很好(博爱),能不能算得上“仁”?
孔子回答: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雍也》)说这样已经超过仁道达到圣德了。
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儒家也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修身在儒家道德培养中的重要性。
这种对于人自身的道德要求在街道命名中也有体现。
曲阜有条“常乐街”,劝人知足常乐,源自孔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
雍也》)的高贵品质,并且后人为纪念颜回,颜庙附近又有了“陋巷街”。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
里仁》),乃是劝人要达到“忠恕”的境界,这也是“忠恕胡同”的命名之源。
另外还有条“四维胡同”,更是对修身要求做了全面的总结,说做人明“四维”,即“礼”“义”“廉”“耻”。
常与“仁”并用的还有一个“德”字,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
述而》),曲阜有“归德南/北路”“浴德路”“好德街”,又有“德风胡同”“德正胡同”等,都是对儒家“德政”和“德育”思想的继承,也反映了“修德”“尚德”的美好愿望。
(四)礼正乐和的社会希冀
曲阜周公庙附近有“礼乐街”“礼正胡同”和“乐和胡同”,都是为纪念周公治礼乐、建典章而命名。
恢复“礼正乐和”的周礼是孔子一生的梦想,“礼乐”精神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谓“礼乐精神”,朱光潜先生认为,乐的精神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