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CFO转型CEO遇到的问题研究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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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财务官当CEO有问题，财务官的职业是检查，是控制，所以财务官当CEO会缺乏远见。

最近,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的离职传言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反响。

门户网站是中国互联网兴起以来最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品牌广告的销售植根于内容采编部门的幸苦工作。

没有快速、海量、高效以及敬业的内容团队，销售工作可能无法开展。

特别对于新浪，业界普遍认为陈彤一手缔造了新浪网“内容为王”的媒体地位，从而为新浪赢得了巨大品牌广告的商业回报。

然而，比起陈彤来，新浪CEO曹国伟应该更值得关注。

曹国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从财务方面的职务升至CEO，曾经在新浪关键无线业务的并购以及阻止盛大收购方面，为新浪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习惯理性地以数字说话，他坚持从财务角度看新浪，认为始终不能将鸡蛋放在“内容+广告”这一个篮子里，坚持开发新的业务。

据此前的报道称，随着新浪在传统新闻报道上内容的崛起，不断扩张的采编部门人员成为新浪运营成本增长的一个担心。

曹国伟此前一直担心新浪作为媒体经营的主要来源广告销售方面有没有足够的增长空间。

管理境界有三种，第一种是任何事务和决定均要唯其马首是瞻的“核心人”，第二种是若即若离、既授权而又不失控的“边缘人”，第三种是基本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更关注发展和未来的“局外人”。

第一种一般是经理和主管，第三种应该是CEO和董事长，CFO的角色定位是第二种。

一项研究显示:

“CEO是公司热情洋溢的啦啦队队长，CFO是习惯给他泼冷水的人”的说法确实有些道理。

CFO们在决定如何配置公司资金时会强调不同的因素。

CFO们会首先考察项目的净现值排名，然后看现金流的时间安排和以往的回报纪录。

而CEO虽然也会看这些指标，但侧重于考察无形因素，如部门经理的声音和他对项目的信心。

这些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CEO和CFO工作职责的不同。

对CEO的要求是，提出宏大的设想，并富有热情地将全公司团结在这一远景的旗帜下。

但董事会对CFO的要求是，带着批评的眼光，从宏大设想中找毛病。

通常来讲，除去面向董事会和投资人的部分职责，CEO在公司内部的主要职责包括;

企业运营架构的设计、组织制订企业经营战略、营造企业文化、营销公司形象等。

事实上，这些职责我们可以用“企业的思想者”这一概念来整合在一起。

而CFO此时既是能提供给CEO思想原料（各类财务分析报告），也是能以财务预算来分解经营战略的主要助手，两者就工作方式而言，更多地属于互动的思想与执行的关系。

而在行为表现上，CEO与CFO则普遍存在着快与慢、虚与实等反差强烈的行为风格。

思想的快和执行的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矛盾。

前AT&

T董事长兼CEO迈克尔·

阿姆斯特朗曾经痛批过决策和执行慢的问题：

“过去AT&

T在采取一项新的行动之前总是想‘把事情做对’。

经理人员大量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无休止的信息收集、分析和讨论上，他们企图使不确定性最小化。

然而，当这些经理们搞清楚了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可以拿出一个有百分之百把握的解决方案时，一切已为时晚矣，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市场已不再是当初开始分析时的那个市场了。

及时决策远比在一些报告上勾画、推敲来得重要。

你必须凭借着信息行事，也要靠直觉。

你必须准备面对某些失误，没有谁能够保证决策绝对不失误。

但从长期看，经常性延误决策比偶尔决策失误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更大。

”

而相比之下，CFO由于大多数时候处于给CEO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角色，其分析往往务求详尽和准确，把决策过程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覆盖到了，因此势必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

平衡这一矛盾，可以借鉴市场调查中常用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来解决。

在市场调查中，定性调查可以指明事物发展的方向及其趋势，但却不能表明事物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定性调查可以得到有关新事物的概念，但却无法得到事物规模的量的认识。

定量调查恰好弥补了定性分析这一缺陷，它可以深入细致地研究事物内部的构成比例，研究事物规模大小以及水平的高低.

反观新浪，这个曾经称得上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今天，它正在从二流向三流滑下去。

我们看不到它有任何着眼3年、5年后的战略投入和宏观布局，也看不到任何执着基础上的创新。

新浪起步就是靠的内容，成功同样靠的也是内容，新浪不是没朝其他方向努过力，网络游戏、IM、搜索引擎都有，但结果都不理想。

马云说：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财务官当CEO有问题，财务官的职业是检查，是控制，所以财务官当CEO会缺乏远见。

”这话算不上真理，但却不无道理。

CEO与CFO的六大关系

一、听与说的关系

绝大多数受访CFO认为，CFO与CEO必须保持良好的沟通。

按照常识理解，最有效率的沟通方式应该是一对一的对话交流。

那么，CFO在与CEO的对话中，如何准确地“听懂”CEO提出的问题，又如何恰如其分地“说出”自己的答案和建议呢？

以一部《我与你》对现代对话理论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家马丁·

布伯（MartinBuber）强调，真正的对话是“转向他人”的交流。

这并非指一个人身体的转向，而是要求人带着自己的心灵和探寻，甚至带着疑问和惶惑，带着尊敬和自我尊敬，倾听他人的意见，看看他人都说了些什么。

在对话中，我们既理解了他人，也重新理解了我们自己。

如果没有这种正常的对话心理，交流就会沦为独白。

布伯极力反对的正是这种缺少对话精神的独白式传播。

这一思想表明，与对话相对立的“独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交流。

“独白”是围绕自我来建立世界的中心。

独白者过分强调自我，无视与己不同者的存在，不管他人感觉或反应如何。

按照布伯倡导的对话模式，CFO在和CEO的沟通过程中，要尽力避免出现某一方“独白”的情景。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曾经对如何恰当地表达有过精论：

能言而能不言，品流上上；

不能言而能不言，亦算中上；

能言而言，只算中等；

不能言而偏要言，斯为下品。

这其中所说的“能不言”就是指不该说的不要说。

实际上，一个称职的CFO会了解CEO最关注的企业问题在什么地方，这样沟通起来才能更加从容自如，而且也会提高沟通的效率。

在由IBM业务咨询服务事业部、经济学家智囊团（EIU）和日经调查（MkkeiResearch）共同完成的一项名为“现在轮到您来决定：

2004年全球CEO调查”的调查中，来自欧洲、中东、美洲和亚太地区的不同行业的450位CEO的反馈表明，全球CEO们最关心的三个主题是：

收入增长、企业的影响性、企业内部能力的提高。

其中，88%的CEO关注的首要目标是“收入增长”，68%的CEO指出削减成本是其第二大关注领域。

而相对于其他洲的同行们，亚太地区的CEO高度重视管理复杂性，有45%的亚洲CEO认为组织构架是今后三年里他们的工作重点，相对来说他们的全球同行只有30%持此种观点。

此外，除日本外的亚太地区的CEO中，5l%以上都认为当前重中之重是做出快速反应，这一比例比美国25%和欧洲、中东与非洲地区28%要高很多；

52%的CEO认为差异化产品非常重要，相对他们的美洲同行（42%）和欧洲同行（30%）要高出很多。

而CFO在沟通中当然要重视自己恰如其分的表达如何能令CEO更信服，从人际的角度而言，这更取决于CFO日常的声誉积累。

有研究表明，决策者经常听从有良好声誉者的建议，著名管理学家明茨伯格非常强调这一做法：

“我发现CEO经常会面临复杂的选择。

他们需要考虑每项决策对其他决策的影响，而这些决策都对组织的战略有影响。

他们需要保证，这些决策可以为能够影响组织的人接受，并要保证这种决策不会耗用过多的资源。

他们还必须清楚有关建议的可行性，以及相应的成本和收益，他们还必须考虑时间问题。

对于是否采纳另一个人的建议，这些也是必须考虑的。

然而，与此同时，决策的延误将会耗费时间。

快速的批准可能会导致考虑不周，而迅速地拒绝可能会影响下属的情绪，因为下属可能是花费数月的时间提出这项建议的。

审核和批准建议的一个常用方法就是同意人而不是建议。

也就是说，管理者对于下属的建议，如果是其信赖的人提出的，就予以批准。

”

从这个角度来说，适当地发展和CEO的私人关系（见图2），不妨是CFO提高CEO对其信赖程度的一个中国式解决方案。

二、黑与白的关系

几年前，一项名为“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伦理指南”的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经营者只有15%能较全面地理解商业伦理这一观念。

国内企业商业伦理观念的普遍缺失，是和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的，并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到道德上去。

有研究表明，人均GDP和信用关系有着强烈的相关性，发达的市场经济用血的代价计算出：

人均GDP在300美元至500美元间，信用往往被视为可有可无；

人均GDP在500美元到1000美元间，信用则被大肆破坏；

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5000美元间，是信用重组阶段；

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后，信用便进入良性循环。

从这一研究来看，国内企业信用的普遍好转大约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丑闻可谓屡见不鲜，银广夏、东方电子、蓝田股份等一个个著名绩优股前仆后继地从神坛上摔了下来。

而财务造假的手法从操纵利润到伪造销售单据，从关联交易到大股东占用资金，从虚报固定资产投资到少提折旧，西方资本市场常见的假账手段几乎全部被“克隆”，甚至还产生了不少“有中国特色”的假账技巧。

就国内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无论是从草根转变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还是仍占据主流的国有企业，由于普遍缺乏有效的董事会，CEO在企业中的权力往往难以受到监管和约束。

一旦CEO提出某种不合规的财务要求，此时被视为技术官僚的CFO时常面临非黑即白的“义利之争”的两难处境。

普华永道在2003年1月公布的第六次全球CEO调查报告中发现，绝大多数受访CEO都表示CFO的正直对于公司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在公司治理结构远远好于国内的海外成熟市场中得到的这组数据更加加重了国内CEO时时面临的道德考验。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CEO思考企业利益问题的立场一定是黑的，而CFO思考企业利益问题的立场一定是白的。

事实上，面对同一组财务数字，合理的逻辑是CEO首先会想到企业自身利益，而CFO应首先想到其是否合规，这更多的是职业特性使然。

从图２和图３的两个调查结果来看，国内CFO普遍从内心意识到不应该对CEO言听计从，但是83%的受访CFO仍担心与CEO的严重冲突会导致其下课。

这就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相应改善来维护本土CFO坚守职业操守的正当权益。

“上市公司做假账，CFO有责任，但不能负主要责任。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公司CFO崔林就曾经这样对媒体表示，“似乎一说起做假账，就会联想到是内部财务的事，可我认为舆论不能简单地指责公司财务没有职业良知、没有做好参谋。

要知道在我们国家，CFO的职业自由化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当企业决策者即CEO要求如何做、怎样做时，CFO多半也只能执行。

而相比之下，柯达公司CFO毕盛显然就腰杆壮了很多：

“当CEO提出做假账这一要求时，我会觉得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向他说‘我不干’。

同时我会向董事会，特别是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报告，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