挹娄勿吉靺鞨三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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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三江地区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区域，分属于挹娄和靺鞨文化系统。

文献记载的“勿吉”早期指的是属于挹娄文化系统的勿吉文化居民，晚期则是来自北区的靺鞨文化系统的人群。

文献把汉唐时期三江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看成一个整体，不知道这里族群间的变故，把靺鞨人混同于已经被消灭（或消失）的勿吉。

传统所说的挹娄—勿吉—靺鞨一脉相承的观点或许应该重新认识。

这也反映出文献记载的古代族群实体有时候与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人群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挹娄、勿吉、靺鞨是我国历史上东北边疆的三个重要古族，古史记载他们是同族在不同时期的异称，现在一般认为，他们同属于一脉相承的“肃慎族系”：

满族源于女真，女真的“民族主源先后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

①但实际上，“肃慎族系”的各族关系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②据文献记载，挹娄、勿吉和靺鞨三族都曾活跃于黑龙江东部的三江地区。

③从三江地区当时留下的考古遗存当能观察此三族的历史面貌。

本文拟通过分析三江地区汉唐时期④考古学文化格局的变化，探讨挹娄、勿吉、靺鞨三族之间的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三江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已基本建立起来。

⑤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三江地区汉唐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地域上存在着差异，以东流松花江为界可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区域。

南区包括牡丹江中下游和七星河流域，两流域间考古学文化面貌各不相同。

北区以黑龙江为界又可分为两江（松花江、黑龙江）交汇区和黑龙江中游北岸两个小区，区域间考古学文化面貌也不甚一致。

东流松花江以南地区汉唐时期考古遗存比较复杂，大致有七星河流域的滚兔岭文化、凤林文化，牡丹江中下游的东兴类型文化、桥南类型、河口遗存、以河口和振兴四期为代表的遗存。

滚兔岭文化首先发现于双鸭山滚兔岭遗址，⑥并因此而得名。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滚兔岭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在七星河流域，西、南至倭肯河—挠力河一线。

其边界大约西起张广才岭东麓，东抵完达山脉，北部不逾松花江，南部则与团结文化⑦接壤。

目前资料显示，滚兔岭文化与团结文化的分界大体在倭肯河—挠力河与穆棱河之间的地带。

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左右，相当于中原的两汉时期。

滚兔岭文化最有特色的器物莫过于角状把手罐，此类器物最明显的特征是角状把手。

这种把手不仅见于陶罐上，还常被施用于陶杯上。

冯恩学先生注意到在辽西地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葬中出土有这种角状把手罐，并设想：

辽西一部分使用角状把手罐的人（郭治中先生认为是《山海经》所记“貊地近燕，为燕所灭”的貊人⑧），受到燕国驱逐，向东迁徙。

“他们穿过松辽平原，顺松花江而下，翻越张广才岭，定居下来，其具有特色的实用器——角状把手罐——被当地文化吸收而传播到黑龙江流域。

”⑨其实，大约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角状把手罐在长城沿线的北方文化带非常流行，从宁夏银川南部⑩到内蒙古东部（11）皆有发现。

口四期类型与前期的“河口遗存”文化面貌截然不同，显非本地土著文化的自然发展。

但河口四期类型却与北区的同仁一期文化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现在学界一般都把它和同仁一期文化视为同一文化系统内部的两个地方类型。

因此，河口四期类型来自于北区文化系统，它的出现很可能是来自北区的文化取代（或驱赶）了本地固有的文化所致。

东流松花江以北地区文化面貌相对单一而且清晰。

主要有黑龙江中游南岸的蜿蜒河类型、同仁一期文化和北岸的波尔采文化和奈伊费尔德类型。

蜿蜒河类型和波尔采文化分处黑龙江中游南北两岸，分别由中俄两国考古学者发现并命名，（34）二者文化面貌虽然存在一定差别，但本质上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或可称之为蜿蜒河—波尔采文化。

该文化大致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沿岸的冲积平原上，南部与滚兔岭文化接壤。

据其文化特征和已经公布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学者们多认为蜿蜒河一波尔采文化的年代约当中原的两汉时期，下限可能进入魏晋时期。

同仁一期文化得名于1973年发掘的黑龙江省绥滨县福兴乡同仁遗址。

（35）同仁一期遗存可分为早晚两段，晚段遗存与早段有一定差别，时代较晚，超出本文的时限，所以这里所说的同仁一期文化仅指早段遗存。

同类文化遗存还发现于绥滨县四十连遗址（36）和萝北县团结墓地。

（37）同仁一期文化主要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右岸。

从文化特征看，同仁一期文化直接由蜿蜒河—波尔采文化发展而来，与蜿蜒河—波尔采文化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

同仁一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是“靺鞨罐”，盘口束颈鼓腹，口下常施有带状附加堆纹，并在堆纹上刻印沟纹。

这是“靺鞨罐”的早期典型特征。

（38）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可把同仁一期文化大体定在北朝至唐早期。

奈伊费尔德类型因俄罗斯犹太自治州的奈伊费尔德墓地得名。

（39）该类型文化也来源于蜿蜒河—波尔采文化，与同仁一期文化特征相似，时代相同。

总体来看，二者也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所不同者，奈伊费尔德类型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左岸。

在陶器和葬俗上，奈伊费尔德类型与同仁一期文化也存在一定差别。

（40）所以，学界一般将他们看成同一文化系统的两个地方类型。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

（1）汉唐时期三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区分为南、北两个大的区域，两区不仅文化面貌不同，演变轨迹也各异。

南区文化多元，从汉到魏晋一直有多种文化并存。

北区则文化相对单纯，虽然黑龙江两岸存在差别，但各时期的文化在本质上都属于一个系统。

南区文化的演变更替性特征明显，文化断裂现象突出，除了七星河流域的凤林文化继承了滚兔岭文化的较多因素外，其他的文化遗存都是“昙花一现”，来得突然，走得彻底。

与之相反，北区文化的继承性非常强，从汉到唐早期一直平稳发展，各时期文化一脉相承，延续未绝。

（2）三江地区汉唐时期的文化变迁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前期约在两汉至魏晋时期，后期约在北朝至唐早期。

前期，南北两区考古学文化差异较大，明显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

到了后期，南、北两区文化面貌统一于以“靺鞨罐”为特征的文化。

二者虽仍有区别，但共性大于个性，整体上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此时，南北二区皆不见在前期颇为流行的带角状把手的陶器。

前文已述，带角状把手的陶器是南区前期（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而“靺鞨罐”则植根并来源于北区。

后期三江地区带角状把手陶器的突然消失与“靺鞨罐”的广布形成鲜明对比，分别代表着南、北文化系统的两类器物的此消彼长，实际上是南、北两大文化系统势力消长的直接反映。

于此可见在南、北两区文化的长期对峙中，南区文化终于消亡，北区文化则统一了整个三江平原。

只是限于目前资料，个中原因及过程尚难明了。

三江地区汉唐时期文化格局可以归纳为下表：

二

上世纪70年代初，前苏联学者杰列维扬科首先提出波尔采文化是古代挹娄人的遗存，（41）我国学者随后指出蜿蜒河类型也当应该是挹娄的遗存，（42）其中以林沄先生的论证最为系统。

1984年滚兔岭遗址发掘后，贾伟明和魏国忠先生又提出新发现的滚兔岭文化也是挹娄的遗存，认为“挹娄系统的物质遗存，应包括滚兔岭文化、波尔采—蜿蜒河文化”，“文献中所指的挹娄，并不是上述的整个挹娄系统，而仅仅指滚兔岭文化的居民”。

（43）由于证据确凿、充分，贾伟明和魏国忠先生的观点现在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前文已经指出，目前学者所谓的“东兴文化”与滚兔岭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也理应是挹娄的文化遗存。

东兴类型文化南与团结文化接壤，恰处于滚兔岭文化与团结文化的交界地带。

团结文化的族属早就被林沄先生论定为沃沮。

由此看来，曹魏时，玄菟太守王颀率军追击高句丽王宫所到达的“肃慎氏（即挹娄的别称——笔者按）南界”，（44）即应在东兴类型文化分布区及其迤东一线（倭肯河—挠力河与穆棱河中间地带）。

正因为王颀他们没有深入到七星河流域的挹娄腹心区，没有看到城，所以文献中也没有相应记载。

蜿蜒河—波尔采文化虽然与滚兔岭文化交往密切，但从陶器等文化特征看，二者差别显著，是南北并列的两个考古学文化。

所以，从考古学的角度，蜿蜒河—波尔采文化似不能视为挹娄的物质文化。

但需说明的是，史料记载的挹娄“东滨大海……其北不知所及”，（45）显然是包括蜿蜒河—波尔采文化分布区在内的。

同仁一期文化和奈伊费尔德类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指认为黑水靺鞨的文化遗存。

（46）冯恩学先生认为二者同属黑水靺鞨的主导部落黑水部。

（47）刘晓东先生赞成以同仁一期早段为代表的遗存属于黑水部，但认为以奈伊费尔德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应属黑水靺鞨的窟说部遗存。

（48）同仁一期文化和奈伊费尔德类型在地域、时间和文化特征上皆与古籍中的黑水靺鞨相合，笔者同意把二者视为黑水靺鞨不同部族的遗存。

那么，他们的直接源头——蜿蜒河—波尔采文化就应属于靺鞨先人的文化，或称先靺鞨文化。

滚兔岭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凤林文化，其族属尚未有定论。

有学者把它连同滚兔岭文化一起视为北沃沮，认为涵盖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的“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与北沃沮族的活动有关联”。

（49）此说立论的前提是蜿蜒河—波尔采文化所处的黑龙江中下游沿岸是史籍记载的挹娄，也即是曹魏王颀所到达的挹娄。

但是，贾伟明和魏国忠先生已经从“地望考查、地理环境分析及野生动物的分布”等方面论证了“波尔采—蜿蜒河文化系统的分布不是文献中记载的挹娄的居地，当然，其物质文化遗存也就不可能属于文献中所指的挹娄人了”。

（50）而且，文献未有北沃沮筑城的记载，这也显然与滚兔岭文化和凤林文化多城的实际不符。

曹魏军队曾经从南到北贯穿沃沮全境，北沃沮若然有城，如此明显的文化特征，古人不可能视而不见，不作记录。

笔者曾推测凤林文化是勿吉人的遗存，（51）证据有五：

其一，凤林文化恰好处于《魏书》中勿吉族的中心区域。

有关勿吉的地望，《魏书•勿吉传》记述甚详：

“去洛五千里。

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

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延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

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泝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

”《北史•勿吉传》亦有相同记载，但系录自《魏书》。

除此之外，《北史》还具体叙述了勿吉七部的分布，但学者多认为是抄自《隋书》，反映的是靺鞨的情况，而非勿吉。

有关勿吉的地望，近来魏存成先生结合金毓黻先生的考证，（52）推算勿吉族活动中心是在主流松花江流域。

（53）杨保隆先生亦曾指出“勿吉族境内之速末水实际所指是今松花江中下游流段”。

（54）当时的中原人对于这里的了解还非常笼统，有关凤林文化的考古发现虽然目前仅限于松花江的南岸，但其位置显然已经落在文献中勿吉的分布范围之内。

其二，凤林文化多城址，目前已经发掘的约30余座房址皆为半地穴式，合于文献“筑城穴居”的记载；

这些房址多数没有门道，与“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相符；

凤林文化分布的三江平原地区海拔较低，多湿地，符合史料“其地下湿”的描述。

（55）其三，凤林文化的经济生产方式也与勿吉相符。

《魏书》记勿吉“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

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多猪无羊”，（56）说明勿吉的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魏书》说其“善射猎”，（57）《北史》进一步说“以射猎为业”，（58）反映出勿吉的狩猎也很发达。

据发掘者所说，凤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生产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