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气候研究的几点思考以《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为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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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见《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满文”。

一关于材料的选择

　　首先，对于古代气候的研究，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

但相对于植物、动物的分布，冰、雪、霜等记录应该更关键有力。

因为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静水（有结晶核）自然就凝结成冰，并不受时间和人工等任何影响，先秦如此，宋代如此，当今亦如此。

相反，我们用作证据的大部分植物，不但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如满先生曾将其划分为自然分布型、经济分布型、观赏分布型和抑制分布型四类③。

而且，由于人类需要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会在古代和现代形成很大差别，有的退化，有的进化，无论是其分布区域，还是生长时间，都难以与现在的所谓同类物种作简单的相提并论。

满文大量使用的证据，如稻、麦、柑橘（满文作桔）、苎麻、梅花等，无不属于此类。

譬如水稻，不知宋时的水稻该与现在如何对比?

与哪个品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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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满志敏：

《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农作物如水稻对生长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山南山北的不同，耕作技术的差异，田土质地的好坏，播种时间的先后，都会影响其发育和成熟。

据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介绍，同一品种在条件完全相同的相邻两块田里种植，其收获时间可由于耕种者的不同而有15天左右的差异。

只要对农业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任何时候，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等）的收获从来都不是同时的，一块田已收割完毕，旁边的田可能还在泛青。

在这种情况下，满文极力推导，也只能得出3、4天的差别，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满文中曾举宋神宗时的观稻时间作为水稻完熟期的标志，其中1074年为lO月4日，1083为11月20日，前后相差47天，而总的平均时间为10月31日，差距亦达到27天之多，我们能就此断定短短几年间气候波动如此剧烈吗?

　　满志敏先生在“讨论人类活动对生物分布影响的基本模式”时，曾“假定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无地形和土壤的差异，湿润程度满足生物的生态需要，不构成对生物分布的影响，而温度由南向北递减，是影响南方型生物向北扩展的唯一因素”①。

但这毕竟只是“假定”，实际情况显然不可能这样理想。

所以在宋代气候研究的可靠性方面，冰雪记载理应大于动植物生存界限，而作者反以动植物分布界限为据，却将冰雪记载置于次要地位，考虑较少。

　　其次，将一年的温度仅仅局限在冬季，甚至以冬季的情况来代替全年的情况，是现在很多古气候研究的通病，这样做显然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有很多冬季偏暖但春季或秋季偏冷的年份，全年温度就无法以冬季来代表。

我们看到，在1875―1880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5．8℃、－1．9℃、－3．4℃，年均温度是11．8℃；

而在1954―1964年期间，北京地区l、2、12月的月平均温度分别是－4．2℃、－1．8C、－2．4℃，整个冬季的平均温度已上升了o．9℃，但年平均温度仍是11．8℃②，可见，以冬季温度代替全年温度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合适的。

王绍武先生早就指出：

“另一个问题是未指出季节，由于所用史料大部份是冬季，或至多是冬半年的记载，所以很难说能代表全年”③。

“过去根据史料研究气候变化时，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冬季，但实际上各季的变化却并不一定一致”④。

宋代气温正处于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混沌”状态，冬暖春夏寒的情况就出现得更多．如“（庆元）六年（1200年），冬燠无雪，桃李华，蛰虫不藏……（嘉定）六年（1213年）冬燠，无冰有雷，昆虫不蛰”⑤可算是比较明显的暖冬了，但同时，“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五月，亡暑，气如凛秋；

嘉定六年（1213年）六月，亡暑，夜寒，与京房‘当燠而寒’同占”⑥。

《宋史》卷62《五行志》则称：

“（庆元）六年二月乙酉，雪。

五月，亡暑，气凛如秋。

”“（嘉定）六年二月丁亥。

雪。

六月，亡暑，夜寒”。

可见1200，1213年的春天和夏天温度都较低。

满文多次将“暖冬”间接等同于全年温暖，并且基本未对春、夏、秋三季作任何关注，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①满志敏：

《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l期。

　　③王绍武等：

《1470年以来我国华东四季与年平均气温变化的研究》，《气象学报》1990年第l期。

　　④王绍武：

《公元1380年以来我国华北气温序列的重建》，《中国科学》B辑1990年第5期。

　　⑤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304，中华书局，1986年。

　　⑥马端临：

《文献通考》卷305，中华书局，1986年．

二关于史料的解读

　　“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虽难以为所有史学工作者认同，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古代气候的研究也不例外。

如果对材料的理解发生错误，即使理论如何科学，其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大厦。

所以对史料的理解极其重要，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略举满文几例如下：

　　　　而此月范祖禹因“冬暖，洛水不冰”，而得以乘漕司官船，从洛阳以水路赴开封……暖冬现象亦十分明显。

　　按：

根据“亦”字及上下文意，作者认为“洛水不冰”是暖冬现象十分明显的一个证据。

但据清人记载：

“金吉甫曰‘北方诸水虽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谓之温洛。

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连山，以障北风，三则前人谓其中有石’”①，同时人朱鹤龄，秦蕙田均有相似记述。

直至今天，“洛阳和三门峡市以及巩义、登封、宝丰和荥阳、禹州等县市……由于北部受中条山和太行山的阻挡，寒潮不易入侵，冬季不冷，河流一般不封冻”②。

可见“不冰”乃洛水之常态，以此条资料说明“暖冬现象”“十分明显”，恐欠妥当。

　　　　在《宋史・五行志》中“冬无雪”与“冬无冰”资料并列在“五行・火”中，同属“恒燠”之列。

可见在古人的知识中“冬无雪”与“冬无冰”应同属暖冬的现象，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1，《宋史》卷63《五行志》开篇就说：

“炎上，火之性也。

火失其性，则为灾眚。

旧说以恒燠、草妖、羽虫之孽，羊祸、赤眚、赤祥之类，皆属之火，今从之。

”可见，《宋史・五行志》不过沿袭前人旧例。

将“冬无冰”与“冬无雪”并列于《五行・火》中，实非首创，能否据此认定“冬无雪”即为暖冬证据，大有疑问；

2，在《宋史・五行志》中，是将“冬无雪”与“冬无雪无冰”严格区分的，由此可知，“无雪”与“无冰”是完全不同的，强调“无雪”之处，不等于无冰；

3，即使古人的知识中以为“无雪”与“无冰”均属暖冬，但他们的标准未必与今天完全相同。

满文所参用的王绍武先生的研究中就并不将“无雪”作为温暖证据；

4，满文曾说：

“并不是说所有的少雪冬季必定都是暖冬。

在我国，前冬与后冬的环流可有较大的改变，在有记载冬季祈雪的年份，亦会出现寒冷事件”，在这里却又作如是说，前后是否抵牾?

5，当代的河南，“总的气候特点是：

冬季寒冷少雨雪，春季干旱多风沙”③，可见冬季少雪是河南的一种正常现象，它可以与寒冷并行不悖，并不一定意味着气候温暖。

　　北宋史料中另一个特点是霜雪害稼的记载很少见，《宋史・五行志》中仅有5年的记录。

从文献留存量来看，北宋一朝的资料要远远多于魏晋南北朝或唐朝，但霜雪害稼之类要比这两个时期少。

因此霜雪少见现象不能用资料脱记的原因来解释，可能的原因无非是当时霜雪现象并不比现代异常。

l，北宋资料诚然较多，但不等于每一方面的资料都应很多；

3，在魏晋南北朝或唐朝期间，除南朝政权外，其他政权的政治中心，包括首都及大本营，都在北宋首都开封之北，而经济中心亦较宋代偏北，它们统治的北方疆域，很多从未纳入北宋的版图，如何能简单对比?

　4，北宋时“陨霜杀稼”在《宋史・五行志》中的记录不多，但降雪及其他严寒记录并不少见，不可偏废，如果主张宋代气温偏冷，完全可以认为是“陨霜”所造成的损害不如降雪严重，而降雪又比较频繁，所以人们对陨霜关注不多。

正像有学者所说，“某类天气现象愈频，其被记载下来的数量愈少。

越是常见的现象，越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故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而越是罕见的现象，倒最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故被文献记载下来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这是人类认识事物、积累知识的一般特征”④。

这种看法恐怕也值得重视。

　　　　梅尧臣（1002―1060年）曾写有《京师逢卖梅花五首》，诗题本身就告诉我们，

那时开封已有梅树栽种，可能已经进入寻常人家，不再是皇家和士大夫的珍稀之物。

按：

1，如果有谁将梅花带到北极去卖，我们是否可以说北极“已有梅树栽种”呢?

“卖”与“种”应该不是一回事；

2，兹录梅尧臣《宛陵集》⑤（满文注中作《宛溪集》，误）卷17《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部分诗句如下；

之一：

“此土只见看杏蕊，大梁亦复卖梅花。

此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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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渭：

《禹贡锥指》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②《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河南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17页。

　　③《中国自然资源丛书：

河南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④周宏伟：

《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⑤四库全书本，并参校《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似庾开府，不惜金钱买取夸。

”可见，开封的梅花并不普遍，连买梅花都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

之二：

“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

清香莫把荼蘼比，只欠溪头月下杯。

”可见，此时梅仍多生于越地，可能只生于越地，也可能刚移植京师，但无法推导出所谓“不再是皇家和士大夫的珍稀之物”的可能性。

之五：

“此去吾乡二千里，不看素萼两三年。

移根种子谁辛苦，上苑偷来值几钱?

”可见，梅尧臣离乡后，竟长期未见到梅花，如何“可能已经进入寻常人家”呢?

　2，《宛陵集》卷4有诗《九月见梅花》，我们是否可以从“诗题本身”得出当时的物候比现在早好几个月的结论呢?

　4，《宛陵集》同卷还有诗《三月五日欲访宋中道遇雪而止》，满志敏先生大约没有见到，因为农历三月五日下雪应该不是气候温暖的证据吧。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时任杭州通判，曾写下“雪入春分省见稀”的诗句。

春分这个节气在阳历的3月20、21日，现代杭州平均降雪终日在3月11日。

当时

春分以后降雪已称稀罕了，可见那时杭州的平均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