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荀子研究论析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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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噌深受康有为影响、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荀子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认识与研究，本文即试对此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早年的“排荀运动”

　　梁启超晚年回忆其早年与夏曾佑、谭嗣同论学辩难，有过一场元气淋漓的“排荀运动”：

“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

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旬日：

“……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

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

……”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

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

”

　　1924年夏曾佑亡故，梁氏作文悼念，再次论述了当年的论学情形与排荀运动：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

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

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兰陵’指的是荀卿；

“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的头的撒旦。

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

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

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

到底打倒没有呢?

且不管。

…‘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

’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

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谭嗣同思想独到，不幸为变法维新事业流血牺牲，有如思想星空中的一颗流星，一闪即逝。

谭嗣同认为孔子创教之时，“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可惜后学不传，荀子“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之道”，“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

”故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惟大盗利用乡愿；

惟乡愿工媚大盗。

　　梁启超与二三友朋间论学论政，排诋荀学，自然称不上一种所谓“运动”，其夸大其辞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此时梁启超对乃师某些论断心底里不以为然，但仍深受康氏思想的影响，服膺南海先生关于孔子及孔门后学流衍之说。

康有为打出孔子的旗帜，发掘《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盛倡三世三统之说，演大同之义，“以经术作政论”目，为他的布衣改制寻找历史的根据。

康有为为了张扬孔教大旗，复原他所谓的孔子原始思想，对其所谓“俗学”极力排斥，第一阶段排斥宋学，第二阶段排斥歆学（刘歆之学），第三阶段则极力“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

认为孔门后学中，孟子传大同之义，得其神明；

荀子传小康之义，“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后几年时间里，持此论点不变，基本上都是对乃师学说的阐扬。

1896年，粱氏在谈到经学的学习时，即提出治经“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蘖派”。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富不强，国运衰微，是因为学术上“误六经之精义，失孔教之本旨”，孔子之教，有特别之教、普通之教，“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焉，《论语》谓之为雅言，雅者通常之称也。

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传者为孟子，得《易》之传者为庄子。

普通之教，谓之小康；

特别之教，谓之大同。

”荀卿曾讲，学始于诵《诗》，终于读《礼》，可见，荀卿所承受的是普通之教、小康之说。

《春秋》为孔子经世大法，非口授不能明，此即《公羊传》，自东汉以后，该书若存若亡，《春秋》无人能解，“孔子之真面目，遂不复可见”。

“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旬子”，“二千年来，只能谓为荀学世界，不能谓之为孔学世界也”。

荀子学说，提纲挈领，特点有四：

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重考据。

戊戌前后，梁启超极力主张恢复孔教精义，“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

”1902年，梁氏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仍然坚持此说：

“孔子之学，本有微言、大义两派。

微言亦谓之大同，大义亦谓之小康。

……大义之学，荀卿传之；

微言之学，孟子传之。

…”孟子既殁，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

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

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

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

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

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

”此段时间之内，梁启超极力推崇孔、孟，贬黜荀子。

　　二、文本研究

　　1902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同意乃师“孔子为改制之教主”的主张。

1903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梁启超对荀子学说少有评论，直至晚年讲学与着述中，才对荀子作过一些较为平实的纯学术性研究。

　　梁启超遍引有关荀子的文献资料，比堪考证，推定、假定出一个简单的荀子年表。

首先，他根据史书有确切记载而史事不相抵牾的一件事为坐标上下推演，即《史记·

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春申君任荀子为兰陵令；

据此推定前293年荀子15岁游学于齐国。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及刘向《叙录》作“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梁氏认为此“或传写之讹耳”；

应劭《风俗通·

穷通》篇作“年十五”，“似较近真”。

梁启超推定前285年荀子说齐相，不见用，遂至楚国；

第二年，再次游历齐国，至公元前268年前后十余年间，三为祭酒。

《儒效篇》记载与秦昭王问答，《强国篇》记载与应侯问答，皆在前267年秦以范雎为相之后。

荀子55岁时，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

前236年春申君被杀，荀子去职，废居兰陵。

李斯于前246年辞别老师入秦，前213年相秦，荀子是否尚在人间，不得而知；

假定荀子尚存，则已是95岁高龄了。

删

　　《荀子》一书，西汉刘向称为荀子手着。

梁氏以为，全书大部分可以推定为荀子着作，但《儒效》、《议兵》、《强国》诸篇皆称“孙卿子”，为及门弟子对荀卿即孙卿的尊称，可视为弟子记录。

《尧问篇》末段纯粹是对荀子的批评，显然是他人所作。

《大略》以下六篇，唐代杨惊认为属于荀子弟子对荀子言行的记录，此说得到梁氏认同。

总之，《荀子》全书非悉数出自荀卿之手是可以肯定的。

　　《荀子》最初由刘向将中秘所藏荀子书三百二十二篇芟去重复之篇，编为三十二篇，为避宣帝讳，名《孙卿新书》。

杨惊作注，省称《荀子》，遂延用至今。

今本二十卷为杨口重新编次，与刘向篇弟有所不同。

梁启超综合前人的考证工作，加以合乎人情的推想，将《仲尼篇》第七之下，重新编次，认为《成相》、《赋》两篇纯属韵文文学，当另为《孙卿赋》而不入《荀子》，恢复刘向校录之旧貌。

　　梁启超还考证了《荀子》三十二篇的真伪问题。

大小戴《礼记》篇名、文字上有很多与《荀子》相同的地方，梁氏以为是《礼记》采录《荀子》，因为该书本属汉儒而成。

可以想见，《荀子》也难免其他着作搀人的现象。

汉儒各自传写，竟有三百余篇，刘向删其重复，将诸本冶为一炉，但其所持标准无从得知。

杨惊将《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置于书末，“似有特识”。

因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亦是片段，梁氏认定此六篇为汉儒杂录，非《荀子》之旧。

　　关于荀子着书立说的动机，司马迁《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口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

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而卒”，梁启超对此说深表赞同。

当时儒家末流，即荀子所谓“子游氏之贱儒”专门靠孔子混饭吃；

出于子夏一派的庄周末流又滑稽乱俗，混淆视听；

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于是，荀子起而革新。

总之，“荀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末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相对孔子原始儒学，荀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发展，“自有其门庭堂奥，不特与孟子异撰，且其学有并非孔子所能统者”。

　　在梁启超早年极力贬斥荀子的时候，连荀子《非十二子》也被他否定。

他认为，荀子的论述“最为杂乱”；

荀子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梁启超认为该篇以排斥异说为能事，充满了狭隘的门户之见，李斯相秦，焚书坑儒，就是因为受到荀卿极端狭隘主义教育的影响，“虽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

”故而，荀卿《非十二子》篇中对各家学说的评判，“殆不足采”。

晚年在各校讲授中国学术史时，梁氏认为，“荀子好批评，虽其批评不能称为尽当，然有极尊严又极严厉的态度”，《非十二子》、《解蔽》、《天论》诸篇是梁启超考论先秦学术的重要资料。

他对这三篇评骘诸子的文字逐一进行了校勘、训释，对荀子的见解或批评，或阐发，或曲为解脱。

如荀子直斥“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梁启超解释道：

“荀子所斥，殆指战国末年依附三家门墙之俗儒，非迳诋三贤也。

　　三、对荀子思想的阐释

　　梁启超对青年学子应该如何阅读、研究《荀子》一书，也指示了门径，他逐一讲解了各篇要旨，并举出重要偏什，要求弟子们精读，以了解荀子学术思想的梗概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阅读、研究荀子，其目的有二，“第一，为修养应用；

第二，为学术的研究”、。

　　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儒家“道术”的几个重要概念。

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其主旨不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性恶篇》）如果顺着人的本性，只有争夺、残贼与淫乱，应当用师法礼仪去矫正他。

梁启超认为荀子极端的性恶论不能算作真理，是拿来作教育的手段。

“这种主张，在教育上有极大的价值。

但是离开教育，专门讲性，不见得全是真理。

　　荀子很注重心学，也曾大讲“治气养心之术”，但与“心学鼻祖”孟子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

梁启超认为，荀子主性恶，“化性起伪”，所讲心学也完全是变化气质、校正各人弱点的那一套功夫，与孟子存养、扩充的功夫并不相同；

荀子的心学主张，“比孟子毛病少点”。

孟子把心与耳目之官分为二，荀子则把它们连合起来，荀子把目、耳、口、鼻、形体五官加上心为六官，不曾把心提在外面；

当然，荀子所谓的心与其他五官仍有不同，“心有征知”（《正名篇》）。

《解蔽篇》中，荀子对如何在养心上用功夫讲得十分透彻：

“人何以知道?

曰心。

心何以知?

曰虚壹而静。

”荀子因为注重外在的修养陶冶，所以十分重视知识的作用，但要获得健全的知识，又必须养心治心，非下刻苦功夫不可。

不虚，不壹，不静，便不能求得知识。

孟子注重内在的修养，求其放心，操之则存，只须一点便醒。

梁氏认为，这就是孟、荀两位儒学大师心学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对荀子政治思想的阐发始于1901年写作的《霍布士学案》，后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梁启超将自孔子以来的儒家政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主义”，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极则是“仁”，仁者，爱人，以自己为中心，从最亲近的人发动自己的同情心，人人将其同类意识扩充到极量，可以完成所谓“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