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出二十五位博士的导师潘富恩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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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烂，秀才半”。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潘富恩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高中毕业回上海姐姐家，统一高考时间已过，于是潘富恩考入上海学院中文系，读了一年。

1952年院系调整，按专业潘富恩等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郭绍虞先生为系主任，有刘大杰、陈子展、朱东润、吴文祺、赵景深、蒋天枢、张世禄、王蘧常、方令孺等，中文系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学生们学习很认真。

全班三十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学业上的发展方向，有的钻研美学、文艺理论，有的埋头中国古典文学，有的搞现代文学或搞语言学，大家各从所好。

安排的课时甚少，一周总共不过十八课时，潘富恩对先秦诸子感兴趣，阅读《墨子间诂》后，写了《墨子散论》，这是他的习作。

潘富恩撰写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论汉代的乐府诗》。

他们正面临着毕业，各人怀着美好的理想，准备奔赴分配的单位，干出一番事业。

然而震惊全国的“胡风反党集团”案平地骤起，他们班级里的同学受不同程度牵连的竟达三分之一，有的开除党籍、团籍，有的受批斗，其中施昌东被捕，弄得人人自危。

潘富恩由于平日木讷少言，且喜欢搞古典文学而与涉及政治的文艺理论学科较远，因而幸免“胡风”案连累，被学校留下当助教。

起初分配在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后改调为学校政治课的哲学助教。

潘富恩学生时代原本对哲学不太感兴趣，觉得不适宜搞哲学，但又一想，同班的同学被整得七零八落，自己能有这样的安排已属万幸了。

于是跟着哲学课的主讲教师，做教学辅助工作，同时旁听苏联哲学专家柯斯切夫的课，认真学习马列哲学的原著，以弥补往日哲学知识的贫乏。

潘富恩与他指导的2001届博士生合影

　　1956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并开始招第一届学生，潘富恩作为哲学系的教师被派赴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

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全国惟一设哲学系的大学。

那时，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正筹建哲学系，师资缺乏，所以就派人到北大进修，欲“借鸡生蛋”。

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就有多位知名教授，冯友兰是室主任，张岱年为副主任，此外有朱谦之、周辅成及研究中国美学的宗白华、马采等；

副教授任继愈，讲师朱伯昆。

潘富恩被指定由张岱年教授指导。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潘富恩进一步懂得了为人治学的道理，张先生是潘富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蒙导师。

在北大进修期间，选听了各名家的专题课：

冯友兰讲《孟子》，梁启雄讲《荀子》，朱谦之讲阳明学，容肇祖讲戴震，此外还有侯外庐、胡绳、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讲座，这使潘富恩眼界大开。

1957年春天，在北大未名湖旁的临湖轩，召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讨会，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便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会上争议激烈，潘富恩参加了这个会，增加了见识。

在岱年先生的指导下，潘富恩在1957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中哲史处女作《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之后，潘富恩向北大图书馆古籍珍藏室借阅了有关宋明思想家的文集并摘录有关资料，准备继续写宋明理学的论文时，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潘富恩无奈只好中止在北大的进修，提前返回复旦大学。

　　1958年初，潘富恩到上海远郊溪乡劳动锻炼，当新农民，而哲学系的大部分师生则到浙江海宁“下乡办系”，干“锄头里出哲学”的事情。

时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热火朝天之际，他很快成为农民中的一员，经常挑灯夜战，甚至睡在田头过夜。

期间，他脑子里就是一个“熬”字，拼命干活，对发生的事件，不想考虑，也不怀疑。

　　1959年夏，在农村当了18个月的新农民，潘富恩被调回复旦大学哲学系，协助严北溟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他帮严教授上辅导课，并为学生上断代中哲史课。

这时，有个名叫季塔连科的苏联留学生，他新婚的妻子迦丽娅在上海华东纺织学院留学，为照顾俩人在上海团聚，特将季塔连科从北大哲学系转到复旦大学哲学系。

季塔连科是建国后到复旦大学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当时惟一的一个，在校里非常显眼。

那时的中苏关系虽然紧张，但老百姓毫无所知。

　　复旦大学校、系领导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

这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可学校依然供应他足够的黄豆、牛排等食品，在当时这是让人羡慕的事情。

领导上指派潘富恩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辅导教师。

根据季塔连科的要求，每星期上四次课，每次足足12个小时，给他讲中国哲学原著，潘富恩一字一句地讲，他就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译记。

季塔连科非常刻苦用功，因日以继夜地学古汉语，竟有一段时间弄得耳朵发聋，后来他说话也常常“之乎者也”起来了。

他毕业论文选定以《墨子思想研究》为题，潘富恩根据孙诒让《墨子间诂》讲解。

潘富恩整整花了二年半的时间辅导他，直至他的《墨子思想研究》论文答辩结束归国为止，潘富恩才算完成了任务。

潘富恩与季塔连科合影

　　季塔连科归国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潘富恩与他从不通信息。

“文革”期间，工宣队为此专门审问了潘富恩。

时隔20年后的1980年，学校外办通知潘富恩，季塔连科作为苏联外交部的高级顾问，随团在北京谈判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借此机会他个人要求来复旦看望老师——胡曲园和潘富恩。

当时中苏关系稍有解冻，但潘富恩还是有一定顾忌。

安排见面的那天上午，季塔连科热情地与潘富恩拥抱后，说了一句：

“我以为你们在‘文革’中已经不在人世了，一直担心着……”后来才知道季塔连科担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全苏苏中友协第一副主席。

20年前，他的《墨子思想研究》第一版就印了5万册，因此获副博士学位，又得到科学博士学位。

潘富恩1959年从“下放”地回到复旦任教，课余时间写论朱熹、陆九渊思想异同的文章。

　　潘富恩的同乡同学施昌东是著名美学家，他政治上历经坎坷。

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摘帽后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潘富恩深知其为人正派，才华横溢。

施昌东虽数次蒙冤，仍不改其志，潜心研究美学。

潘富恩不因老友身处逆境而疏远他，仍然安慰、鼓励他，还经常与他一起商榷学问。

当时“老子”哲学性质的问题讨论正烈，已发表近百篇文章。

为此，他俩细读了老子的各种版本和注疏，汇合各家争论的焦点，合作写出《论老子“道”学说》，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先后摘要刊登。

施与潘合作撰写了《中国哲学论稿》。

1983年，施昌东在弥留之际，仅看到了《中国哲学论稿》一书的封面，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文革”期间，多数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潘富恩被下放农村在当地结婚。

因妻子家庭出身系三代贫农，且与相继出生的3个子女一直住在乡下的岳父家。

潘富恩由此沾光免遭“造反派”的审查，省去了许多麻烦。

从“文革”期间至1983年前，每逢农忙季节和星期日，潘富恩都要骑自行车到乡下参加生产劳动，含辛茹苦近二十年，葱花、酱油汤度日习以为常。

直至1984年，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才将家属农转非调入复旦。

　　1971年，复旦大学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潘富恩被认为“可以当教师”，获准为学员们开设写作实习课。

不久毛泽东发出“学一点哲学史”的指示，于是潘富恩又开设中国哲学史课。

期间，他完成了一本有关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专著《中国现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80万册，1985年重新修订后又再版。

　　1978年，在山东济南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潘富恩应邀参加中国哲学史学科组，会上他以极大的热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翌年，在山西太原召开关于中国哲学史会议，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潘富恩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成为学会理事，并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哲学史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的发言。

　　1980年高校正式恢复职称评定，潘富恩被评为副教授。

这时从日本国来了一位助教授（即副教授）到复旦大学当高级进修生，名叫深泽助雄，他是搞印欧比较哲学的，到复旦大学主要研究专题是宋明理学，校领导指定潘富恩当指导教师。

潘富恩竭尽全力将自己二十多年研究宋明理学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

深泽非常谦虚好学，两人共同切磋，兴之所至，深夜不散。

潘富恩带着他到杭州等地参加学术会议，特地介绍他到北京拜见国学大师张岱年和张立文先生。

在潘富恩的精心指导下，深泽用中文撰写了二篇有关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一篇是《日本近代研究宋学的概况》，1981年发表于《浙江学刊》，另一篇是《宋学与印欧哲学的比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深泽学成回国前夕，为了表示师生之情，竟然向潘富恩行了三次叩拜礼，一时间使潘富恩不知所措，此事在复旦大学传为佳话。

深泽归国后不久升任教授，并成为推进日中友好和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热心人。

1985年，潘富恩赴日本筑波参加国际退溪学大会。

深泽闻讯，专门从北海道千里迢迢赶往东京机场迎接，且用重金聘人代课，腾出时间一连几天陪同中国导师潘富恩，这种师生情谊引起与会各国同行的感慨和羡慕。

　　继深泽助雄之后，潘富恩陆续指导了不少前来复旦大学深造的外国高级进修生。

比利时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硕士尼古拉·

司汤达，汉名为钟鸣旦，他来复旦是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研究的课程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问题。

潘富恩主要给他讲程朱陆王的理学与心学，除讲课外，还带他去厦门、泉州、福州等地考察，这个比利时学生收获甚丰，完成了长达50多万字的论文《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用英文、中文两种文字出版。

1993年，潘富恩与北大的陈来教授等学者住在台北圆山饭店，参加“两岸文化思想与社会发展研讨会”。

会议期间，台北的《民生报》对大陆学者的学术报告作了详细报道。

一天晚上，饭店经理告诉潘教授，有个外国神甫来找他。

在这个陌生之地素无熟人，潘富恩颇感纳闷。

一见面，原来是80年代初他指导的比利时高级进修生钟鸣旦。

钟鸣旦在复旦学成归国已经10年，先后获哲学博士、神学博士，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台湾辅仁大学神学院任教。

这时他恰在辅仁大学，从报上得知潘富恩来台，特来相见，师生见面，彼此甚为高兴。

尼古拉·

司汤达现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

此外，应该提及的还有德国的翟开林（汉名），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时空观，在潘教授指导下，他现在已经是德国知名的汉学家。

　　上世纪80年代初，潘富恩教学任务较多的是指导外国高级进修生和国内的进修教师或外国访问学者，国内的研究生来自昆明、厦门、广州、宁夏、拉萨、乌鲁木齐、重庆等地的高校，其中有回、彝、维吾尔族的教师。

这些当年来潘富恩处进修的学生，大多数人早已是教授，有的人已经退休或将近退休。

　　1980年以来，潘富恩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就有百余篇。

同时，除了与施昌东合作完成25万字《中国哲学论稿》；

撰写《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一书外，复旦大学还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古代认识史略》，这本著作论述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认识论对立发展的历史，评析了先秦至清代近40名有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们所属的学派，从中引出古代理论思维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学习和了解我国古代认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具有启迪和辅导作用。

　　潘富恩长期以来，酝酿着如何探讨南宋浙东学派的问题。

以往学界对于叶适、陈亮注意较多，而对浙东学派中另一代表人物吕东莱（祖谦）则研究不够。

实际上吕东莱是调和朱陆而又吸取永嘉“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其兼收并蓄的“杂博”思想特点，正是南宋学术思潮的反映。

于是潘富恩发表了15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