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学信仰的发展历程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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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统治者对儒学的功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日益将其作为政治运作的指导思想，“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

同时,朝廷表彰忠孝节义,荐举孝廉方正,奖励孝悌力田,诱人践行儒学价值观,使儒学成为一种具有浓郁政治气息的信仰。

知识阶层服膺。

儒家思想有深刻的终极关怀,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

又由于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份以充实和完善自己,因而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易于包容和圆融各种学派。

加之汉代的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知识阶层的的学术兴趣遂由先秦时期的多元倾向逐步趋同于一。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契合,既满足了知识阶层的精神需求,亦使他们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遂使知识阶层成为两汉时期儒学的主要信仰群体。

民间影响扩大。

由于儒学在两汉不仅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条件,也是各种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还是各级官吏治理百姓、社会舆论衡量和评价社会风气、个人行为及品德好坏的基本依据。

加上儒学特别注重德化,讲求维系人心、调适人伦、纯化风俗、维护社会秩序,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期门羽林、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百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

百姓如朱买臣“担束薪,行且诵书”,兒宽“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

这种氛围,造就了两汉无数的忠臣、勇士、烈女、贞妇、孝子、贤孙等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典范,引领着两汉社会的价值取向,当时就流传这样的话: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儒学日益成为民间信仰之一。

二、东汉后期以后儒学信仰出现危机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创立的以“天”为最高信仰对象的政治神学，成为当时政治信仰的主流，对维护皇权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作为“天”教重要内容的祥瑞灾异说有着致命的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以灾异说教批评政治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就连首倡此说的董仲舒也险些因此送掉性命。

西汉时期，因讲灾异被杀的儒士不少，《汉书》中专门有记载。

在这种情况下，“天”教产生了新的变种——谶纬神学。

在本质属性上，谶纬神学与董氏“天”教是完全兼容的，讲天命和祥瑞灾异；

但在形式上，谶纬神学的特点是，编造纬书，将纬书神圣化和经典化，从而继续完成灾异说的使命。

在两汉之际，谶纬学说有两面性，在维护皇权的同时也时刻威胁着皇权。

所以，南北朝至隋代，政府明令禁止谶纬。

这本身已经意味着，董仲舒创立的“天”教陷入了困境，地位衰落了。

实际上，东汉后期以后,儒学信仰日渐失效。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儒学与谶纬神学结合导致其思想深度减退,失去了作为信仰所应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也孕育着对它的怀疑和批判思潮产生。

第二,汉代通经致仕制度的发展,使得注经方法愈加繁琐和支离,经师队伍愈加庞大,所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儒学的日益封闭化和功利化,使其生机和活力被窒息,由此造成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热情丧失。

第三,通经致仕制度也促使部分人将儒学作为求名逐利的工具,使儒学流于形式而失却本质,名声因之而败坏。

从严彭祖“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的斥责,我们看到了汉代儒者精神追求的失落。

第四,汉末社会动乱无序,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

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

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儒学信仰的物质基础丧失,使儒学的价值准则在民间已丧失了说服力和约束力。

从思想史看,信仰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与它联系最为紧密的当属宗教。

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它将忠孝仁义等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而绝对化,且提出并回答了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这些都使儒学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意蕴,因而能够成为一种信仰而深入人心。

然而,儒学与宗教最大的不同,一是在于它不具有宗教那样能够牢固而持久地维系信仰的组织形式；

二是在于儒学有为的、入世的现实主义态度,使它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

同时,它也需要皇权制度和宗法血缘网络为其支撑。

因此,儒学之是否能成为社会的普遍信仰,取决于支撑它的两大支柱是否牢固；

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继续发挥其治世功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

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安顿人的生命,为个体的精神寻找一条出路。

在国家大一统的格局未被打破、社会呈正态运行时,皇权和宗法血缘网络为儒学提供了制度和环境的保障,因而它能较好地发挥自己的经世治国的功能。

它所确立的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伦理准则被广泛地信仰和遵循,较好地维系着社会人心。

然而,随着汉末剧烈的社会动荡,皇权变得岌岌可危,国家统治完全失控,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处于瓦解状态，一旦失去了制度和环境的保障,儒学政治功能和精神功能的虚弱和缺陷就不免显露出来。

汉末以来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儒学对此缺乏有效回应,使儒学的主要信仰群体——知识阶层开始从对现实的焦虑,进至对未来的迷惘,从而陷入了精神困境。

其一,“道”的迷失。

信仰解决了个体的精神出路问题。

儒学之道即仁义学说,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知识阶层提供和展示了内圣外王的精神出路,因而他们立身处世均表现出对“道”的真诚服膺,无不以得君行道,致天下太平为人生的最大价值,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

然而,当知识阶层从党锢之祸

劫后余生,以及在社会动乱中遭受苦难时,发现自己以往真诚信仰的儒家之道与现实的反差是那样的强烈,所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

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儒家的理想人格、伦理道德和经学教条在乱世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使他们感觉到内圣无据,外王路灭,因而失去了精神生活的总目标,丧失了追求儒家之道的信心和动力,陷入了“道”的迷失。

他们“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他们这个“道”,不仅是返乡之道,更是回归精神家园之道。

其二,生存忧患。

信仰总是与人们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联。

对于那些儒学的信仰者来说,汉末的社会大动乱使他们的生存状态彻底改变。

以知识阶层为例,桓、灵时代,两次党锢之祸,使知识阶层的精英们,或身陷囹圄,或流放异地,或伏于重诛。

理想的幻灭,抱负的落空,使处于空前高昂的士气跌入深渊。

凄凄惶惶的境地使他们看不到前途何在,朝不保夕的命运使他们倍感生存危机,由此形成生命短暂的慨叹“: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既然如此,人的存在有何价值?

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的人生?

社会存在的依据是什么?

如何才能使社会和谐,并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有普遍的自由和快乐?

这种对人生和社会的困惑及反思情绪的蔓延,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忧生意识。

其三,形上困惑。

美国哲学家蒂利希认为:

任何民族,任何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有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基本信仰或信念,他称之为“终极关切”,其内容包括宇宙论和人生论。

这种“终极关切”即我国古代的天人之学,其核心要义“恒由天命以推及人事”。

它是古代中国

人对天的观念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思考,为解决宇宙的本原和终极目的、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性质、人生的最终意义、价值和目的等问题提供着重要的哲学依据,属形上之学。

中国之形上学之大宗首推儒家。

儒学发展到西汉以后,董仲舒建构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融自然和社会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并将自然与社会加以比附地联系在一起,系统地提出“天人感应”思想,建立起一个神学目的论体系,回答了个体与社会终极价值问题及其安身立命问题,从而获得人们的普遍信仰。

然而,随着汉末乱世的来临,儒家所构筑的价值体系大厦坍塌。

于是,人们意识到,这个似乎在儒学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原来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圆满的回答。

那么,天道兴废、士人进退出处的根据又是什么?

人的各种价值信念从哪里能得到最终真理性与合法性的证明和支持?

他们陷入了形上困惑。

知识阶层的以上种种精神困惑,深刻地影响到社会各阶层。

在此情势下,人们失去了生活的总目标,不能明确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无法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最高准则。

于是“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矣。

大小混然而怀奸心,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

年少者“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

普遍的道德失落和行为失范昭示着儒学信仰已在社会各个层面上失效和颠覆,与此同时,社会信仰也悄然发生丕变。

从社会发展的逻辑来看,信仰的变化与现实经济的变化相适应。

战国、秦和西汉时期,以个体生产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发展起来,自给自足性的自然经济一直呈持续发展状态。

到了东汉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变化的主要趋势一是世家大族封闭性的、自给自足性强的庄园经济长足发展；

二是汉末动乱破坏了国内市场,已有初步发展的商品经济处于萎缩状态。

经济基础的变化,迫使社会信仰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

如果社会信仰不满足这种要求,那么,它既不能适应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统治集团的政治运作。

以往那种由最高统治者来确立和定义社会信仰，并以此信仰控制新的社会局面，社会成员的全部精神生活都被这种处于独尊地位的信仰所支配的情形,已经不可能再现。

即是说,儒家独家的教义已不可能覆盖社会信仰的全部内容了,因为社会已不具备回复到以往那种单一的政治化信仰的基本条件,因此,信仰发生变化在汉晋之际已不可避免。

变化一,信仰的多元化。

既然儒家之形上学对宇宙人生基本问题的回答已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人们只得向儒家以外的思想寻找答案,对新思想的探索遂形成一时热潮。

新思想的形成往往是从对以往思想成果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开始的。

事实上,从东汉开始,先秦时期的各家学派都有许多人重新研究进而信仰。

如崔寔好典籍,曾与诸儒博士杂定五经。

但其思想已经有些令人瞩目的变化,他主张以法治国,深刑重罚以治乱世,这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法家倾向。

顺帝时杨厚,修黄老之学,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班固《两都赋》将黄老“至治之世”作为政治的最高目标。

又由于“中国形上学之大家,儒家之外,自推道家”，使得老庄思想获得更多人的亲睐乃至信仰。

如东汉哲学家王充将自己的人生信仰定位于老庄,因而在其作品《论衡》中宣称“同安危而齐生死,均吉凶而一败成”。

仲长统摒弃经学,转向老庄刑名之学。

毫不隐讳自己的非儒学信仰,公开宣布“叛散五经,灭弃《风》、《雅》”,他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

自己的信仰是“老氏之玄虚”,自己所追求的人格是“至人”。

大儒马融,也著有《老子注》、《淮南子注》,宣称自己的生活应践行老庄“生贵于天下”之旨。

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子之术”。

折象感《老子》多藏厚亡之义,尽散金帛资产,周施亲族。

廖扶服膺老子“名与身孰亲”之言,“遂绝志世外”。

以上诸人信仰的转向,透露出社会信仰多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所说:

“且言人生观之信仰，一社会中人生观之转变,必在其社会秩序起重大变化之时,或社会之生存受重大威胁之时,新人生观之曙光,初启明于少数先知先觉,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