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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先决条件和实践前提。

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无论它作为理论体系还是现实政策，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实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新飞跃。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过程中概括出来的理论精华，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认识，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民主、法制基础上的发展观。

它的核心内容和要求，就是决策要通过民主和科学的程序来实现，发展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只有这样才能科学的发展，才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们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紧迫地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新情况新形势要求我们科学地回答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什么，怎么样发展。

面对发展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我们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并且作出科学的回答。

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概念，提出“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的思想，并把它们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系统的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体系。

而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既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要求，同时也是实践层面上的政策原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延伸。

提高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不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且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寓意。

因此说，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否落在实处，决定着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在实处。

科学发展观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同样，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也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其意义众多：

　　其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障。

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要形成党科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科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主要表现在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上。

　　其二，作为执政党，国家和人民的大事也就是党内的大事，因此，党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直接决定着国家大政方针的科学化、民主化。

　　其三，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建设和谐社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四，非民主、非科学的决策，贻害无穷。

领导们的“拍脑瓜”决策，由于缺乏民主基础和科学依据，有时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它背离人民长远利益和违犯科学与规律，由于它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会在经济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在政治上给党的形象抹黑，直接动摇党的威望和群众的信赖。

主要表现在，在经济方面：

一是环境、生态、资源遭到不可逆的破坏。

二是重复建设与项目雷同，给有限的国家财力造成重创，也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发生严重流失。

三是经济建设盲目攀比、东施效颦，有时甚至是邯郸学步，最终不得不下马或者改弦易辙。

四是新来的领导来“新”的做法，易官换位，另起炉灶，前任的半拉子工程我们还见得少吗？

五是为官一任造“乱”一方，铺摊子上项目，闹哄哄的旧城改造，最终只是拉动了炒房地产商的“经济”，抹掉的却是古城特有的历史文化痕迹，把区域经济变成个别人无知的“试验经济”。

如此等等，使得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决策权力的垄断和错位，使决策活动离社会大众越来越远，加上胡乱决策、失误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当地政府的行政效能下滑，威信和号令效应大打折扣。

而政治方面的损失就无须赘述了。

　　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重要意义的认识，认识它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深刻意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

“群众利益无小事。

和谐社会建设，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

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必然要求”（注：

出自胡锦涛同志在青海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见《求是》2006年第1期），这就是我党提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深刻的政治与现实根源。

　　二、提升决策质量的关键问题

　　在决策实践过程中，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决策结果质量的高低。

在我们的社会决策实践过程中，如何理解、把握以及落实决策中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直接决定着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成效，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

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不是一对神秘和深奥的概念与命题，它也主要不是一个理论和学术话题，它永远存身于我们具体的工作实践之中，伴随着我们对客观规律和社会进步趋势认识的深入而发展。

我们既要反对把决策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更要反对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上偏执一端的形而上学，同时我们也要厘清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决策民主化中存在的民主与集中的机制问题。

在我们决策实际中，是否应该采用和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或者如何采用和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及怎样采用和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人们在其中的分歧或者相左的意见距离不会有多远，也极易达成一致的共识，而对待决策的民主化则不然，既存在着许多重大的认识误区，也存在着严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

　　在我们具体的决策实践中，人们往往把决策的科学化和决策的民主化对立起来，常常用决策的科学化取代决策的民主化，并且提出了精英政治理念，甚至把决策科学化当作排斥决策民主化的借口和挡箭牌。

他们认为，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常常掌握在占人类少数的精英手中，而普通的人民群众因为知识和教育的差距，并不具备和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与手段。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决策的科学化演变成了一把手决策或者是主要领导人员决策，总之形成了那种旧有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的决策状态。

所谓决策的科学化，就是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门类多学科知识，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和论证手段，开展跨学科、多层次的决策科研活动，保障我们决策利益对理性的和经济的需求，使我们决策的成本和风险降低到最小。

科学决策的特点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决策体制、决策组织、决策目标，决策程序以及决策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上。

简而言之，科学决策就在于要求我们要从经验决策转变到科学决策上来，实现决策全过程程序的科学化。

　　由于科学决策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应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力求接近和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所以科学决策的效果要最大程度地受决策主体科学素养的控制，它的相对有效性和工具属性非常明显。

人类共同的决策实践也告诉我们：

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当作实现重大决策科学化的标志备受重视，实际上，要实现决策科学化并不是科学技术体系本身所能解决的，科学技术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只是为重大决策实现科学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任何决策的可行性论证不应只考虑技术和经济层面的问题。

如果抛开或者忽略考虑法律上是否允许、操作上是否可行、进度上可否实现、政治上能否被有关各方面所接受等等这些综合方面的可行性，这类决策的“科学性”就要值得怀疑了。

对科学技术的功利主义认识和使用，导致决策中科技含量越高，出现决策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决策者主观极力提高决策中的科学含量，到头来往往事与愿违，决策的失误仍然在所难免，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科学的困惑、科学的反思、科学的挑战等不得不成为人们在决策实践中共同谈论话题，决策科学化的局限性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片面强调决策科学化，或者离开决策民主化来谈论和研究决策科学化，认为决策科学化可以独立于决策民主化等等都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倾向。

决策科学化问题从来都是与决策民主化问题密切相关的，只有民主的决策才能带来更多的科学因素，只有决策民主化才能使科学更好地为决策服务。

离开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科学化也不会走得很远，或者说决策科学化也无法达到它的最高境界。

决策的民主化不但使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而且决策扩大民主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全面推动科学技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渗透的过程。

而实际上科学决策的目的也恰恰在于为民主决策提供最可靠和最有效的客观依据，在于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提高决策的质量。

决策的民主化构成了实现决策科学化最重要的条件和途径，而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就是决策的民主化。

所以说科学化的程度与民主化的程度是息息相连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民主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决策质量，它也在最大程度上弥补决策者的信息不足、知识不足和能力不足，纠正他们价值的、理性的、观念的偏见。

并且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提升了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决策的实施获得最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一旦公众参与了决策，就不单单存在认同这一决策的问题，而且会把这一决策当作他们自己选择的行为。

每当遇到困难和坎坷时，群众便会主动地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征服和解决，通过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决策的实施和贯彻。

而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民主决策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会有效地避免领导人个人或者个别领导集体知识的局限和价值观念的偏见，进而大大提升决策的质量，减少决策的失误，“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道理就在这里。

民主决策的最重要标志便是建立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各种不同意见和利益得到最充分和客观表达的体制，整个决策过程畅通、规范、透明和趋向完善，并浸透着一种宽松、自由和畅所欲言的民主氛围。

决策的决断者、决策方案的选择者、决策的评价者、决策的最终受益者在这里是高度统一的。

决策民主化问题，万里同志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我们党并且最早写进了十三大政治报告。

决策民主化本质上是一个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

当前，制约和阻碍决策民主化的主要问题，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

权力过分集中的决策体制容易产生许多弊端：

一是个人专断造成决策失误。

决策本身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然而一些领导特别是基层领导认为决策就是领导者个人“拍板定案”，发扬民主，调查研究，科学论证成了走过场的形式，拍拍脑袋上项目，关起门来作规划，许多事关民生的大事情，往往是领导拍板在前，专家论证在后，压制不同声音，不与群众商量。

主观愿望严重地脱离客观实际，造成决策失误。

二是信息不对称造成决策失误。

科学的决策来自于准确的信息和数据。

一些干部由于存在着“好大喜功”和“报喜不报忧”的现象，基层报上来的数据水分很大。

“上级对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级对上级，层层灌水，水到渠成。

”勾勒出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的“工作速写”。

建立在错误信息基础之上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决策。

不合实际的规划，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改；

大量无效的项目，使当地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三是错误价值观造成的决策失误。

决策正确与否，存在着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有时候并不一致，事实上老百姓的评价准和领导层次的评价标准往往存在着差距。

领导的价值观不一样，对决策的评价标准，也就是政绩的标准也不一样。

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就不会关心老百姓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

有的地方领导堂而皇之地违法征地，冠冕堂皇的强行拆迁。

从部门的利益出发制定法规法案，这样的决策结果，必然是不讲效益，劳民伤财。

因此，只有规范和合理限制领导者的决策权力，用决策民主化的制度来规范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才能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和正确决策的机率。

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旧的决策体制，建立权力下放、分层决策的民主决策体制。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理顺决策权力结构，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下放经济权力，实行经济民主和经济决策民主化。

全球化使得我们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