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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应酌情予以补助”。

1993年2月,国家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把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的奋斗目标。

随后实施纲要把这一目标细化为“到2000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包括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即占全国总人口85%的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初中阶段的入学率达到85%左右,全国小学入学率达到99%以上”。

1994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主持下召开,提出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双八五”目标和三片地区“三步走”的实施办法,让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2003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在国务院的主持下成功召开,会上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村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2006年6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

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这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所承担的责任。

由于国家倾力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推广,2006年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Y县开始在各乡镇和农村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取消升学考试,随之原有的学费也一并取消。

截至2015年,Y县进入义务教育整整十年,然而义务教育的推行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学生求学的机会,但是村民对其所产生的效果极其不满。

由于地方政府秉持“衡量西部农村教育现状的最有用的指标为小学毕业率和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率”这一观念,许多行政组织和教育部门把农村学生九年义务完成比例当做第一要务来抓,他们更注重的是农村的每个孩子顺利的读完初中,至于教育过程中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学质量乃次要问题。

  现今村中许多父母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常以教训的口吻向家中的子女讲道:

“如果现在不努力学习,将来就只能出门务工,留在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种地还不能养活自己。

”村民希望孩子在校努力学习考取大学,然而对许多父母来说家中孩子考上高中都是一件奢望的事。

雄村50岁的李华老伯向我们倾诉:

“现在乡村教学质量真差,今年5月份(农历)我们村30多名学生参加中考,居然没一个考上高中。

去年倒是有两个孩子考上,但那只是镇里的高中,大家都知道那是最差的那种,就算这样那也是不错的了,至少孩子在读书方面还多少有些希望。

在我们农村没有什么经济出路,读书便成为村民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了。

我记得10年前,每年中考村里都会出现几名高中生,有一年村里一个孩子考上了本市最好的高中,一直到现在许多父母都会拿这件事教训家中成绩糟糕的孩子。

”升学比例低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下村民最大的难题,随着教育在村民意识中地位的愈加凸显,中考成为许多农村父母的心病。

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考上高中以便将来读大学,然而初中学历却成为乡村90%以上年青一代村民的最高学历。

父母往往把自己希望但又没有实现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对于村民来说,在城市居住、有一份稳定且体面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愿望,他们会把愿望寄托到子女的身上。

孩子中考失败,他们会为其寻求另一种学习方式。

从金村一村干部处得知,前些年村中孩子没考上高中,由于年龄太小担心外出务工会变坏,并且父母仍希望孩子跳出“农门”跃进“龙门”,因此很多父母送孩子去读三年制中专,所选专业多样,如制药、体育、护士、电焊等。

许多父母认为三年之后孩子将出人头地、为家庭争光,然而当他们毕业后没有丝毫的专业技能,所从事的工作与自己所学技能相隔甚远,技能缺失和文化水平低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发展。

金村张福云讲道:

“家里儿子中考失败后,我送他去读中专,选的是电子维修这方面的,希望以后他有一技之长。

哪知道三年毕业后,他去浙江温州鞋厂做鞋子。

我算是明白了,这三年为了供他读书我花了好几万元,最大的收获除了孩子年龄变大可以放心让他在外务工,其它的一无所得。

”这种现象在Y县的诸多村落比比皆是。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村信息在熟人之间的传递速度是惊人的,每个村民同时处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他在这些社会网络里最大的区别是自己所处结点与网络建构人关系远近有所差异,即在社会关系中与不同角色亲密程度不等同,但是他们视彼此为熟人。

当村民孩子读完大专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想的结果后,这一消息会迅速的在村中流传甚至传往村外。

道村是中专生最多的村落,然而在村民看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因为毕业后他们全部外出务工,所从事的工作就连没有读过中专的村民都会。

于是村民认为读中专对孩子根本没什么用,因此形成了Y县现在的“中专无用论”之说。

  年长村民由于在外务工的生活经历,他们常会教导村中的晚辈在大城市中薪水较高、工作轻松、受人尊敬的往往都是读书较多、知识较高的人。

因此,村中长辈渴望孩子学习优秀,但总是事与愿违,他们希望通过读中专这一方式实现孩子生命的转折,然而最终得出“中专无用论”这一结论。

他们的知识和所从事的职业决定了在这方面了解的程度,村民更相信通过经验而得出的结果,五年制大专对他们来说属于不靠谱的事。

最后他们仍只有把希望寄托到中考,他们认为学习就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只有读了高中考上大学才是读书最成功的模式。

然而,这一模式离他们已渐行渐远,许多村落好几年没出一名大学生了。

许多村民讲道:

“农村教学质量的持续下滑与义务教育密切相关”。

农村教育质量下滑原因何在,是否是义务教育执行后产生的新问题,下文将进行探究。

  二、农村教育困境成因探析

  现代化潮流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义务教育被日益边缘化,农村教育落后沦为普遍现象。

许多政府把发达地区较为成功的教育方法模式化,把其作为一种成功的教育模式置入到经济落后的偏远农村。

脱离具体生境而制定出来的教育制度、社会规范,致使“农村学校持续萎缩,农村优秀教师不断流失,使农村教育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3]因此,乡村教育困境的成因探究对农村教育振兴尤为重要,文章根据田野调查实况,从政府政策、村民、学校三个维度对乡村教育困境缘由进行剖析。

  1.教育法规的一刀切和僵硬化

  在金村与52岁的村主任李文斗聊天时,当问他:

“现今的义务教育与过去的自费教育,你比较偏爱哪一种?

”李主任皱着眉头沉默了一会儿幽幽地叹道:

“抛开国家的教育补助不谈,我还是比较倾向过去的自费教育,这并不是说村民对国家教育补助无动于衷,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罢了。

  2006年,Y县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并开始减免学生学杂费,在当时一名小学生每年报名费在80—100元之间,初中生每年则200—300元。

这对家中孩子颇多的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当时许多村民对政府的这一惠民政策赞不绝口。

有的村民在聊天时激动地说道:

“义务教育解决了我们经济上的难题,就以咱们农村孩子的勤奋劲,每年考上几个大学生不是什么难题。

”为了使义务教育进一步完善,政府不但免了学生的学杂费,每个月还为他们发放150元至300元的生活补助费。

教育的巨大投入使政府承受了一定的财政负担,因此与之相随的是政府开始对以往的教育法规进行调整,其中对Y县村民影响最大的一条是:

不允许九年义务教育内的学生复读补习。

当村民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表示难以接受。

道村的李忠民回忆道:

“听到这一消息,村民都认为这不是断了村里的教育路子嘛,自费教育时村中的许多孩子每到升学考试时都会考出优异的成绩,但好多都是补习生,有的甚至补习了两三次。

如果不允许学生补习那许多孩子不就失去了升学的希望。

  例1:

2004年,Y县雄村小学六

(一)班在小升初考试中获得全镇第二名的成绩,雄村是一偏远落后的小村落,能够获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从该班的班主任曹老师处得知,当年班上共有45名学生,补习生有26名。

成功升学的有34名,其中补习生占了25名,有7名同学已读过三个六年级。

与六

(一)班不同的是六

(二)班遭遇升学滑铁卢,该班共有42名同学,皆属应届生,仅有7名同学成功升学,其中有两名同学的总分仅超过录取分数线一分。

对此现象该班老师虽然颇感失望,但也觉得纯属正常,学生父母对于孩子考试的失败虽然不满,但也不会太过沮丧,他们给出的回答是:

“今年考不起无所谓嘛,继续再读,直到考上为止”。

  对村民来说补习是一件极为正常的事,由于农村特殊的生境和经济条件,使许多孩子学习成绩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父母采取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补习,在他们观念里多读两年成绩总会上升。

有的孩子由于成绩实在太差,在一年级就开始补习。

  例2:

李安华,男,27岁,竹村人,在安龙镇当中学老师。

据其回忆,五岁时开始读小学一年级,那个年代当地政府没有规定孩子上学年龄,由于离校较远且没有上过学前班。

每天早上六点半他必须起床,步行一小时到校参加晨读,由于实在太累加之年龄太小,常常刚到学校就趴在课桌上睡觉。

夏季期末考试他的成绩排在班上最末尾,父亲见其基础太差,于是再让他重读一年级,期末考试时其成绩排在中间靠后。

1995年秋季,在母亲的允许下七岁的他与村中的孩子到学校领取了二年级的课本。

然而在他回家的路上恰好遇到赶来的父亲,父亲拿回了他手里的书,并奔向了学校。

父亲回家后,手里拿的课本居然还是一年的,这让李安华很气愤,然而由于成绩太差只能顺从父亲的意愿。

于是他成了村里为数不多连续读了三个一年级的孩子,家中长辈给他取了“一年级万万岁”的绰号时常取笑他。

第二年夏季考试他成为班上第一名。

而今的他感叹道:

“多亏我爸当时让我复读,之后我的学习一路顺畅,并成功地考取了师范学校,对农村孩子来说复读真的是太重要了。

  据调查得知,在Y县农村地区,有高中或高中以上学历的村民,90%的人都有复读过得经历,有的是复读过小学,有的复读过初中,复读高中的也不在少数。

复读已成为村民的一种常态,许多乡村主体甚至把复读内化为是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行为方式。

Y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几乎年年当选。

作为贫困县的乡村社会主体,教育成为改变村民生境最好的途径,复读是村民对具体乡村教育生境作出调适和整合的最好方式,已成为村民固有的生活方式之一。

当政府取消复读这一规范后,对村民的冲击可想而知,对他们来说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成为泡沫,阶层上升渠道被收缩。

当地政府认为复读会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在义务教育体制之下每多一名学生复读就会相应增加财政负担。

有村民甚至向政府反映,凡是复读产生的费用均由家庭独自承担,政府否定这一提议,他们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相应的费用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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