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学术史研究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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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迹之论次。

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

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

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

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

1.史的目的;

2.史家的四长;

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

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

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

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

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

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

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

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

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

四、老学时代,即魏晋;

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

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

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

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

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

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

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

“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

”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着《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

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

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

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

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

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

简单言之:

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

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启蒙期。

二是全盛时期。

三是蜕分期。

四是衰落期。

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

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

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

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

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着作。

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

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

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

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着的。

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

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

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

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着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

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

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

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

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

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着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着作。

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

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

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着《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

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

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

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

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

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

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

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

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

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

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

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史料者何?

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

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

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

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

”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

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

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史料呢?

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

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

”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

”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

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

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