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治理现代化与治理科技指数体系建构1978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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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以治理科技能力的提升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技术支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期内赢得先发优势和引领效应，而且对推动数字中国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一）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决定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开放

决定中国崛起的根本推动力在于两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扩大开放。

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全面扩大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国家治理探索的新旅程。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申这一目标，并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战略框架。

在不久的将来，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必将展现出崭新的壮丽图景。

治理现代化即以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善治之目标。

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是治理，目标是善治，手段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数字时代的现代化就是基于信息化的现代化。

在习近平总书记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建议更加重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

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之中，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与发展，中国正积极推动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数字技术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和引擎，不仅仅是以数据解放生产力的大发展，更重要的是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驱动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

（二）治理科技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治理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有理论对于社会形态变革的理解与阐释。

数字技术已不再是传统治理视野下的前提或背景，其引发的社会形态变迁要求我们突破乃至变革传统理论框架，“治理科技”作为新的理论概念由此被提出。

治理科技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治理创新，是基于科学规则的治理体系，治理主体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及科学的方式方法，进行科学有效治理并对治理效能进行追踪、反馈和评估，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在这里，治理科技作为一种宽泛的理解，既指制度的实施细则、具体办法和操作规定，也指与制度相配套的各种技术。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技术空前辉煌的世界，所发生的重大变革主要是由技术驱动的。

技术驱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支撑，是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

十九届四中全会实际上明确了大国治理的“四梁八柱”，为坚持和完善“中国之治”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有更多的技术保障，新的应用场景也呼唤技术的发展。

事实上，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石的、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科技体系早已应运而生。

（三）中国崛起的真正标志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

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战略性、系统性工程。

经过70年的探索，我国当前制度建设重心已经不再是强调制度的单个突破和创新，而是更加重视并强调制度间的联系和对接以及功能的整合。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不断探索和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现代化，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四个自信”、树立“四个意识”、推进“四个伟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提供了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制度自信与制度信仰，坚信凭借着强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以及源源不断的强大生命力，在不断适应新要求、回答新课题、总结新经验、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进程中，在提炼总结自身的优秀因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一定能成长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治理科技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一）治理科技的制度保障问题

完善的规范性文件及法规和完备的治理体制是推进治理科技实施的基本支柱。

若没有经过系统规范的筹划和专项有序规划的长效治理体制，缺乏经过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法律制度体系，就无法实现治理科技的纵深发展。

标准规范和政策法规是政府参与社会治理最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之一，可以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方向和效果。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深刻的变化是公共政策与政治决策开始适当地进行分开。

党的决策重心在政治事务，但是政府的决策重心则开始从政治事务陆续转移到公共事务，制定并执行公共政策逐渐被政府视为最核心的职能。

现阶段，中国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整体上处于从初级向中级转变，即由以信息公开为主的交互阶段逐渐过渡到数字化事务处理阶段。

治理国家最具根本性、整体性、长期性作用的工具是制度，如果没有高效的治理能力，制度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

身为实施国家治理的主体，管理者自身必须要胸怀责任，积极主动拥抱变革。

把制度优势更巧妙高效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前提是要使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关键是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能发挥引领模范作用，在坚决执行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作出表率。

党员干部应该把不断提高自身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上的自觉，尤其是在治理科技实施过程中遇到重大风险挑战、重大工作困难、重大矛盾斗争时，决不能退缩和逃避现实、绕道走，更不能胆怯、惧怕，而是要第一时间进行研究、拿出方案、推动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敢于直面挑战，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二）治理科技的发展环境问题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现在各种行业、各个层级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数字技术为价值而生，不断涌现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助力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做大做强。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数字技术的产业数字化服务也更加丰富——从金融科技、监管科技到智能城市，数字技术实现了技术上的升级，同时也做到了科技与行业更好地融合。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已从以互联网平台、移动互联应用、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数字产业化”阶段，发展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推动实体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产业数字化”融合新阶段。

但是，当前国内大多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仍然滞后，导致数字化转型的深入程度并不让人满意。

因此，我们需要将数字技术作为政府、市场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激励城市和区域制定治理科技的产业发展目标及实施方案，推动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现代政府既有公共管理职能，也有公共服务的职能，只有逐步减少其管制职能，不断增强其服务职能，才能使政府从管制型逐步向服务型过渡，这也是政府治理的大势所趋。

治理科技人才作为政府治理的主体，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作为治理工作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业务能力和职能素养与政府治理进程的推动速度有密切关系。

治理科技人才的职能和信息素养培育依旧是当前我国推进数字政府治理中的首要瓶颈。

由于缺少必要的服务意识和职能素养，不少治理科技人才达不到新形势下政府治理的要求，无法面对和妥善解决新背景下政府治理中产生的新问题和困难，没有正确认识到要将公共利益至上作为工作的首要评判目标。

因治理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的不完善而产生的议题已渐渐受到学术圈的重视，但截至目前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三）治理科技的支撑能力问题

治理科技借力数字技术辅助源头治理、依法治理、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

如何以多元因素推动治理的协同化、精准化、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关系到制度优势能否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充分的基础支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视信息化，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为国家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插上科技的翅膀。

数字化转型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不仅具有公共性、共享性、泛在性等共性特征，更具有融合性、生态性、赋能性等独特性特征。

随着数字革命时代的加速到来，包括5G在内的数据基础设施正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也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前沿，中国需要高度认识数字基础设施之于国民经济的战略意义，全面加快数字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数字经济转型。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作为联系市场与政府的第三方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虽然，我国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但社会参与力量发展进程相对滞后，发育程度依然较低，政府依然是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和多个治理层级的主导力量。

政府如何引导和鼓励专业化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并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在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促使现代化治理领域的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和矛盾调处等机制的形成和良性运转，保障社会的常态化运行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治理科技的场景应用问题

在我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数字化将驱动着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推动社会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成果更好造福国家、惠及人民，并加快推进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美好生活体现在公共服务上，就是从增加供给数量转向提高供给质量，更加注重服务的精细化和精准化。

制定具体科学标准是衡量精细化服务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指导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在价值导向、供给机制、服务标准等方面的标准化进程。

从小处做起并落到实处，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当前，全国上下的行政服务中心借助大数据等科学技术逐步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政务改革，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覆盖面和及时性等，逐步展现了具有人情温度和治理精细化的服务型政府的魅力。

2016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针对网上政务服务中的办事不便捷、服务不标准、平台不互通、数据不共享、线上线下不通畅等难点痛点，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总体内容，在2020年底前，建成覆盖全国统一协同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服务型政府的智慧化与智能化水平，提高服务企业和群众的服务效率。

经过几年的发展，各地区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等措施，探索并积累了一批优秀的政务服务模式和创新实践经验，政务服务流程在变革中逐步优化完善，服务渠道更加通畅，服务形式更加多元，人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江苏省“不见面审批”、河南省“互联网+智政服务”、贵州省“集成服务”、安徽省“智慧政务”等行之有效的创新经验，增进了党与民心连心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