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价值的精准扶贫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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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而有效的精准扶贫需要对以往扶贫理念、策略进行反思。

一传统扶贫理念的误区：

对乡村价值的忽视

早期人们认为贫困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造成的，如环境恶劣、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匮乏等。

后来发现，这只是贫困的一个表象，贫困原因可能还包括能力缺失、社会排斥、权利剥夺等复杂因素。

所有这些，不论是简单和还是复杂的解释，其实有一个共性的东西，认为贫困就是“缺乏”，或缺乏物质资源，或缺乏知识与技术，或缺乏能力，无论这种缺乏是个人导致的，还是环境导致的，或者制度使然，都是围绕缺乏某种东西而建立的。

针对匮乏论的解释，扶贫的基本策略就是给予，通过外界的投入，增加补给，以使系统增加活力。

有个“木桶理论”似乎可以解释扶贫的原理。

一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是由木桶的长板决定，而是由木桶的短板决定。

如果我们采取措施，把这块短板补齐，木桶自然就可以多装水了。

因此，为了补齐这块短板人们支付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也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耐心。

“输血式扶贫”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直线思维，因为这种方式的扶贫治表不治里，曾一度使扶贫进入严重的误区。

一方面是资金投放目标偏离，出现学界一直诟病的“精英俘获”等问题；

另一方面也直接导致了扶贫进入反向发展的轨道，滋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背离扶贫的初衷。

“输血式”救济式扶贫必然被“造血式”开发式扶贫所代替。

一般认为“造血式”扶贫比输血式扶贫更能治本。

最为普遍的造血式扶贫是产业扶贫，其特征是引进产业要素，帮助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实现“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滚动发展，最后成为“养鸡专业户”。

结果发现这依然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开发式扶贫概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要正确回答如何开发和开发什么的问题。

目前的开发式扶贫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在效率优先原则支配下，把“有水快流”作为致富的手段，片面强调高投入、高产出，引进龙头企业、公司、大户，而把农民甚至乡村排斥在外，对贫困地区资源实施过度开发，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对乡村资源“抽血”不止，造成新的贫困。

二是受外来资源的诱惑和支配，开发式扶贫往往热衷于采用外源式项目引进的扶贫策略，最受基层政府青睐的是“招商引资”。

人们把脱贫寄希望于外来企业的带动，殊不知政府扶贫优惠政策成为一些企业套取利益的“抓手”，项目成功与否对老板们影响不大。

这种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的扶贫模式，项目往往是上级制定的，这些项目像是个指挥棒，各地为了得到项目，削足适履、牵强附会包装出项目，仅为得到政府的扶贫支持。

因此，违背规律，不顾实际而一味迎合的现象普遍存在。

产业扶贫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乡村经济发展、生产生活改善这一结果是与乡村文化和社会基础紧密相连的。

农村固有的文化逻辑和社会规则是评价产业扶贫中项目进村与当地老百姓相契合的重要前提。

而实际上，产业扶贫往往对乡村固有资源视而不见，不顾及乡村社会发展趋势和村民真实的需求，只跟随地方政府以“政绩”为主要目标的主观臆想，将扶贫资源和资金便利性引向工商资本或产业大户。

针对减贫难度越来越大以及扶贫过程中存在的“粗放扶贫”“大水漫灌”等问题，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

精准扶贫强调扶贫的针对性，“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

对精准扶贫的理解，同样存在着诸多误区。

其中最普遍的认识误区是“精准扶贫就是给钱”。

建档立卡，结对帮扶，甚至“一户一班子、一户一方案”“一户一策”“点穴”“滴灌”等各种概念层出不穷，仔细研究发现，其目的就是落实把钱给谁的问题，以至出现争当贫困户的现象。

显然，这是片面和机械理解了“精准”的含义，精准扶贫的重心在于扶，是瞄准贫困户建立帮扶机制。

要准确理解精准扶贫，必须反思以往扶贫过程中的两个问题：

一是忽视村落的价值，崇尚外来资源，简单地把扶贫等同于给予。

大多数扶贫者骨子里有一套根深蒂固的逻辑假设，诸如“城市必将代替乡村”“穷是因为贫困村资源匮乏”“要脱贫就要输入资源”“要脱贫就要离开农村”等等，无论是给钱、给物，还是给知识和技术，或是鼓励离开乡村，都是围绕乡村没有价值，要获取外部资源而组织起来的。

在这种扶贫理念指导下，人们的眼光是向上的，根本看不到乡村固有的价值，认为通过获取项目等外来资源就可以让乡村摆脱贫困。

二是见物不见人，扶贫过程中把物摆在第一位，人被忽视了。

即使重视人的因素，也是处于次要、附属地位。

诸如提高人的技术水平、发展能力，引导农民参与，以及开展的各类提高农民发展能力的教育、培训等，统统被“物化”了，因为这些提高能力的措施仅仅是围绕着外来项目而设计的，一旦项目失败，贫困面目依旧。

一些用钱堆起来的扶贫典型，除了村落外观发生了些许变化外，人们的贫困状态并没有改变。

有些扶贫措施解决了局部问题，但加剧了乡村整体贫困或衰败，或者解决了一个问题，引发了更多、更复杂的其他问题。

“开发式”扶贫似乎可以成为激发贫困乡村活力的措施，其理念是通过培养贫困农户的生产能力达到可持续地脱贫目的；

但事实上，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战略其减贫效果不尽如人意，或者说所取得的减贫效果与规模投入不成正比。

正因如此，开发式扶贫模式不断受到学者和实践者的质疑。

开发式扶贫很容易形成短期行为、盲目行动，这种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扶贫模式，把农户作为被动接受主体，而忽视了贫困农户合理、公平的受益权利。

尽管一些项目采用了“参与式”，动员农民广泛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只是在项目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缺乏自由度的参与，只不过是在“笼子里的自由飞翔”，农户对上级决定项目和强制实施项目感到不满，但又无能为力。

外出打工被看作是扶贫最为有效措施之一，素有“一人打工，全家脱贫”的说法。

但是，从农民工进城务工开始，农民工的出路就一直存在问题，以至于到今天形成“融不进城市、回不去家乡”的尴尬局面。

中青年人普遍外出务工对农村究竟有哪些影响？

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引起了全社会对未来谁种地的担忧；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现象引起了社会对留守问题的关注。

乡村普遍的衰败、空壳村大量出现、人去宅空，导致人们对乡村未来的迷茫。

打工经济像是一台抽水机把乡村的财富源源不断输送给城市，留给乡村的是进一步的萧条和衰败。

外部资源扶贫策略之所以遇到困难，在于其忽视了贫困者的生存、发展空间是嵌入一个适宜的框架中的，显然这个框架是贫困群体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构建的经济、文化、社会共同体，也即我们所说的村落。

无论是开发式扶贫还是救济式扶贫，无论是着眼于区域的扶贫还是着眼于个人的扶贫，只要忽视了原有的乡村文化框架，这些项目就难以融入乡村价值体系中，成为项目孤岛、无根之木。

这种忽视乡村综合价值偏重于单一经济的办法，虽然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没有触及贫困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导致外部工程项目进村对于贫穷村庄的改善多是暂时性的，一旦外来支持撤走，刚有起色的村庄又会重返贫穷。

贫困从来不只是单一的经济问题，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综合的社会性行动。

在当下国家大力提倡“精准扶贫”的形势下，扶贫资源会更加的顺利进入村庄层面进而进入贫困农户的视野中。

然而，扶贫如果没有村庄整体发展层次的考量，不注重村落整体建设，仍然一味地坚持向孤立的农户直接投放资金或其他形式的资源，扶贫依然会停留在救济层面。

有学者研究提出，过于依赖外来资源的许多农村发展项目并未实现预期效果，甚至以往的发展项目中有70%是失败的。

这表现在对乡村本土知识、乡规民约、村庄异质性、非技术性因素的忽视，在此基础上的技术进村、“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的思路与千差万别的村庄社区实际相悖。

因此，在重视村庄本土策略的基础上，引导村庄实现内源式发展才是扶贫的根本之道。

也有学者把这种脱离乡村价值体系的扶贫称为“脱嵌的产业扶贫”。

因此，学者认为推动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进村体制机制与村庄社会的历史文化深层次结构相嵌合，并重建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而可行的创新探索。

这些研究都启示我们，乡村扶贫必须认真研究乡村价值体系。

二基于乡村价值的乡村资源

传统扶贫思路认为贫困村庄是“一无是处”的，在城乡二元思维影响下整个乡村都被认为“流弊”、是必然被城市代替的对象。

于是，很多地方的扶贫开发顶着华丽的项目，急功近利地拆村建镇或对乡村进行彻底大改造，造成村民在扶贫开发前后的水土不服和扶贫开发项目无法扎根。

与此不同的是，乡村价值理论认为村庄本身就是一个由自然资源、产业资源、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以及村民的生活方式等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稳定性和自身的发展逻辑，基于乡村自身资源或把外来资源融入乡村发展体系中，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才是扶贫的根本。

依据乡村价值理论反思传统扶贫思维和逻辑误区，进而“向内求诸里”，才能重建扶贫系统的健康生态。

乡村之所以称为乡村，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生产与生活资源，能养活一定的人口；

具有一定的社会结构，能满足居民一定的社会需要；

具有一定的文化传统，能承载和传承乡土文化。

一般来讲，除了极少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恶劣环境外，乡村不是从来就贫困的，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发展要素失衡，才导致了贫困。

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有三种思路：

首先是引进资源，这是最为传统的扶贫办法；

其次是以乡村原有资源为基础，通过一定技术放大乡村财富，而不是离开乡村资源另起炉灶，这种办法就像是老根上结新芽；

最后是重新发现乡村价值，乡村在扶贫过程中具有双重角色，既是被改造的对象，又是改造乡村所依赖的重要资源。

传统扶贫重视的是前者，精准扶贫应该同时重视乡村作为扶贫资源的一面。

乡村价值理论告诉我们，构成乡村财富的资源有三类：

一是自然资源。

包括被称为“财富之母”的土地资源，是山地、丘陵还是平原以及土地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农业产业的类型和规模；

水资源包括地下水、河流、土壤水、大气水等，水资源短缺是很多山区贫困的重要因素；

生物资源，包括动植物资源和微生物资源等；

光、热、风、降水等气候条件，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具有很大影响；

此外，还有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

二是社会与生活资源，如村落的地理位置、所在区域、道路交通、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人口、组织、社会关系等，也包括乡村家庭、家族、生活习惯与习俗、信仰等乡村文化，还有村落形态、院落形态、基础设施等。

社会资源是影响自然资源利用的重要因素。

三是乡村社区形成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利用现有技术，依托当地资源而生产出的农产品、手工制品、民间艺术以及乡村所能提供的服务。

如果以此三类资源为三条边，可以构成一个“财富三角形”。

传统贫困村落资源所构成的三角形面积很小，这是乡村在封闭环境中、运用较低水平技术条件，利用有限资源产生的财富。

这种环境下的财富循环具有封闭、低水平、脆弱性等特征。

随着人口增加或环境恶化，此循环能力不断衰减，结果陷入的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状态。

如何使乡村的财富增加，也就是使传统的低水平的小财富三角形变成新的大财富三角形。

这可以通过三类资源的延伸、丰富和融合来实现。

其实现策略有以下三个途径。

第一，引进外来要素。

如引进资金、项目、技术或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