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育价值观的特征与功能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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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价值观的时代流变性，一方面如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又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德育价值观的历史演进并非是脱离了人的自然性过程，相反，它与人的发展相联系并受着人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是通过价值主体的选择而实现的。

没有主体的选择，就不会有德育价值观的发展和演进，不会有价值观的丰富多样性。

德育价值观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要受不同历史和时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

在过去的专制制度下，天、帝、上帝等被看作是各种价值的根据。

宗教对世俗生活的统治，国家权力对社会、对人的整个生活世界的控制，是人不能控制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社会专制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的落后以及人们的愚昧无知，在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民主权利。

而建立在专制政治制度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如果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们也有自己一定的合理性。

缺乏这个环节，就不会出现民主社会的价值体系。

价值体系总是根据一定民族的实际生活需要而构建起来的，德育价值观作为价值体系的构成部分，它是为促进不同时期教育的发展服务的。

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体系。

即使在经济上处于同一水平，不同民族各自的价值体系也会有相当的差异。

社会内部的交往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得能够对不同的价值体系进行一定的比较，从而为主动的选择价值观提供了前提条件。

价值体系决定性的转变，总与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相一致。

价值关系的演变，植根于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表现形式的人的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交往形式相一致的人的需要的发展。

德育价值观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时代的产物。

恩格斯曾说：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1]德育价值观是道德教育的最高准则，它体现着一种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

德育价值观始终与人的发展程度相一致。

社会一定时期的主导价值观，只有结合人在当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理解。

社会一定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事实上是掌握价值的主体的合理性，是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必然性。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在自然经济时代，人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压抑了个人的发展，忽视了人的主体性，整体主义是这一时代价值体系的主旋律，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儒家教育思想占有中心地位，而儒家教育思想就是把道德教育作为中心内容，以教人如何做人，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教育追求的价值观，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这种价值观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但随着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特别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现代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倡导“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倡导个人主义价值观，反对封建专制下的整体主义，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它促进了社会和个人的发展。

现代社会强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的价值原则，这是符合现时代人性发展的。

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总体发展水平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因为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主要与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发达的科学技术、高水平的分工协作，以及全球化、网络化的信息平台密切相关。

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人们的需要丰富多彩且呈开放性态势。

满足需要的手段日益多样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自觉越来越高，由此所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日益表现出时代特征。

任何社会的价值观念一经形成，就会对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产生引导和整合的作用。

社会价值观念所确定的各种价值原则、价值规范，构成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因素，是时代精神和历史文化的凝结，它为个体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提供标准和方向。

由于其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常常是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制度发生重大的变革。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不断丰富，人们对价值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也日益深刻，由此便推动着价值观念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德育价值观是时代的产物，它必须要反映社会和个体的价值追求，代表价值发展的取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育价值观所具有的时代流变性得以充分的体现。

但是，德育价值观已经形成就会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稳定性，当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某些价值原则、价值标准依然存在，在一定时间仍然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对于某些具有惰性的价值观念，没有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很难推动其变革的。

一般来说，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比经济基础的变化要困难得多、缓慢得多。

往往是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而旧的价值观念还不能退出历史舞台，还以各种方式

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2]“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

”[3]因此，德育价值观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

关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这一问题既具有价值论的意义，又具有存在论的意义。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价值论上的真正解决，须从以存在论上的解决为前提，只有坚持价值论与存在论的统一，才有可能更好把握这一关系。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有一种理解就是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单纯地理解为矛盾关系，甚至把二者的关系归结为对抗。

这种理解是非历史、非社会、非辩证的把握。

马克思主义是从共生论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根据共生论的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是既对立又统一。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双方之间就是一种一致性的关系。

个人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个人不可能脱离他的社会本质，也不可能脱离开任何的共同体，那么这种一致性还可以进而理解为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

历史上个人对于社会的依赖是以人身依附为实质的，甚至个人的自由与解放，是以克服个人对社会的依赖为前提的。

在社会交往和世界历史充分发展的现时代，个人对社会依赖，并不像在前现代社会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在社会的一个比较宽广的范围内，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进行的。

这里个人对于社会的依赖，其实就是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塑造。

这种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就是一种共生性的理解。

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视角，来分析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相关。

科尔伯格等人对道德判断发展的研究，一方面强调逻辑思维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认为它并非是充分条件；

道德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认知的发展。

格尔在考察人的道德生活时就认为每一个自我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的自我。

他只有摆脱单纯的自在状态，发现自身与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及其他人的一致性才能回到现实，并通过一种有限自我与无限精神的统一实现自我。

杜威也认为个体道德发展是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发展，“交往、共享、协同参与是道德法则和目的普遍化的惟一途径”。

伦理学家帕尔墨认为个体道德的发展是一种从“分离的自我”走向“结合自我”以至“彼此相关”的过程。

[4]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其表现在：

其一，依附的客体各不相同。

社会道德依附于制度而存在，而个体道德依附于个人而存在。

制度伦理作为社会的公共伦理，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他律性质。

制度是公共理性建构的结果，制度伦理评价的基础是公共利益。

德性必须依附于个人。

德性与个人的道德认知水平，个人的道德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它具有人格化的特征。

德性取决于个人的自律精神。

其二，诉求的价值内容的不同。

社会道德追求的是应然性价值，它对社会的价值取向起着引导作用，其价值体系是以人道价值为出发点。

而个体道德中的德性原则，总是以应然性的价值指令把个体的生活引向理想的层次，具体包括生活的幸福、人伦关系的和谐美满，高尚的精神追求等等。

德性原则所具有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特征，使它成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价值追求。

由此，德性原则内含仁爱、人道、友善、大公无私等，而生命原则、平等原则和自由原则属于社会道德的价值体系范围。

实践证明，社会道德是人们实践的产物，它一旦形成就成为制约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客观历史条件。

对社会道德通过制度的监督和矫正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道德应体现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真实统一，给予个人以进一步自我发展、自我满足的机会。

黑格尔曾说过，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就如同有机体与各分子之间的关系一样，有机体赋予各分子以生命，各分子则赋予有机体以活力。

[5]社会道德与个体德性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促进的。

（三）民族性和普世性的共存

任何民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其价值观念都具有显明的民族性。

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各种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发展积淀的必然结果。

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民族，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标准，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想。

尽管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人群之间也会产生价值观念的冲突、碰撞声之对立，但是，由于共同的生存环境或利害关系，最终会导致价值观念由冲突、碰撞和对立发展到交流、认同和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体系。

价值观念的民族性往往表现为一个民族在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价值创造等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

一个民族的历史越悠久，其文化传统精神越强烈，其价值观念就越具有民族性。

价值观念的民族性是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体现的。

[6]

民族精神是民族性的集中反映。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实践基础上的精神的凝结，民族精神是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支柱。

民族精神是达成价值认同的原动力。

一般以为，价值认同是个体或共体通过相互交往而在观念上对某一或某类价值认可和共享，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实现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定向，并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民族精神是世界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决定性精神，它支撑着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成长。

同时又成了世界精神的发源地和重要组成部分。

各民族在其相互关系中的命运和事迹是这些民族的精神有限性的辩证发展现象。

从这种辩证法产生出的普遍精神，即世界精神。

由此可见，民族精神中产生了世界精神，世界精神又反作用于民族精神，两者形成了一种共生共长的关系、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在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多样性及民族性的特征。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阶级、政治、文化的阈限，对于文明社会来说，共同的价值标准。

它适应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这就是人类的公德或普世伦理。

普遍伦理（theUniversalEthies）,又译为“普世伦理”、“全球伦理”或“世界伦理”。

有的学者认为，普世伦理曾经是人类“道德乌托邦”的理论表达之一，希腊化罗马时期斯多亚学派提出的“世界主义伦理”、基督教伦理的“千年理想世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设想的“道德乌托邦”以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大同”理想等等，都包含着一种普世伦理的思想。

西方近代以来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当代以罗尔斯、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性“普世主义”伦理价值观，它是对西方现代性社会价值取向和现代性道德的经典表达。

从“普遍主义”出发，普遍伦理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