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清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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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72-73明清两代统治者恪守的“永制”。
明代科举以“四书”、“五经”命题,考生所作的经义、书义之文,仿效宋王安石提倡的经义格式,文体使用对偶,内容沿袭程、朱旧说。
后又经过一代代士子吸收演变,科举制度的革新,八股文形成,并最终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得以固定。
明代还将学校纳入科举体系,使“科举必由学校”,学校成为储才以应科目的地方,使人才培养和选拔完全联系起来。
明代的这些改革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使其高度定型化、程式化,完全成为取士的正途。
而清代这种形式更为严重,学校完全以科举考试为教学任务中心,一切教育都服务于科举考试。
学校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清,封建专制化的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其思想,文化,教育政策都是以中央集权为目的。
八股文的出现标志着科举考试进一步的形式化,科举考试作为绝对为统治者服务的制度,其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趋向也更加明显,科举成为了当时士人唯一的入仕之阶,也禁锢了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
明清时期科举制发展到顶峰,学校教育完全沦为了科举考试的附庸,八股文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点,求学者学而不知所学。
本文将主要从明清时期学校性质和明清学校教学内容来论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带来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和场所
科举制将读书、做官紧紧联系在一起,学校教学思想、教学目的完全根据科举而定。
连最初以培养人才为目的的书院也摆脱不了其钳制。
最终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改变了学校教育的性质。
一是体现在使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二是培养人才的书院在科考影响下也逐渐变成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场所。
1.明清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
明清官学主要有两种,即中央一级的国子监及地方一级的府学、州学和县学。
明、清两代的学校,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最初的教育意图都是培养人才和“善教化”。
但是在科举制度影响下,无论国学还是地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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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丧失了教育的功能,而成为应试和入仕的准备场所。
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
“为清代学校的主体的国学和府、州、县学,直可谓有考课,无教学。
„„国子监课士之唯以科举入仕为务。
国子监但有
[2]p112考课、而无教学可见。
”可见,上到国子监下至府、州、县学都已经丧失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功能,只不过是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为最终目的。
因为科举注重八股文,所以学校教学内容也以八股文为主,学校的一切教育都是为了应考。
学校教学注重八股文,政府干脆选定编辑一本《钦定四书文》作为标准范文,考生只需要死记硬背。
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考试怎么考,学校就怎么教。
这就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受科举考试支配,培养只会应试的人才,学校成为科举制的附庸而存在,学校的一切培养目的、培养计划、教学内容都是为了科举考试而服务。
2.书院逐渐成为服务科考的场所
书院作为学校教育的又一种补充在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明成化以后至嘉靖朝书院发展达到一个高潮。
康熙年间又得到广泛发展,雍正以后又出现了乾嘉时期和同光时期两个活跃期。
书院创办之初是为了教育士子,但是到了清代也逐渐受地方管辖。
“書院自唐以來,為藏書、講學、祠祀、考課之地,但明重講學,而清重課考。
”[3]p3892考课分官课和师课,官课省城由督、抚、司、道主持,府、州、县由该地方官主持。
师课由院长主持。
大概每月官课一次,师课二次,所以这样一来,师生的学业也同受政府查验。
明代的地方儒学生员有权参加科举考试,充贡京师国子监而进入仕途的,而书院的生徒却没有这种资格。
到万历年间后,书院一直要求享有乡试的名额,于是出现了“书院科举”的名目。
如白鹿洞书院原规定有洞学
[4]p98科举两名,每遇大比之年,这两名生徒可与地方儒学生员一起参加乡试。
后来参加乡试的名额增值五名。
这样,书院拥有了参加乡试的名额,就与府州县学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都成为科举的附庸了,书院的官学化已十分明显。
到了清代,书院逐渐官方化,成为学校教育的辅助机构,培育科考士子。
清代书院的设立或修复多先经奏准,由帑金或地方公项维持,受地方督抚与官吏的监督。
正如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一书所说:
“大抵清代的学校制度,府、州、县学为地方学,国子监为国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
由地方学出贡为真、监生。
即可入仕。
旗学、社学与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但同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与府、州、县学暨国子
[2]p104监也尚有组织上的联系。
”
清代书院重在考课,所以多数主讲者也只知道从事考课而不讲学,而考课又大抵重在诗、文两项,所以书院还是在为士子科举做准备。
汤成烈在道光、咸丰年间的论清代学校一文可以看见。
文章说:
“昔之书院,为名贤讲学之地。
„„„今也不然,不问品学,但以处京秩之居忧及甲科之归林者,每月一课,一文一诗,批校竣事,即索修脯,未尝进一士与之读贯。
„„„其主讲之得名者,大抵揣摩风气,决取科举名已耳。
是书院之于
[5]p114学校,犹之以水济火也,庸有愈乎,”
总之,明清的各等类学校无不受到政府的管制和监督,而其都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宗旨。
学校成为士子入仕的阶梯以至于出现“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的说法。
其实当时的人们对于学校教育成为科举附庸的弊端已早有意识,如汤成烈所说:
国学、府学、县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
窥其志虑,求取
[5]功名之外无他志也。
”科举之学志在功名利禄,至于圣贤义理与道德文章不过是表面化的东西,这个弊病朝廷不是不知道,但是科举一日是士子进身之阶,学校课程就一日为科举之学。
府、州、县学与国学如此,书院也逃不开如此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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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各等类学校,甚至连考课学生一事都不能认真举行,孙鼎臣在道光、咸丰年间论清代教育,依他所见,当时的太学与地方学,在育人才方面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
学校既然成了储才以应科举之地,又都受政府的统辖和管制,所以并不能在教育上得到独立的发展。
终使学校丧失生命力,无论学校所定的规制如何的严密,理想如何的崇高,结果会使其教育呆滞而至衰败。
二、科举考试决定了学校呆板的教学内容,抑制了人才的创新
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四书文取士。
明清将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乡试每三年一次,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
殿试则在会试后当年举行,应试者为贡士。
乡、会试首场考四书文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个佔一经;
第二场考论一篇、判五条、诏、诰、表各一通;
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
三场之中又以首场最为重要,而首场之中尤以四书文为重。
乡、会试如此,童生院试与生员的岁、科试也如此。
首场四书文与五经文用八股体,称为制艺,也称时文。
也因此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最重要文体。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八股文格式固定,诸如怎样破题,承题,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转,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在字数上也限定为五百或七百字。
繁琐的格式使应试者只能亦步亦趋,不敢逾越半步。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说:
“但一种考试,其形式和内容都有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不得稍有逾越,而国家的教育和人才的进退即以此
[2]p123为转移,则其锢闭人的聪明,束缚其思想,而扼塞其知识,殆势所必至。
”可见,八股文这种呆板、固定的格式使士人得不到自由发挥,束缚了读书人思想。
由于科举考试题目由《四书》、《五经》里出,所以《四书》、《五经》成为生徒学习的必修课而《四书五经大全》成为学校的主要教材。
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同,如注重习字、习时务策,也是适应科举的要求。
又如,考试文体为八股文,学校就注重训练、教授如何写好八股文,而忽视了其他科目的学习。
学子天天以《四书》、《五经》为课本内容,很少涉及其他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学习,而儒家经典免不了带有迂腐之气,大大影响了学子创造性的发挥。
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思想僵化,没有创新能力。
士人为了取得功名,皓首穷经,一味的揣摩圣贤的言行和时文的程墨。
越到后来,连经书也不读了,顾炎
[6]p308武《日知录?
拟题》说:
“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
”清代徐大偆有讥刺士人的《道情》说:
“读书人,最不齐。
烂时文,烂如泥。
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
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
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
读的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
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7]p167-168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讽刺读书人只知道读死书。
八股文兴盛以后,士子为应付科举考试,往往无暇研读本经、“四书”,只读书商们刊刻的各种八股文范本。
自八股文范本盛行后,凡是勤于诵习的士子即使不读本经、“四书”,参加科举往往也能中举人,中进士。
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读八股文范文是获取功名的最佳途径,以至于形成只读范文不读“四书”、本经。
当时“天下之
[8]人,唯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概不观。
”可见当时只看八股文范文的士人只能呆板的背诵。
冯桂芬的《论时文》说:
“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
[9]p124非可鲁莽为之。
”但是清中叶以后就渐不如以前了。
又说:
“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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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124极拙不必失。
谬种流传,非一朝一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
”薛福成也说:
“八股取士,行之已五百余年,陈文委積,巢说相仍,而真意渐汩。
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闻墨,模拟剽窃,
[10]以取科第。
”八股文不尚实学,士子以空疏的文字应举,这种风气实在败坏人才。
又如汪廷真自述其主持赣省童试时所见:
“童生之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白文,不能记忆;
五经、三传,竟未识面。
又有十一、二岁童
[11]p123子,五经尚未闭卷,而试牍闈,成誦已多。
败坏人才,莫此为甚~”由此可见,败坏人才已至如此。
四书文消磨人才,其弊端早已显露,但八股取士当时之所以知其陋弊而不变是因“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
[12]p122以善其后”科举支配下的学校教育培养出的是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
士子为科举而学,学校为科举而教,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应试教育发展的必然。
结果一方面抑制了人才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以及这方面人才的匮乏。
科举制也使知识分子热心从政而不关心自然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古代教育的发展,使中国教育畸形发展。
三、科举制度促使学校教育直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科举制度取士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维护封建统治,所以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教育意义发生了质的改变。
从科举考试设题的内容来看,很多题目都涉及到政治主张,这需要考生很明确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