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基本经验与世界意义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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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党所处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基本状况、承担的发展任务以及党的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可以将70年来党的发展观的演进历程划分为：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激进式革命改造为主线的革命发展观、改革开放后以体制改革为着力点的改革发展观、新世纪初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后的新时代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深刻揭示出：

在价值旨归上，党的发展观必须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原则；

在思维方式上，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立场之“不变”与不适宜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之“变”的辩证统一；

在基本方法上，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在外部环境上，必须统筹好国内外两个战略大局。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对世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诸多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关键词：

发展观；

革命发展观；

改革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

新时代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2-7408（2019）11-0082-10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的中国生态政治学逻辑建构研究”（16BKS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方正（1991-），男，安徽芜湖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国家的发展状况表现为其经济、社会、文化等诸系统的发展及互动情况，在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如何作用于上述领域，取决于具有规范性与强制力的政治权力如何安排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如何分配资源、确定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搭建社会基本结构［1］。

因而政治权力系统确立怎样的发展理念，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家发展的基本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矛盾问题以及国内外战略环境的变化，制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观点。

70年来，党的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调整，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中逐渐成熟。

对不同时期党的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实践状况以及基本经验进行分析，可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为今后我们党的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观的确立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历程

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变化，可以将70年来党的发展观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

革命发展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也由此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1�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1949-1956年）：

恢复与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局面：

政治上，国民党逃离时的残余力量与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严重威胁着社会政治新秩序的建立与稳固；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拒绝承认新中国，企图通过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等手段摧垮新生的人民政权。

经济上，民族工业经官僚资本盘剥打击一蹶不振、社会生产凋敝萎缩，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民生困苦，投机倒把猖獗泛滥。

在此情形下，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对新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判断。

毛泽东明确了其时的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状况，并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的形式，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

根据这一判断，中国共产党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加速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

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810亿元，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最高水平，比1949年的446亿元增长了77�5%［3］。

战争创伤的修复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52年底，毛泽东提出了“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前完成，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起来。

2�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1956-1966年）：

探索与失误。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首先面临着两个问题：

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主要发展任务也发生了变化；

二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即对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发展进度如何选择必须有明确清晰的认识。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准确分析了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5］，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根据这些判断，党的八大制定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

但由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与实践经验不足，八大所确立的许多新的发展理念与方针不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广泛的共识，很多政策措施还未付诸实践便很快发生了反复。

1957年，毛泽东提出两类社会矛盾学说，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以此为契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进行了坚决打击。

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得党和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根据毛泽东的倡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发展目标。

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6］这些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推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造成了“浮夸虚报”“放卫星”等风气的盛行。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全国各地掀起大办公社的风潮，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对农村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破坏。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探索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失误，一方面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实践经验，依靠群众政治热情、大搞突击运动的革命思维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被教条化与绝对化；

另一方面，战争时期注重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被运用到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也往往被归结到了阶级对立问题上，在某些阶段，革命性的阶级斗争逻辑甚至在国家战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总体看来，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重工业、军事国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具有较齐全工业部门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遵循了革命式的发展逻辑：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遵循革命的发展观有助于新中国迅速肃清民主革命时期遗留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残余力量，稳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革命的发展逻辑没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逻辑，党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政策方针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遭遇了重大挫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历史教训。

（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改革发展观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党和国家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1�改革发展观的确立与实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结束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被动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7］798明确了以体制改革作为着力点，不断提升经济活力、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发展思路。

改革发展观的确立，与党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状况的正确判断是分不开的。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阐明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并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提炼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807，这一判断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地规范到了“需要”与“生产”的关系范畴中，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也因此发生改变。

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了时间上的界定，提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7］12，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述，为改革发展观的确立与实践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引。

改革发展观将“发展”定义为时代的主题，其实质是要求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后，以“改革”为核心命题的发展理念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工作重心上，“文革”时的“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代，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这一时期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体制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使得企业自主权不断提升、激发了城市经济活力，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思想文化上，邓小平指出：

“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8］我们党摒弃了“文革”时期轻视知识、轻视教育的做法，提出要加强以教育、科学、文化、道德风尚以及革命理想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对外战略上，1978年后，中国从封闭与半封闭的状态转变为积极的对外开放，以创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逐渐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为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2�改革发展观的调整与经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党中央对改革发展的思路进行了一些调整。

从改革发展的战略规划上看，党对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构设更加具体细致，对改革发展的阶段划分更加明确清晰。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便提出“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构想，1987年他明确了分“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通过设定人均GDP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要求对发展目标进行量化，使人民群众能够更生动、直观地感受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从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积极性。

从改革发展的协调性上看，改革发展观从聚焦经济与管理体制改革向多领域改革共同推进转变。

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他方面的改革发展则相对滞后。

1986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的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滑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9］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