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29篇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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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深恶痛绝的，莫过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失信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老赖”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制造资不抵债的表象；

有的“老赖”通过假离婚、假合同转移财产，以各种方式干扰、阻碍执行。

不久前发生在山东曹县的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事件，就是“执行难”的一个缩影。

限制“老赖”入党、录用为公务员、担任国有企业高管，限制“老赖”坐飞机、坐高铁、领取政府补贴、从事食品药品行业，限制“老赖”子女上高收费学校……随着此次《意见》的出台，一张针对“老赖”的天罗地网正越织越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正在建立健全。

违法背信行为不仅在当下受到制裁，更会在个人信用上留下难以去除的污点，对就业、升学、贷款等重要事项造成长远负面影响。

这也是世界各国诚信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许多人感慨，在一些国家，开证明不用盖公章，签个名就行；

下馆子不用开发票，有收据就行；

买车票不用找黄牛，网络预约就行……事实上，这些国家普遍诚实守信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失信惩戒机制。

如果不对挑战社会底线的失信行为加以惩戒，损害的不仅是胜诉当事人的权益，还有司法公信和权威、社会公平和正义。

此次出台的《意见》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由中办国办印发，本身就表明了中央在顶层设计层面的重视。

只有联合起来，补齐短板、形成合力，对“老赖”处处设限，真正戳到“老赖”的痛点，才能改变过去失信收益高于守信收益的不正常现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和“破窗效应”的出现。

需要提醒的是，随着失信惩戒机制的加快推进，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对个人和单位产生重要影响，越是这样，越需要法治保障，越需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

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要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实施；

法院要建立严格的操作规程和审核纠错机制，确保名单信息的准确规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所谓“扬善必须抑恶”，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必能发挥牵引作用，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让“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浓郁起来，让人人守信成为闪亮的国家名片。

《人民日报》（2016年09月26日05版）

以规范执法守护法治信仰

张洋

公安机关被赋予一定的执法权，就是被赋予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每一次规范行使手中的执法权，都是一次对群众诉求的回应。

法治社会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遵守，也离不开执法者对法律的规范执行。

如果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本身存在“毛病”，法治权威必然会在人们的心中大打折扣。

正因如此，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全面建设法治公安，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公安规范化建设的反复强调，背后是全社会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公安机关破了多少案，还会关注办案程序是否正当合法，是否尊重和保障了人权；

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公安机关能提供哪些行政管理服务，还会关注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如何，是否存在“门难进事难办”。

群众关注的深入，决定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深度。

此次《意见》正是立足于“深化”，从落实受案立案工作责任制，到进一步严格要求依法规范取证，再到规范执法窗口服务……一系列的新制度新机制，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要求。

适应新形势是一种“深化”，解决老问题也是一种“深化”，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发展成为将来的短板，影响整体工作向前推进。

近年来，一些执法瑕疵、缺陷甚至是违法行为总是被迅速传播开来，接受公共舆论的评判，接受法律制度的审视。

这些瑕疵和缺陷给执法公信造成阴影，让法治权威蒙受损害，也让一些基层民警备感压力。

然而，群众监督也是为了法律能够得到更充分准确的实施，为了整个社会能够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转，这和民警执法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看清这一点，才能变压力为动力，习惯于在镜头前执法。

避免过去一些执法不规范、不文明等突出问题的再次发生，关键在于让每一个公安民警深刻地认识到，拥有执法权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依法行使权力，必然要求根据群众的广泛意愿，按照群众的共同意志——法律，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自觉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牢牢把握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这是《意见》着力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再好的执法制度和机制，都有可能和实际执法行为形成“两张皮”。

还应该看到，一些法律制度的缺位，会让公安民警在解决新问题时束手无策；

一些执法标准的不统一，也会招来群众关于“同案不同罚”的争论；

一些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一些领导干部的指手画脚，都会让公安干警感到左右为难。

进一步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和良好的执法环境，也是确保公安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当务之急。

公安机关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者和保障者，也是践行者和遵守者。

公安执法规范化程度越高，法治权威和法治信仰就越能在全社会形成，给百姓带来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也就会越强烈。

未来，伴随着《意见》的贯彻落实，伴随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不断深化，这种正相关效应必然会越来越彰显。

　　《人民日报》（2016年09月28日05版）

到底应该让谁给孩子“补情商”？

谢伟锋

不补学科补情商，最近，有位初三学生的妈妈反其道而行之，花了近2万为孩子购买了一套情商课，引来家长圈一片唏嘘。

（9月20日　《新闻晨报》）

情商课程价格可谓不菲，市场价在一节课300元左右，这让很多家长直呼：

“简直是贵族课程！

”考虑到一方面学校的基础教育并没有涉及到这个方面；

另一方面，情商课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塑造思维，和同样价格昂贵的奥数课程相比，它确实能提升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情商课逐渐成为一些经济能力殷实都家庭之选择。

学生、家长的这种刚需，让情商教育这种概念化的东西，一时间就成为新兴市场，也造就了一个蓝海产业。

投资前景看好，利润空间大，自然就会有众多商家和机构纷纷进场分肥。

但目前来看，情商教育是否就真的“存在即合理”？

学费不菲的课程是否就能给情商“充值”？

在还没有标准和规范出台的前提下，市场就已经“穿鞋跑步”，对于这种先入为主，又有谁来对它进行监督？

应该看到，一些家长之所以会考虑给孩子选择情商课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孩子孤僻、不爱交流。

这种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成长烦恼”，和情商表达在情绪、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还是有所区别。

市场上流行的情商课程，更多在于对孩子以鼓励、思考空间以及增加沟通。

这种趋向于心理干扰的流程，如果就能转变成情商培训并用它来挣钱的话，恐怕就太过短平快了。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教育发展的方向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这为学生教育的综合性培养提供了重要遵循。

因此，包括情商意识在内的素质教育，应当是义务教育领域的重要支撑，它也应该由教育主体来加强。

如果只是抓住了分数和考卷，而学生其他素质教育的“业务”被市场全盘包办，这显然就达不成教育对知识输送和人格塑造的首尾相连。

一些条件优渥的学校，已通过在学生中开展采访活动、户外演讲、播音实践、体育拓展等主题行动来推行情商培养。

这种精英教育的“先知先觉”，造成学生、家长对于优秀学校的掐尖。

但更多的普通学校还没有达到这种软硬件要求，因此留下了大片情商教育的空白领域。

试想，情商课作为孩子们精神领域的补给品，如果任由市场化介入，恐非学生之福。

因此，能否由某些非盈利的青少年组织来“代劳”，从而达到公益属性。

譬如，美国的童子军机构，就通过一系列户外活动让孩子逐渐完成诸如自尊、公民意识及野外生存技能等价值观的灌输。

这种经验，可以借鉴。

尊重“北大屠夫”再执屠刀的选择

江德斌

陆步轩这个北大毕业后在长安街头卖肉谋生的才子，经首次报道之后，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才话题的大讨论。

2004年陆步轩进了当地一档案局工作，肉摊交给家人打理。

今年9月19日，他宣称辞去公职，继续卖肉。

不过这次他把肉摊弄大了，和合伙人北大校友陈生一起赶互联网大潮，在网上卖猪肉。

他说，当公务员是情怀，但收入低难以维持生计，想成为猪肉专家。

（据9月20日《华商报》

“北大屠夫”重拾杀猪刀卖肉，一如既往地成为热点话题。

他在相隔12年后，辞去公职再次卖肉，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情节，显得更为从容平淡，不再留恋体制内的稳定和福利，而是怀抱重新创业的心态，开启人生的新路。

在知天命的年龄阶段，大多数人更期盼安稳平淡的生活，相比之下，陆步轩的选择更需要勇气，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成功或者失败，都是未知的概率。

不管结局怎样，我们都应尊重其选择权，为他的勇气点歌赞吧。

陆步轩是个颇具社会争议性的人物，他的言行多次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主要跟他的学历背景及职业有关系。

普通人很难想象到，一位北大的才子，居然会在街头卖肉，这种反差太大，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引起的争议也非常大。

不过，这些年来，名牌大学毕业生做环卫工、卖羊肉串、开擦皮鞋店、做月嫂、卖肉夹馍等新闻层出不穷，公众早已见怪不怪，并逐渐用平常心态来看待，尊重他们的就业选择权。

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已经接受多元化思维，不再坚持旧有的就业观，只要是凭借个人能力和兴趣做事，无论哪种职业，都能做出成绩来，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

而且，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阶段，大学生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独木桥”不好走，倒不如另辟蹊径，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多元化就业也就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国外发达国家，高学历者也不全是精英职业，同样干着各种各样的工作，诸如服务员、工地、快餐店等，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可见，大学生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卖猪肉也是个人正常选择，只要是付出努力赚合法的钱，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都将赢得社会的尊重。

至于“北大屠夫”陆步轩的回归，跟其他劳动者的离职再就业，也没有本质性差别，更何况，这次他是干上了电商，亦符合“互联网＋”的创业潮流。

恰如陆步轩的校友及合伙人陈生所言：

“我们没自杀、没跳楼、没出国，我们是正面的。

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

”而且，同样是做猪肉生意的陈生，如今已实现了连锁经营、创立品牌、公司上市等成绩，为消费者供应放心猪肉，社会价值一点都不小。

陆步轩如果能够将实践经验与学术结合，成为猪肉方面的专家，实现其梦想，不也是一种成功吗？

学生迷恋“苹果”是消费主义的娇嗔

斯涵涵

9月17日，记者走访发现，在成都手机销售火爆的太升南路上，由于新“苹果”在初期发售量少，价格同样在水涨船高，最贵的一款iPhone7plus甚至炒到24000元，足足是原价的两倍还要多。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购买苹果手机的人群里，学生占了3至4成，成购机主力军。

（9月18日《华西都市报》）

学生处于学习阶段，没有经济收入，却成为购买苹果手机的主力军，其中的反差令人警醒。

长期以来，苹果手机系列在我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之间存在一种消费误区，成为一种时尚的象征，财富的炫耀。

一些人千方百计以买到为荣，为iPhone疯狂的现象我们早不陌生，有富家子、土豪为此一掷万金的，也有屌丝为此卖肾的，更有黄牛借此爆炒的，“爱疯”的意思早已家喻户晓，“我把肾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