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简《诗论》看文王受命及孔子的天道观一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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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文“之”字,代表《文王》之篇。
然而,关于《诗·
文王》之篇前人虽然有过不少说法,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如果不加辨析,我们就很难知道简文所载孔子所说“吾美之”的深刻含意。
这是我们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
关于周文王其人,历来就有他“受命”之说,周原甲骨中有与此相关的记载。
辨明这些说法,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王》主旨和孔子的天命观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此即本文所要研讨的第二个问题。
孔子之所以力赞周文王,这与他的“天命观”有直接关系。
换言之,可以说相关简文是孔子“天命观”的一种表达。
那么,孔子的“天命观”如何呢?
《论语·
述而》篇说“子不语怪力乱神”3](P146)。
阳货》记载,孔子还说过“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P379)的话,这些能够代表孔子的天命观吗?
孔子对于《文王》之篇及文王其人的赞美,可以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孔子天命观的一些核心内容。
此为本文所要研讨的第三个问题。
对于以上三点,今不揣翦陋,敬陈拙见如下,谨供专家参考。
二、《诗·
文王》篇辨惑
《文王》是《诗·
大雅》首篇。
全篇七章,章八句③。
此诗主旨,依《诗序》的说法是写“文王受命作周”之事的。
从诗的内容上看,此说不错。
诗的大概意思是:
首章写文王接受天命;
次章写文王子孙众多,“本支百世”,这是“受命作周”的主力;
三章写文王子孙之外,周还拥有许多杰出人才;
四、五两章写灭商之后,殷商子孙遵天命而臣服于周;
六、七两章写对于殷商子孙和天下诸侯的告诫,要以文王为榜样服从上帝之命。
关于全诗主旨的关键所在,我们将在本文最后说明。
这里先来探讨一下两个历来有较大争议的问题。
其一,对于“文王在上”的理解问题。
此诗首句言“文王在上”,可见其地位之非凡。
并且我们从简文可以看出,孔子特意拈出“文王在上”之句进行赞美,所以辨明其意也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所谓“在……上”,古人有“在民上”和“在天上”两种不同的理解。
毛传:
“在上,在民上也。
……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4](P503—504)④孔疏据诗的下句“于昭于天”,发挥毛传谓:
“此言‘于昭于天’,是说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见上天,故知‘在上,在于民上也’。
”4](P504)
朱熹《诗集传》卷十六不同意毛传之说,指出“在上”之意是“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5](P175)。
清儒陈启源批语朱熹此说,说朱氏“舍人而征鬼,义短矣”6](P415)。
而清儒阮元却力辨在上即在天上,“非言初为西伯在民上时也”7](卷一)。
陈沣《东塾读书记》则肯定“此诗毛、郑之说实非,朱子之说实是。
若拘守毛、郑而不论其是非,则汉学之病也。
”8](P118)
总之,所谓“在上”是在民上抑或是在天上,自汉到清,学界一直颇有争议。
平实而论,朱熹之说较优。
这是因为从周人用语来看,所谓“在上”皆指祖先神灵在天上,“严在上”的用法习见于彝铭就是明证⑤。
另外,周武王时器《天亡簋》铭文可以为此释的直接证据。
此铭谓:
“不(丕)显考文王,事喜(糦)上帝,文王监才(在)上。
”9](下册,P1)这是周武王祭礼上的话,意谓文王神灵事奉着上帝,他在天上还监视和眷顾着我们。
再从《文王》诗本身内容来看,其首章明谓“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4](P503—504),理解为文王神灵在天上,乃文从字顺,不必绕个弯子说话。
如果说指的是在民上,那他怎么能够陟降于上下,并且“在帝左右”呢?
殷周时人认为人死以后身体虽然在地上,但人的精神灵魂已经升到天上,因而《礼记·
礼运》篇说人死之后,应当有叫魂的仪式:
升屋而号,告曰:
‘皋——某复——!
’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
体魄则降,知(智)气在上2](P1415)。
这里所谓“在上”的“智气”,即指在天上的人的精神灵魂。
《墨子·
明鬼》下篇亦明指“文王在上”之事:
今执无鬼者之言曰:
“先王之书,慎无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书之有哉?
”子墨子曰:
“周书《大雅》有之。
《大雅》曰: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穆穆文王,令问不已。
’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
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10](P238—239)。
墨子论证的逻辑就是文王能够在上帝左右,这就表明他的灵魂在天上,可以说对于“在上”之意,墨子的理解是十分明确无疑的。
“在上”一语,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有用若“明君在上”、“圣王在上”之意者,此表示明君(或圣王)之在民上,但那并不能代表殷周时人的观念。
在可信的殷周文献中,“在上”均指灵魂(或生命、命运)在天上,如《尚书·
盘庚》中篇载:
“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
”11](P170)《尚书·
酒诰》:
“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
”11](P207)《尚书·
吕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11](P248)《尚书·
西伯戡黎》:
“王曰:
‘呜呼!
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
‘呜呼,乃罪多参在上。
乃能责命于天?
’”11](P177)此篇所说“在上”犹其上文所云的“在天”。
虽然《西伯戡黎》篇成书时代稍晚,但其渊源有自,亦可代表殷周时人的观念。
殷周时人鬼神观念浓厚,卜、筮盛行,是为明证。
直到墨子的时候,他还专门有《明鬼》篇“证明”鬼神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
陈启源批评“朱熹”说“在上”是在天上,乃“舍人而征鬼”。
其实,“舍人而征鬼”正是殷商社会观念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
朱熹之说,合乎历史实际,而陈氏之论可谓“舍是而求非”了。
总之,《文王》之篇据《吕氏春秋·
古乐》篇说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是为周初之诗,其首句的“在上”之意应当同于那个时代的社会观念,可以肯定其意谓文王之神灵在天上。
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即,究竟是文王活着之时其神灵就“在上”,还是其死后灵魂“在上”,对此我们留待下面再来探讨。
其二,文王是否称“王”的问题。
毛传没有明言文王改元称王之事,至郑笺才有特别明确的说法。
郑笺释“文王受命”句谓: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孔颖达疏遍引谶纬之书以证郑笺之说,认为“此述文王为天子故为受天命也”4](P502)。
关于文王是否在殷末已经称“王”的问题,汉以后的学者颇有争议。
唐儒刘知几《史通·
外篇·
疑古》以“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12](P59—61)为理由反对“称王”之说,认为周文王若有盛德,必不会称王。
宋儒欧阳修举四证进行详论,坚决反对“称王”之说⑥。
南宋时,朱熹不坚持欧阳修此说,而是闪烁其词,以“自家心如何测度得圣人心”,来搪塞学生的疑问⑦。
清儒也有反对称王之说的,如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十三即断言文王曾经称王之说“皆诬文王也”13](P262)。
然而,在褫夺明祚的时代背景下,清儒则多反对欧阳修关于文王没有称王的说法。
陈启源质问道:
“《诗》《书》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
天命之岂仅命为诸侯乎?
”他认为“虽不显言称王,而其实已不可掩也”6](p414)。
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二十三也反对欧阳修的说法,说欧阳修“真眯目而道黑白者矣”14](下册,P1216)。
清儒解释《春秋》“春王”之意,多谓这里的“王”即指周文王,如庄存与说:
“受命必归文王,是谓天道”,“《大雅》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圣人之志也”15](卷一,P781),就是一个典型的说法。
解决这个争议颇大的问题,最有说服力的依据在于史实。
在可靠的文献记载和彝铭中,周文王当殷末之世即已称王,这样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
其一,《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11](P206)王国维指出:
“降命之命,即谓天命。
自人言之,谓之受命,自天言之,谓之降命。
‘惟天降命’者,犹《康诰》曰:
‘天乃大命文王’、《毛公鼎》云‘惟天庸集乃命’矣。
”16](《别集》卷一《周开国年表》,P1141)其二是作为周族史诗之一的《诗·
绵》篇历述公亶父兴周之举,诗的末章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4](P512),朱熹《诗集传》卷十六谓此意指解决虞芮之讼使得“诸侯归服者众,而文王由此动其兴起之势”5](P181)。
司马迁在《史记·
周本纪》中指出:
“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
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
”17](P119)司马迁已经从《诗》中看出作诗之人肯定文王受命之年即已“称王”。
此说十分明确而毫不游移。
既然文献有如此明确的记载,那么后儒为何还不承认呢?
原因应当在于后儒的思想背景。
可以举儒生在汉景帝前的一场争论来进行说明。
《史记·
儒林列传》载: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
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与黄生争论景帝前。
黄生曰:
“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
“不然。
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
“冠虽敝,必加于首;
履虽新,必关于足。
何者?
上下之分也。
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
汤武虽圣,臣下也。
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景帝曰:
“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
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遂罢。
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17](P3123)。
后儒所以不承认文王“受命”称王,是因为要恪守君臣大义。
这正是黄生所谓的“冠虽敝,必加于首;
履虽新,必关于足”,君、臣名分是不应当变易的。
然而在改朝换代、新君确立之时,此君臣名分则又不可过于拘泥,否则,新君主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
清儒对此问题侃侃而谈,底气十足,原因就在乎此。
说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有待解决,即,持周文王只称“西伯”而决无称“王”的说法,一个重要的依据在于孔子说过“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⑧这样的话,如果周文王当殷末之世即已称“王”,怎么还能算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了呢?
对此问题,王国维曾经有过辨析,他指出:
“世疑文王受命称王,不知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称公无异。
……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
即徐楚吴楚之称王者,亦沿周初旧习,不得尽以僭窃目之。
苟知此,则无怪乎文王受命称王而仍服事殷矣。
”16](《别集》卷一《古诸侯称王说》,P1152—1153)可以说,此说解决了周文王的“至德”与他“称王”之举是否矛盾的问题,当时“诸侯在其国自有称王之俗”,所以周文王称“王”也就无足为怪了。
我们前面探讨了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可靠的文献里确有文王当殷末已称王的记载。
二是从逻辑上讲文王称王与其“至德”并不矛盾。
然而,尽管如此,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因为即便如此,也还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称王之载都是后人追记,怎样能够最终说明他“当时”就已经称王了呢?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