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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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通过逐步建立与公务员地位和所付劳动相适应的新的工资制度，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到政府机关工作，提高政府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在“出口”上，国家公务员制度通过对部分职务建立聘任制，实行年龄梯次结构以及辞职辞退、退休等制度，为公务员队伍疏通、扩大了“出口”渠道，有助于公务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增强机关的生机与活力。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它的基本精神是：

（1）始终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

（2）实行公务员制度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以对继承和发扬我国干部人事工作的优良传统；

（4）总结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鲜经验；

（5）吸收和借鉴国外公务员制度的有益经验。

11年来，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推行，使国家机关的生机与活力明显增强；

优化了公务员队伍结构，提高了队伍素质；

弘扬了正气，促进了机关勤政廉政建设，树立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问时，它的推行促进了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推动了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的进程；

改变了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用人模式，促进了竞争激励机制的形成，使公开、公平、公正选人用人日益深入人心，为民主政治建设注入了生机，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鉴于国家公务员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入世的背景下，切实抓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设，全面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公务员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整体性开发利用人才资源的关键内容。

要想建立一个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关键是要建设一个规范、合理、科学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二、入世后政府面临的挑战

入世，对政府的挑战最为严峻。

而且这种挑战是全面和深层次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必须切实解决好“三位”问题。

所谓“三位”，即越位、缺位和错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成绩十分明显。

但是，迄今为止，改革仍不彻底，现行的政府机构仍然带有过渡性质。

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解决越位问题，主要是指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事业以及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进一步简政放权，管少、管好、管活。

解决缺位问题，主要是指要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市场监管和环境营造等方面的职能。

解决错位问题，主要是指实现三个转变：

变微观经济参与者为市场秩序维护者；

变国有资产经营者为国有资产管理者；

变社会资源分配者为市场规则制定者。

（二）必须尽快实现六大转变。

第一，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包罗万象，事必躬亲，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

市场经济呼唤“小政府、大社会’。

要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具体要做到六个有、办好六件事、实现三个化。

六个有是：

有进有退，有增有减，有所为有所不为。

六件事是：

制定运行规则；

营造发展环境；

提供公共服务；

培育中介组织；

实施宏观调控；

搞好市场监管。

三个化是：

强化宏观调控；

弱化微观管理；

转化社会职能。

第二，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权力很大，主要是通过行使行政权力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领导，而承担的责任却明显不足。

今后，各级政府都要认真履行入世承诺，努力为公众服务，切实向公众负责，不断强化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等，并逐步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

第三，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化国家，这是党中央确定的治国基本方略。

体现在政府部门就是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今后，各级政府部门见是可以法定化的事情都应当逐步做到法定化。

具体包括9个法定化：

机构编制法定化；

行政程序法定化；

行政审批法定化；

行政收费法定化；

行政处罚法定化；

政府招标采购法定化；

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

政府执法责任法定化；

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

第四，由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承担着大量的管理事务，基本都属于“指挥型”和“干预型”的政府。

人世后，要求政府的职能要迅速由管理转向服务，建设“指导型”和“服务型”的政府。

这就要求公务员必须转变‘官’念，强化服务意识，在各项政务活动中，要进一步简化手续、服务基层、方便百姓，真正成为市场的培育者。

规则的制定者和争议的裁决者。

第五，由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

以往的政府，无论是政策法规，还是行为方式，透明度都明显不够，神秘化和暗箱操作现象屡见不鲜。

按照WTO透明度原则，各级政府必须迅速由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该公开的事情必须全部公开。

具体要做到5个公开：

重大决策公开；

法规政策公开；

行政标准公开；

办事程序公开；

办事结果公开。

第六，由低效政府向高效政府转变。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是我国传统政府模式的通病。

精简—反弹—再精简—再反弹，历次机构改革都始终没有走出这一怪圈。

而且政府管理没有评价体系，不讲投入产出，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

应当提倡用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并建立健全政府管理绩效评估体系。

（三）必须认真抓好六项改革。

第一，完善行政法规体系。

以往出台的行政法规大多是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的，其中有的与WTO规则明显不一致。

入世后，需要对原有法规进行全面清理，该废则废，该改则改，该立则立，做到废、改、立结合，构建一个透明的、统一的、公正的、可预见的法律体系。

第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行政审批。

WTO规则要求，各成员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

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陆踱改革的力度，要把部分事项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登记制”或“备案制”。

第三，规范行政审批程序。

过去的行政审批不仅事项大多，而且操作不规范，随意性很大。

规范行政审批程序，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明确行政审批时限，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是WTO规则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

第四，大力推行政务公开。

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每一个世贸成员国家，凡是准备实施的政策法规都必须事先公布于众，一切行政行为都必须做到决策、过程、结果三公开。

广泛接受各种监督，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是转变政府行为方式的重要途径。

第五，严格实行依法行政。

要保证WTO规则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在行政决定、行政监督、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活动中，都必须以法为据、依法进行。

第六，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列宁同志讲过，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败。

18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曾讲过，一切拥有权力的人最容易滥用职权。

政府部门要通过建立相应的行政复议制度、行政检查制度、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行政诉讼制度等，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以上三方面的挑战，说到底是对政府组织形式—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挑战。

三、入世后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趋势

WTO是市场化和国际化生存的代名词。

对于各国政府而言，入世就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彻底市场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

随着世贸体系的确立与发展，世界各国政府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生存环境，无不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系做出了一系列更新。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先后开始了以“新公共管理”重塑政府行政的改革。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之库是“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

这两种理论都是为了适应以世贸体系为主流的现代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推崇市场力量和市场作用，主张政府管理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与管理行为，从操作层面上引进市场机制，完善公共管理模式与管理行为。

概言之是：

在管理的思路上引入市场机制以改进竞争；

在管理的原则上坚持产出和绩效取向；

在管理的方式上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模式（如成本核算、控制技术等）。

总之，政府公共管理市场化成为当今公共行政改革的共同趋势。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扬弃，标志着政府变迁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由此对公务员制度提出了新的价值要求。

一百多年前，当公务员制度在西方国家创立之时，公务员制度作为现代化人事管理模式而被人们公认，其制度化的三大标志：

中立性原则、连续性和功绩制，被视为体现西方国家分权制衡宪政的创新性设计和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价值。

然而，入世后政府行政环境的变换，对政府效率和公务员制度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

传统公务员制度的价值理念和体制结构显然难以适应：

第一，保障政府日常运作的连续性而采取的长期雇佣制，已不再符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则和政府面向市场的现实，终身任用所产生的非灵活性和惰性已经使体制功能失调。

第二，体现功绩制价值的职位分类及资格要求、集权化的评估体制等已日益僵化。

表现为：

僵化的资格标准和录用规则、集权化的评估及其程序使用人部门难以及时录用合格的优秀人才；

烦琐的工作分类制度鼓励狭窄的技术专业化，进而导致工作的“部门化”，削弱了利用综合性人才的能力；

复杂的保护体制使得管理者难以及时辞退不合格的公务员，阻碍了公务员队伍的新陈代谢。

第三，公务员制度核心价值的具体实现形式——集中化、标准化的过度规制，形成了“规则变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服从性文化，并产生了非预期的负面后果：

降低了政府绩效，提高了运作成本，压抑了公务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四，体现绝对政治中立原则的公务员封闭性体制结构，制约了公务员直接参与决策，妨碍了政府从外部尤其是企业引进管理人才。

在入世后，尽管各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具体层面各有侧重，但改革的基本走向大体一致，主要都集中在对公务员的体制结构、运作机制（包括运作方式和管理方法）和精神特质方面的改革。

其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引进新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转变公务员文化，形成新的运作机制。

新公共管理强调明确的绩效标准和绩效评估，以结果而不是程序的正确性来评估管理水平；

对消费者的需求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强调公共服务的针对性而不是普遍性；

强调公共管理者的动力结构，对集权化的官僚机构予以分解；

强调通过合同出租及“半市场”或“代理市场”在公共领域引入竞争，把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和购买方分隔开来等。

（二）抛弃传统公务员管理方式，实行以结果为本的管理模式。

要实现以结果为本的管理，必须完成两个转变：

一是要实现规则为本到结果为本的转变；

二是要实现从过程控制到结果控制的转变。

以结果为本的管理模式有三个共同要素：

其一为具体政策或项目制定总框架（目标、指导原则等）；

其二有一套明确而具体的产出和结果要求（绩效基线、项目目标等）；

其三要给予各种各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