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什么启示意义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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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理论都属于人本主义管理理论范畴。

在20世纪初以前，X模式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中期以后，Y模式风行一时。

目前，Z模式正逐渐被广泛采用。

那么，儒家经济管理思想到底属于哪种模式，它的现代价值何在呢？

笔者认为，总的来看，儒家文化，儒商的管理模式是一种尊重人、发挥人的自身内在积极性的人本主义管理理论和方法，用形象的话说，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模式。

其具体表现在：

1、儒家以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主张以性善论为主的性多元论，这种人性思想符合现代管理学的人性假说。

儒家的人性准绳以孟子“性善”论为主，又有荀子“性恶”论，还有董仲舒的“性三品”等性有差等说，辅之以宋儒的天命、气质之性说和习气可塑的理论，说明在人性本体的哲学问题上，儒家与西方管理学Y、Z理论的人性假说相一致。

儒商以儒家的人性善和人性多元的人性思想作为管理的哲学基础，以尊重人，相信人，发挥雇员的内在积极性，以“礼制”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

同时，儒商也很重视制度管理，如本世纪初宋则久经营的国货售品所就规定的包括企业组织设施、财会管理、进货管理、人事管理等完整的规章制度，确保了企业管理的高效性。

在现代，企业管理仍然应该实行礼法兼用，以礼为主的管理方式，在相信和依靠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的基础上，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劳动纪律，特别是提高职工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能力。

由于我国企业员工素质普遍较低，而且体现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也比较落后，因而

科学管理是企业管理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企业文化建设只能包含而不应取代科学管理，逐步走向管理民主化，决策科学化，财务公开化，行为合理化。

2、儒家以人本主义为管理哲学，符合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

儒商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范蠡，春秋时期就提出“择人”和“不责于人”的用人原则，强调经济人才的作用。

在古代的晋商那里，就创造出“经理制”，发挥管理人才的作用，有些论者评述：

“要说‘用人不疑’和‘知人善任’，晋商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在企业经营中，儒商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并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因而千方百计地照顾本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使职工心甘情愿在为企业出力。

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企业管理要以人为中心，而对人的管理要以“得人心”为基础。

近些年来，西方管理学兴起了“三P”理论，三P是指企业是为人的需要而存在和生产的（forthepeopke），企业是依靠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bythepeople），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和人才（ofthepeople），也就是把人置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心地位。

美国大企业家，全美食品同业公会主席法兰西斯说：

“你能用钱买到一个人的时间，你能用钱使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停留在一定的地方，你也能用钱在一天或一个小时内，买到别人一定的肌肉动作，然而，你却不能用钱买到热情、买到主动、买到忠诚，也不能买到一个人对事业的奉献。

”

3、儒商家族结构的亲情式管理具有极大的凝聚力。

儒家文化是家国结构的宗法性文化，儒商企业在组织结构上家族特征也十分明显，儒商的管理是家族式的管理。

中国古代工商企业之间，提倡“同乡扶助”，在经商要地建有“会馆”，组织“同乡会”，用以壮大势力。

所谓微商、晋商、赣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的形成，就是宗族社会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再现。

在企业内部，老板大多数喜欢雇用亲戚、同乡，把师徒关系看成是长、晚辈的关系，提倡“孝”；

把徒弟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兄弟关系，提倡“悌”；

宣扬企业内部“亲如一家”。

这种管理结构对于企业的目标整合，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即便不是均由亲戚、同乡组成的大企业，也同样是十分讲究家族结构和亲情式管理，如旧中国拥有16家分号、从业人员达500多人的瑞蚨祥布店，就将企业内部人员分为若干等：

东家、经理、吃股人员、内伙计、后事，伙计与东家有师徒关系，如果工作卖力，有可能“时来鱼化

龙”，被东家提为经理或吃股人员，得到定期分红。

这就使雇员视瑞蚨祥为家，为其效力卖命，当时在瑞蚨祥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生愿在苏杭，死愿在瑞蚨祥”。

在现代，企业管理当然不能搞“家天下”，人们评述“家族式管理”只适应企业起步时期，是一种减少管理成本的有效方式，但却不利于企业深入发展，特别是不适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族制”企业管理文化。

但是，吸取儒商亲情式管理有利于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一面，显然是有意义的。

4、儒商灵活的经营战略是现代企业管理智慧的宝库。

儒商不仅以道德经商为特色，而且突出地体现了经商的智慧。

儒商是敢于并善于进行商战的商人。

一方面，以智慧经商必须有远见卓识，判断准确，部署得当。

儒商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弟子子贡，孔子称赞他“臆则屡中”，善于“求善价而沽”，故其富可以与君王“分庭抗礼”。

范蠡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经营策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

白圭提倡“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被奉为商人的鼻祖。

另一方面，以智慧经商还要有超人的胆略和魄力，如包玉刚收购香港九龙仓，王永庆买断台塑公司股权等，都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而他们则敢于面对风险的挑战，在竞争中取胜。

许多商贾总结了具体的经营秘诀，如：

全聚得提出经营“三字经”，即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

胡开文墨店总结出“三不可”生意经，即祖法不可依，陈规不可循，老店不可畏。

这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

5、儒商“顾客满意”的经营方针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的最终目的。

儒家经济伦理精华主张“立人”、“达人”、“推己及人”的“利他”精神，儒商把这一原则转换为“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管理原则，与现代管理实行的“CS”战略是一致的。

所谓CS战略，就是让顾客满意（ConsumerSatisfaction），从产品质量、品种、规格，到销售服务的态度、环境以及售后服务等，都以顾客为出发点。

质量第一、顾客至上，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信条。

儒商决不会因蝇头小利伤害顾客，正如陆贽所说：

“吝小失多，廉贾不处”（《陆宣公翰苑集*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早在本世纪初，冼冠生就以“本心、本领、本钱”三个立业之本为基础，提出三个至上，即“信誉至上、顾客至上、质量至上”。

海尔集团根据TQM理论和ISO9000标准，创造了“CEO管理方式”（即“日清日高海尔模式”），推行“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的质量第一战略，使

海尔集团成为世界知名企业。

古今儒商奉行的“顾客满意”的经营方针，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缺陷：

“亲亲”、“谦和”与“官本位”

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最具特点和优势的，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作用，支持人的发展，协调人的关系。

而正是由于这一点的过份侧重，产生了它的传统缺陷：

家族经营——“亲亲”，羞于竞争——“谦和”，以及体现人的唯一价值取向---“官本位”。

1、家族经营，阻碍了企业的扩张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

儒家十分重视封建血缘关系，主张“亲亲”（《孟子-尽心上》），“亲亲是第一件事”（《朱子语类》卷20），反对墨家的“兼相爱”（《墨子-兼爱中》）、“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说。

反映在经济上，家族经营是儒商乃至华人企业传统的组织方式。

这种家族经营的方式具有管理成本低、经营决策快等优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及在企业起步阶段不失为较好的选择。

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商的家族经营已经不合时宜了。

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利润的，而不是亲善血缘的。

企业的发展要向社会融资，意味着外人的股权和控制权的渗入；

经营管理的高度复杂化和专业化，使家族成员力不从心，这些都宣告了家族制的崩溃。

被誉为电脑大王的美籍华人王安，曾被《儒商读本》（人物传）列为现代儒商人物。

他的公司由兴盛到破产，就是因为王安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年老交班于能力不足的儿子，使得许多优秀的公司骨干纷纷离去，最终导致公司倒闭。

这充分说明家族制企业的局限性。

2、谦和忍让，缺少市场竞争和进取意识

儒家的“和”，用经济伦理学来分析，具有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存的两重性。

从正面价值来看，“和”所强调的和谐和人际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保证经济健康顺利发展所必需的。

但是，儒家的“和”偏重于谦和忍让，缺少竞争和进取意识，因而是不完善的。

儒家人物主张“忍”，《尚书》首言“允恭克让”，孔子提倡“礼让为国”（《里仁》），荀子说：

“志忍私，然后能公；

行忍性情，然后能修”（《儒效》），“忍”被看成是修养之道，是美德。

而对“争”则认为是祸，孔子说：

“君子无所争。

”（《八佾》），荀子说：

“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篇》）。

特别是一些儒家人物把利、欲看成是“恶”，有轻视经济利益和物质欲望的倾向，更是将争“利”者看作小人。

如荀子说：

“为事利，争财货，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然唯利之见，是贾道之勇也”（《荣辱》），“唯利所在，无所

不倾，若是则可为小人矣”（《不苟》）。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商品、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因此，在商品经济特别是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的，必要的，只有通过竞争，经济才能发展。

然而，如果过分地谦和忍让，一味地温文尔雅，只做一个谦谦君子，不愿、不敢和不善于在市场中去竞争，那必定会被市场经济大海的波浪所淹没。

3、“以官为本”，不利于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独立经营

儒家的入世学说，与佛、道的出世说迥然异趣。

然而，儒家的入世兴趣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

虽然儒家的正统思想中，把“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但谋得官职，则是儒家人物实现“外王”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载体、方法、途径和标志。

孔子周游列国，希望得到一官半职以施展才华。

孟子也因迂阔之论，得不到君王的赏识。

中国古代的“幕僚”制尤其是科举制，更是加剧了以当官作为人生的目的和追求，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追求“金榜提名”，“衣锦还乡”，造成许多儒生把本来只是实现“外王”目的的手段，当成是目的的本身，“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被做官所取代。

因为读书可以“做官”，做官即可“发财”，“官”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

而商贾贩夫则列为九流之末，在先秦时就被斥为“贱大夫”、“五蠹”古代的职业也一直以“士农工商”排座次，商处末位。

“官本位”意识显然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急需的职业企业家群体和世家的形成。

除了人生目的、追求的影响外，“官本位”的另一人个重大的不利影响是难以区别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使“政企分开”受阻，企业手脚难以松绑，制约了市场经济各个主体、细胞的活力。

不仅中国古代的经济如此，在现代，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同样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应当从中国经济文化的传统中寻找原因，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