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学院~下学期形势与政策期末考试试卷_精品文档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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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3.制定科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全部工作与中国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
4.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5.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党的建设。
9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
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值得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铭记。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进行理论创新的党。
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
这个理论体系,涵盖党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各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第3题是
一、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剧
这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矛盾。
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势必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
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加剧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
我国人均资源紧缺,而资源消耗量却排在世界前列,矿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见附表)。
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过于高昂,环境质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的状态。
资源和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本质上是技术含量低和经济效率差的问题。
我国科技发展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需要,技术水平低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潜力的发挥。
由于缺乏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保护环境的产业技术,或是有了这些技术而又缺乏推广应用的动力,致使我们难以走出粗放型增长的怪圈。
二、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性根源日益凸显
投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
政府投资范围过宽,习惯于借助预算内投资来调控经济运行,而不善于通过政府消费来提供公共服务。
在市场准入方面偏重经济性指标,忽视社会性指标。
对全社会投资重监管、轻服务,缺乏科学的、有预见性的宏观产业导向。
财政税收体制不规范,政府存在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
公共财政体系不健全,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公共服务开支不足,一般经济建设开支过多。
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缺乏独立的正常收入来源。
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融资的使用随意性很大,其中相当多资金直接用于盈利性投资。
金融体制改革进展迟缓,金融参数失真。
银行体系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市场化融资的需要。
利率、汇率机制僵化,资金价格扭曲,容易刺激粗放型经济增长,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久拖不决,难以发挥扩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
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建设项目几乎不计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
矿产资源税目前还是按照实物量征收,刺激过量开采。
煤、电等资源型产品价格失真,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
土地配置缺乏规范、长效的管理制度。
土地产权主体和权利界定不清,保护不力。
土地供应方式过于行政化,导致地价严重扭曲。
土地使用性质缺乏明确界定,土地收入的分配和管理相当混乱,各种“黑箱操作”和腐败行为猖獗。
缺乏权威的国土资源总体规划和跨行政区域规划,导致地方各自为政、任意调整规划和贪大求洋。
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诱发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冲动。
我国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十分明显,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
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也很薄弱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公共教育资源向高等教育过分倾斜,而义务教育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
高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重2003年上升到24%(通常为20%左右),农村义务教育却面临危机。
公共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倾斜,而农村缺医少药仍很严重。
现有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层加快的新挑战。
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量转移,而城市财政体系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强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高涨,而贫困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呼声往往被忽视;
部分社会成员既得利益的减少或丧失将引发不满情绪甚至过激行为。
人口发展态势仍然严峻。
基数大、增长偏快、素质偏低、“未富先老”,是未来二三十年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
在现有技术水平和制度框架下,这种态势必将加剧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多重经济社会压力必将接踵而至。
城乡贫困问题有所反弹。
随着城市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加速,在失业人口、流动农民工、失地农民和老年人口中正在形成新型贫困群体,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这也鲜明地折射出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收入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等问题。
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生产要素流动将越来越取决于投资回报率和区域专业化分工等客观经济规律的导向,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势将继续扩大。
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加快,但与东部的差距仍然在拉大,正是必然反映。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要害并不在于经济发展差距,而在于社会发展差距。
目前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还较低,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尚不理想,还没有明显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还没有显著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后劲,还不能普遍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全民福利水平,因而也将不利于逐步改变目前全国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状况。
五、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存,各国和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长期持续,并且可能发生分化重组。
参与全球化将给我国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风险,而我国符合开放型经济要求的宏观调节手段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健全。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将带来持续的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出口增长方式粗放,加之处于非市场经济地位,因此已经处于贸易摩擦高发期。
今后我国还会遇到绿色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新贸易壁垒”。
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主要经济体和国际市场波动可能引发国内经济运行出现异常。
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将要全面兑现开放市场的承诺。
国内弱势产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同时还会进一步暴露现行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存在的缺陷。
此外,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对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干扰加大,台海局势动荡和朝鲜核问题等区域不稳定因素正在凸现,对我们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构成严峻威胁。
这种复杂局面必将对我国完善趋利避害的机制和艺术提出更高要求。
第4题:
第一,关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
去年5月以来,两岸双方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了互信,从而推动解决了两岸关系中一系列复杂问题。
考虑到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难题,巩固和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
坚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关键所在。
第二,关于两岸经济合作。
今后一个时期仍然要把全面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作为重点,当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考虑到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同你们共克时艰。
今后,如果形势需要,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
签定两岸经济合作协议,关键是协议内容要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两岸同胞福祉增进,有利于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
双方应该共同推进商签协议准备工作,争取今年下半年谈起来。
第三,关于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
新形势下,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潜力,也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第四,关于涉外事务。
几天前,中华台北卫生署应邀派出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这表明,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妥善解决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也表明我们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诚意。
我们希望,这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了解,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五,关于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是“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提出的目标,已经成为两岸双方的重要主张。
我们提出,两岸可以就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问题、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进行务实探讨,表明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积极思考。
两岸协商总体上还是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但双方要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准备、创造条件。
双方可以先由初级形式开始接触,积累经验,以逐步破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