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公共管理模式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分析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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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一个竞争的世界，政府作用在提升国家比较优势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的政策正在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国家的优势”。
这就要求政府具有比以前更高的效能和创新能力，而官僚制行政模式无法提供迎战全球经济竞争应具备的政府能力。
所以，全球化对各国政府的挑战和压力构成了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因素。
2.官僚制行政模式所受到的抨击。
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官僚制行政模式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辉煌之后，开始遭到普遍的怀疑与批判。
针对官僚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价值与技术两个层面。
在价值层面上，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层级制等特征不可避免地导致它与民主的冲突。
由少数精英控制的民主，在公民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时代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在技术层面上，官僚制行政模式已不再被视为有效率的组织形式。
在人们心目中，官僚制成为“官僚主义”的同意语，是低效组织的代名词。
人们对官僚制的批判已蔚然成风，有人曾形象地说，在美国，“给予政府猛烈的一击，已经成为全民最热爱的运动”fzl
3.私营部门革新的压力。
与公共部门的垄断性不同，私营部门长期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它们表现出很强的革新精神。
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提到，为了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地位，美国的私营企业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下放权力、减少管理层级、重视质量、强调顾客取向等。
美国的私营企业在这场改革中成绩斐然，比较之下，政府明显落后了。
人们举目看到的是毒品泛滥、犯罪猖撅和公共部门的冷漠、迟钝与低效，“与此相对照，私营部门之中却充满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功故事”。
两相对比的鲜明反差势必对公共部门形成极大的压力，促使它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4技术变革的冲击。
信息数据的收集与传递比以前更廉价、更快捷，并可以转化为绩效信息，这直接导致了管理的分权。
由于信息可以共享并以一种即时的形式传输到各级管理者的电脑屏幕上，这就减少了对中间层次的需要，政府组织结构由此可以变得更加扁平。
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传统的“办公室”概念，档案存储和大众沟通逐步实现电子化，人们处在一个共同场，所以彰显组织特性的必要性业已丧失，电子政府的概念应运而生。
相比之下，依赖打字机和笔等传统技术的官僚制行政模式明显落伍。
（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
1.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为了解决公众对公共服务递增的需求和庞大的财政开支之间的矛盾，西方各国政府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通过招投标制、合同出租、公私合作等形式把一些公共服务交给私营企业或非政府组织来提供。
而政府自身则集中精力于“掌舵性”的职能领域，如拟订政策、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标准、监督合同执行等，引导它们为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服务。
2.引人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与技术。
新公共管理模式认为，无论是在私营部门还是在公共部门，管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基于这一认识，西方各国在公共管理中广泛引人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与手段。
如在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引人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实行目标管理、绩效评估、全面质量管理、成本一效益分析等，以提高行政效率。
3.授权与分权。
它既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授权和分权，也包括政府内部不同层级组织之间的授权和分权。
后者是当今西方行政改革的热点，其中最为着名的是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方案，"
（TheNexlSteps），他们把政府各部的中下层组织转化为相对独立的“执行局”（ExecutiveAgency），执行局负责人对工作结果承担责任，并被赋予在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和财务等方面的充分自主权。
这就实现了上下级之间由隶属关系向契约关系的转变，上级对下级的控制也由着眼于控制过程转向着眼于控制结果，体现了决策制定和执行相分离和分权化的趋势。
4、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
新公共管理模式反对官僚制行政模式重遵守规章制度轻绩效测定与评估的做法。
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和个人的绩效目标，并对其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测定和评估，促使公共组织由原来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5.新公共管理模式把社会公众视为向政府提供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
它认为，公共组织应坚持“顾客导向”（CustomerOrientation），认真听取顾客的意见，制定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并赋予顾客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实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目的。
6.公共部门人事制度的改革。
新公共管理模式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采取措施提高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的合同制代替永业制，实行以工作业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
新公共管理模式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上述内容外，加强对高级公务员的政治控制，非国有化，注重信息技术运用以提高行政效率等都可归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容之中。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基础上，如果说传统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两分法，那么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则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现代经济学理论，诸如公共选择理论、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支持。
就影响而言，公共选择理论无疑是当代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该理论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却颇具争议的基础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人同所有人一样，是理性自私的人，其行为受个人利益的支配。
同企业家在经济市场上追求利润一样，政治家在政治市场上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如连选连任、更高的职位和更大的权利、本部门预算最大化等。
而且，利益的驱动常常使政治家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利益集团会利用寻租机会收买政府官员，损害更大范围的社群利益，政府官员也会努力增加本部门的预算以获取更多的资源。
其结果，政府日益膨胀并超过必要的规模，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获取较大的分额，各种制度日趋僵化。
这就使如下的措施成为必要:
限制政府作用，缩减政府职能范围，将政策制定和执行分离开来，并限制既得利益者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在提供公共服务领域引人市场竞争机制，以打破政府垄断:
增加政府运作过程的透明度等。
此外，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公共管理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第二个理论基础则是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与方法。
有人把新公共管理模式又名为“企业型政府”，集中反映了该模式管理企业化和市场化取向。
当前，广泛引人私营部门的管理技术与方法已成为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四）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着名的公共行政学大师罗伯特·
达尔在《公共行政学:
三个问题》中曾这样讲到:
“对某一民族国家环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的作用做出的概括，不能普遍化并运用于不同环境中的公共行政管理。
一种原则则有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框架，但是，原则的适用性只有在对那种特殊框架进行研究之后才能确定。
”因此，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对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审慎的分析。
与西方国家在20世纪后期已相继步人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不同，目前的中国尚处于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具有弗雷德.W·
利格斯所说的“棱柱型”社会的特点。
而官僚制恰恰是工业化初期阶段最为合意的政府治理模式，官僚制所体现的科学、法制、理性、效率和可预见性也正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民众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美国着名行政学者B.盖伊·
彼得斯也同样认为:
“对于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官僚政府。
"
Lsl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除人事制度的部分领域外，中国基本全部接受了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此后中国一直在朝着理性官僚制的方向努力。
然而，20世纪后期，与西方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念与方法开始传人中国，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相契合，加之其在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取得的成功先例，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共鸣。
中国行政改革开始面临来自传统与后现代的双重挑战，规则与弹性、过程与结果、政治中立与政治回应、公平与效率等一系列对立的价值观念使中国的行政改革处于夹缝之中。
中国政府一方面要致力于推进国内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另一方面又要迎接来自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国的行政改革因此呈现出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中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者在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上的不同。
众所周知，马克斯·
韦伯在经典意义上所提出的官僚制是一种“理想型”，它更多是种理论上的抽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企及。
各个国家所表现的常态，要么是官僚化过度，要么是官僚化不足。
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很大程度上肇始于官僚化的过度发展，其表现为政府体制的僵化、迟钝、冷漠与缺乏创新精神。
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则是过度官僚化与后工业社会激烈变迁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而在当代中国，由于体制的惯性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官僚制整体上尚处于发育不全的状态，其表现为:
行政人员轻视规则与规范，行政管理的“身份取向”凌驾于“业绩取向”之上，行政低效与腐败等。
因此，中西方在行政改革的措施选择上也就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例如:
在西方国家为提高政府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而大力提倡“解制型政府”时，中国却面临着“在规则的通用性不高的情况下如何确保这些规则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的问题。
当前，我们的法制建设还远未达到把执法者驱赶到“合法不合情理”的僵化状态，我们不可能在法制体系尚不健全与完善的情况下就大谈法制的过繁与过多，加快立法与严格执法仍是今后很长时间内我国的主要任务。
B.盖伊·
彼得斯指出:
“改革模式的成功取决于解决的方法是否完全适合存在的问题。
”中西行政改革面临基本问题的差异提醒我们在行政改革模式选择上必须对症下药、有的放矢，绝不可照搬照抄。
而且，更进一步分析，新公共管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实施尚存在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
1.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实施需要良好制度环境的支撑。
然而，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我们的民主法制制度尚不健全，对公共部门和行政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由于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和严格的审计制度，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非但没有实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目的，反而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总体上还处于不健全、不完善和不成熟的状态，缺乏公平交易的制度体系和保证信息高度透明与自由流动的机制。
私营部门在获取公共服务的政策与信息上与公共部门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如果缺乏上述制度的保证，私营部门要想长期在公共服务领域立足是很难的。
2社会力量发育水平的限制。
新公共管理模式提倡把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社会力量，这就需要一批发育成熟、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都较强的社会组织。
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市民社会不发达，社会力量总体上还处于发育不足的状态，其脆弱的自我管理与自治能力使政府的职能目前还不能一次性“卸载”，而应首先采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的培育力度，然后在可能的领域里稳妥推进。
3.技术条件的制约。
未来学家阿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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