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悲剧到文化和谐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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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性问题史上，文化一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不少学者对文化的现代发展进行了探讨。

如卢梭对现代文明的衰落和个体精神的沦丧深感绝望，发出让“文化返归”的呐喊，斯宾格勒面对工具理性对个体生存的全面控制，面对现代生活的诗性缺乏，高呼西方文明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而德国文化社会学家齐美尔，可以说比描给了比他们更令人绝望的人类文化受难图。

在齐美尔看来，随着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传统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受到极大的压抑，一种客体的物质文化正在压倒主体的精神文化，物化现象变为普遍的社会现实，金钱和商业价值日渐成为一切评判的根据，现代文化的悲剧由此而产生。

　　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对现代文化的实质——生命与形式——二元对抗的分析上。

生命和形式的对抗在齐美尔那里类似于内容和形式的对立。

齐美尔认为，形式具有一定的界限，生命则力图冲破形式的固定界限，现代文化的困境就源于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冲突与对抗。

　　一旦生命进程超越纯粹的生物层面，向着精神层面迈进，并由精神层面进入到文化层面，一个内在的矛盾便会出现。

整个文化的进化，就是处理这个矛盾的发展、解决和再出现的历史……形式在产生的那一瞬间，也许是完全适合生命的，但随着生命的不断演化，它们会变得僵化，并从生命中脱离出来，与生命相敌对。

①

　　生命总是希望实现它不能达到的某种境界，它企图超越一切形式。

然而生命又只能用形式来体现，它不能用超越形式的生命来代替这种形式。

生命和形式的冲突在文化上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与精神内容的一种冲突。

可见，齐美尔实际上是将文化视为一种体系，因此，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又可以看作是文化创造力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对立冲突。

文化创造力具有生生不息的节奏，且永不停止地流变；

而文化体系是富有创造性的生命的外在框架，它有自我的界限和适用范围。

一种文化体系一旦得到固定、具有自我逻辑性和合法性，就势必会与内在于它的生命产生裂变，如果某种文化形式自成体系，也就意味着该形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性，并且，文化体系越是独立自主，它们与文化创造力之间的对抗性就越强。

生命与形式之间的冲突并不只是简单的对立关系，甚至还以一种战斗的、甚至是革命的姿态体现出来，“假如生命——作为宇宙的、种类的、个别的现象——是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流动，那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就不仅仅是生命同形式之间的深刻对立。

这一对立往往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它是不停的、非原则性的，但又是以革命方式爆发出来的、继续前进的生命反对历史标记和当初文化内容在形式上僵化的斗争，因而它也会成为文化变迁的内在动机”②。

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不仅相互之间有矛盾对立的关系，而且，这种对立是一种动态性的对立。

一方面，一旦精神生命要获得展现，它就会不断地创造出自给自足的，并渴望内在永恒无限的、与特定的精神生命相适应，并作为特定精神生活表达的必然模式而存在的形式。

另一方面，生命的流动永不停止。

只要精神生命外化为形式，那么生命的内在永恒动力就会与形式固有的自足性产生矛盾，到最后必然会摧毁旧的形式，并渴望新的形式来适应自己。

　　生命与形式的二元对抗体现在齐美尔对现代文化的分析中，则成为其着名的文化悲剧理论：

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冲突，即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个体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反而成为控制人的工具。

　　齐美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内在精神冲动与它借以外化的形式处于水乳交融的和谐状态，因此，文化的发展也就显得相对平和。

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这种和谐状态逐渐被打破，启蒙运动的延伸使个体将理性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从而使得外在的物质文化得以高扬，并对主体内在的精神文化构成极大威胁。

“近百年来，在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服务方面，在各种知识和艺术方面，在不断改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方面，社会分工日趋繁多复杂。

作为个性开发原材料的个人能力很难适应这一发展速度，已远远落在后面……现代人真正缺乏文化的原因在于，客观文化内容在明确性与明智性方面跟主观文化极不相称，主观文化对客观文化感到陌生，感到勉强，对它的进步速度感到无能为力。

”③工具理性的横行带来了客观文化的空前膨胀，其最终结果是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全面压制，导致主观文化跟不上客观文化的发展，远远落在外在的客观文化发展的后面。

可以看出，文化悲剧的命意即在于：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尤其是到了货币经济时代，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越来越难达到和谐统一，反而各自为政。

文化的悲剧由此而生。

　　齐美尔对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深怀忧虑，认为这种压制必定会导致现代个体对文化的普遍不满，以及作为整体的文化的最终衰竭，“文化的不同分支各自为政，互不理睬；

作为整体的文化，实际上已经难逃巴比伦塔的厄运，因为文化最深刻的价值，正是存在于其各部分的整合之中，这种价值现在似乎岌岌可危：

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演进不可或缺的悖论，它们逻辑上的最终后果将会是文化一直持续发展到灭亡的地步”④。

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的矛盾构成现代文化的独特之处，并且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悲剧性地陷入无法转换的境地。

物质社会的高度理性化造成了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导致了文化的物化，人类为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奴役，个体从客观文化中接收到的刺激，仅仅只会让他产生无能感和无助感。

面对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霸权，现代个体的选择能力变得越来越麻木，面对物化世界和工具理性的轰炸，现代人不是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而是变得精神异化和麻木不仁。

因此，在现代性的展开中，客观文化的发展以主观文化的牺牲为代价，所谓普遍的文化悲剧其实就是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相互离异，其结果是现代个体的生命和生活都成了碎片。

　　二

　　在齐美尔的诊断中，现代文化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而是陷入了深刻的悲剧境地。

那么，面对现代生活的诗性缺乏，个体何去何从，文化又将何以获得救赎？

对此，齐美尔提出了“距离”观念，以此来对抗现代物化文明对个体内在本真的压制。

货币文化对现代社会的轰炸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内在心灵及自我个性被忽视，个体要力争保持自身的自由与自在，就不得不远离全面发展的货币文化而以求自保，这必然会导致自我及个体文化与外在客观文化的距离。

对齐美尔而言，远离客观文化，创造客体文化与个体文化的距离，这是现代个体在现代性背景下对文化困境的一种抵御，是现代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所造成个体本真体验被剥夺后所提出的审美救赎之途。

　　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以为，远离客观文化，回归到个体的内在本性，其实也是齐美尔生命哲学中的选择和寄托。

在生命哲学的图式下，创造性生命不断地产生出一些不是生命的东西，一些会摧毁生命、用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对抗生命的东西。

这一悖论导致了现代文化的悲剧，但是另一方面，生命哲学的思考范式也为齐美尔提供了寻求个体精神救赎，抗拒外在物化趋势的努力方向。

那就是面向那富有创造性的、纯粹的生命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的悲剧也许可以从乐观的角度加以理解：

文化悲剧之所以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原因就在于不论外在的客观文化多么强大，个体的内在精神生命总是要设法抗拒客观世界对它的压制和封杀。

因此，引导个体去抗拒外在世界，实现自我的力量就存在于那富有创造性的、纯粹的个体生命本身。

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话说则是，生命“是我们作为有灵魂的主体所能直接接触的最外在的客观性，是主体的最辽远和最坚实的客观化。

连同生命一起，我们就站立在自我与观念、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宇宙之间的中点上。

”⑤外在物化趋势愈演愈烈，个体的外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客观化，但个体生命之中的内在本真就变得越发显示其独特个性和不可征服性。

而个体及其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救赎就存在于对内在纯粹生命本身的诉求与挖掘中。

　　换一种思考角度，强调主体与客体的距离，也是在另一个维度上维系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以使文化的两极不至于水火不容。

从这个意义来考察，距离可以说是现代性视域下使文化走向和谐的一种策略。

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压制所引发的个体内撤，强调与外在客观文化保持一种距离，其实就是齐美尔对现代社会的日益客观化所开出的一个药方。

成熟的货币经济对现代社会的全面侵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体的内在心灵及自我个性被忽视，个体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紧张：

一方面，日益理性化的外在物质世界完全忽略了个体的内在心灵的成长，从而使个体的内在精神生命受到威胁和压制；

而另一方面，个体的内在心灵世界又在不断地成长，要力争保持自身的自由与自在。

在这种紧张中，现代个体就不得不远离日益发展壮大的客观文化而以求自保，“每一天，在任何方面，物质文化的财富正日益增长，而个体思想只能通过进一步疏远此种文化，以缓慢得多的步伐才能丰富自身受教育的形式和内容”⑥。

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主体精神日益受到前者的排挤与压制。

因此，要有效地保持心灵或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最有效的策略就是进一步地疏远外在的物化文化。

这种“疏远”就是一种距离的描述，而且是一种动态的描述。

“疏远”要求主体远离和摆脱那个日益物化的社会现实，返归自己的主观精神世界。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疏离的距离策略，主体才能最终保持自身精神的丰富性和充实性，才能不被那日益增长的物化世界所征服。

　　其实，不仅仅是齐美尔，与齐美尔同时代的另一位德国人韦伯也看到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只不过在韦伯的眼中，生存的困境表现为“历史的悲剧”，而在齐美尔那里则是“文化的悲剧”。

⑦与齐美尔恰恰相反，在韦伯看来，个体只有克制生命的本能，奉行一种理性的禁欲主义人格，才能获得最终的救赎。

韦伯视理性为现代性一种外在表征，而资本主义的理性发展只不过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因此，任何非理性的生活方式和权威都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也是阻碍个体实现最终救赎的障碍。

在他看来，现代人要获得拯救，就得发展一种与禁欲主义人格相符合的现代“天职观”。

只要现代个体的“天职观”得到完善，个体足以形成既能抗拒外界的诱惑，又能成功控制自己的欲望的禁欲主义人格，而在这种对自我所选择的事业的无私奉献中，就能获得灵魂和精神生命的净化，最终实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救赎理念到了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则是强调艺术与社会的距离。

这最为鲜明地体现在阿多诺的“艺术否定社会”的命题中。

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说：

　　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其生产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辩证法，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素材内容取自社会；

确切地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就站在社会的对立面。

……艺术的这种社会性偏离是对特定社会的特定否定。

⑧

　　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的功能在于对社会的否定。

艺术中没有任何东西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即使当直接的社会性成为艺术家的特殊目的时也不例外。

如果艺术想要再现社会，或者说复制社会现实时，它所得到的肯定只会是“仿佛如此”的东西。

对此，哈贝马斯也分析说，现代倾向使得艺术的自主性变得相当极端化。

这一发展第一次产生出一种反文化，这一反文化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产生出来，并对占有性的——个体性的、由成就和利益所支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持敌意的态度。

在艺术美当中，资产阶级曾经体验到它自身的理想，并履行在日常生活中被悬置的一种尽管是想象出来的对幸福的承诺。

而极端化的艺术则很快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实践起着否定而不是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