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几点思考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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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的估计是30万亿。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的趋势逐步强化，农村资源流失的“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

一是金融。

每年约有七、八千亿元资金通过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平均每个县高达3亿元以上。

二是土地。

*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约达一万亿元，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得到的补偿只占土地出让价格的百分之几。

三是劳动力。

1亿多农民工每人每年可为城市贡献2-3万元的生产价值，但带走的年工资却只有几千元，这种对农村的活劳动索取，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剥夺来得更便捷，程度更深入。

四是环境污染。

仅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就高达1.5亿亩以上，约占全部耕地的1/10以上，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

城市对农村的环境污染，是三大要素流失之外一个重要的隐性失血。

农村的大出血不是毛细血管的渗漏，而是主动脉的长期放流。

目前这种势头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而且出现新的创口和局部血流加速症状。

长期的大出血，是三农多病缠身的根源。

流血不止，补效大失；

补而不足，元气难复；

元气亏虚，血无以造！

城乡统筹必须跨越“止血、补血、造血”三重门。

这不仅决定着新农村建设进程，而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

　　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应在宏观层面出台有力政策，按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如实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征用农村土地按市场定价、大力发育农村民间金融等，尽快阻断“主动脉”的大出血，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统筹城乡必须跨越的“第一重门”。

　　当前，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单向流向城市。

传统中国，从乡村走出去的官绅、士大夫和商人等精英群体在城乡之间、朝野之间双向流动是社会常态，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把城市2000多万知识青年派遣到农村。

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又把1000多万企业职工和市民下放到农村，这些对农村精英层的生成与保持起到巨大作用。

中国如此，国外也同样，英国的绅士始终与乡村保持着联系。

美国的政客、律师、商人也多在退休后回到祖先的农场。

精英群体塑造着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导引着乡村社会的道德动向，提振着乡村社会的人文精神，是维系乡村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和动力。

然而目前，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农村精英源源不断地单向流入城市，农村成了城市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成了农村人才的“收割机”。

对此，应注重培育农村社会精英阶层，从宏观战略层面以市场和政策双重驱动，发起一场新一轮“上山下乡”运动，分流城市富余资源，引导社会精英不断回流农村。

如通过政策引导，让一些大学毕业生和城市人才到农村支农、支教、支医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支持家在农村的退休干部、职工、商人回乡生活等，只要城乡两地共同努力，像毛致用一样“采菊东篱下”的人会越来越多。

　　2.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1）应改变过去重物不重人、见物不见人、抓物不抓人的倾向，把改革的着力点从增强农民的“发展动力”转变到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上来。

近30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但高涨的动力，并未使农民跳出“温饱陷阱”，农民普遍面临的是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现“三增”，即增收、增权、增智。

增收，就是千方百计让农民腰包鼓起来，使农民具有发展的启动力；

增权，就是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推进力；

增智，就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使农民具有发展的持久力。

“三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增收是前提，增权是保障，增智是基础，三者相辅相成，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必须三措并举。

现在的问题是，只重增收，不重增权，更轻增智。

五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七年。

八、九亿农民教育的缺失将是最大的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

农民是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劳动力资源的主要供给者，农民的整体素质无疑决定着中国未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总体水平。

日本等国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也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2）应改变过去政策设计笼统抽象的现象，使政策具体指向不同的目标人群。

“以人为本”的“人”字，我理解有四层含义，一是全体人，二是多需人，三是多代人，四是具体人。

过去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为“农民”服务，这些对象的概念既抽象又笼统，今天的政策设计必须细化到不同需求的目标人群。

如现在的农民群体已大大分化，按农民的话说：

“一等人坐轿车，二等人坐火车，三等人拉板车，四等人在家等车。

”加上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农民工子女等，仍然用笼统的“农民”概念看待这一群体已经不合时宜。

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把农民作为一个个具体人，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政策。

比如在农民的职业分化问题上，要运用政策的调控手段引导农民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让农民不当农民”，“让农民当好农民”，“让农民兼当农民”，区分“劳动力地域流动”与“劳动力职业转移”两个不同的概念，引导目前飘摇于城乡之间的边缘农民尽快告别“亦工亦农”的非稳定就业状态，分别在农民非农化、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兼业化的道路上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

不然，长此以往，误城误乡，误工误农。

　　。

尤其在“家庭竞争时代”已经结束、“组织竞争时代”已经到来的大背景下，没有两个合作，农民就无法应对来自市场的、自然的、政策的、国际的等多重风险。

现在议论最多的是土地问题，我觉得土地问题是个伪问题。

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而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也没有制度上的障碍。

我认为现在在土地问题上有两个层面需要深化改革：

一是承包期问题，可以学习越南，将承包期延长到上百年，以稳定人心。

二是重建“鱼鳞册”，细化土地的管理办法，为推进流转创造条件。

　　要树立科学改革观，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着力于“找船过河”、“造桥过河”

　　十七大报告中“农村”这个词重复了25遍。

农村改革走到今天，基本特征已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从宏观层面进入微观层面。

第一代改革主要是框架式的，今天的改革主要是结构性的，出台的政策尤其需要具体、细化。

二是改革的成本高了。

过去的农村改革主要是放开问题，80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中，“允许”、“可以”、“也可以”的字样出现了40次左右。

现在无论是财政体制、教育、文化、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

三是改革不能即期见效。

过去一个政策出来，立竿见影，“大包干”“一包就灵”，今天的改革很多都是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很难短期见效。

同时，各类利益群体胃口高了，要求不断攀升，端起碗吃肉，放下碗不是光骂娘，而且说肉越来越不好吃了。

可以说是“实惠越来越多，满意度越来越低”。

即使是取消农业税，农民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的强烈。

在温饱阶段，人们的欲望只有一个吃饱，吃饱之后，人们的欲望变成无数个，幸福感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低。

四是改革的支持率低了。

社会群体不断裂变、分化、组合，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很难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形成强烈的改革共识。

五是改革的复杂程度高了。

经济与政治，社会与文化，纵向与横向，过去与现在，都需要协调对接，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六是更依赖政府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而一些政府部门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且利益硬化，很难沟通。

七是初期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推动，现在是自上而下推动。

　　以上这些变化，都使改革的阻力和难度大大提高。

新阶段的农村改革必须积极寻求方法论的突破，实现从体制机制创新向全面制度创新、从政策推进向法律规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逐步从原生态的“摸着石头过河”走向理性的“造桥过河”。

　　30年农村改革，从操作方法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探索。

二是“找船过河”，在摸索的过程中逐步寻找带有规律性、趋势性的东西。

三是“造桥过河”，把已经探索出的规律性的东西固定化、制度化、系统化，更加科学、自觉地改革。

这三个阶段互相交叉，没有明显边界。

当前，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造桥过河”的力度，许多试验探索应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

比如，我们在摸石头时，找到了“一事一议”这条“船”，今天可以扩大船的容量，明确对跨村工程实行“一渠一议”、“一路一议”、“一圩一议”，并允许各地根据实际适当提高筹资上限，同时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完善下来，造好“一事一议”这座“桥”；

又如建立三农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应逐步刚性化、制度化，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的“三个明显高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进一步量化、具体化，增强刚性约束；

再如，劳动立法对集体争议事件应增强操作性。

现在只有劳动部门的规章，对集体争议事件且只简单地写了一条，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复杂问题，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近几年劳动集体争议事件暴涨，每年百人以上的事件就达数百起，占各类群体事件的一半左右。

因此，只有强化“造桥”力度，才能改变目前改革中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动力机制失范、平衡机制失缺的“两失”问题。

另外，在设计制度的“造桥”过程中，应引入经济学上经济人假定的原理，长期以来使用的“好人假定”的设计制度思路应予改变。

　　政府应从逐步放活政策向主动提供服务转变

　　30年农村改革，先后实施了“五次放活”。

第一次是放活土地，推行“大包干”，建立统分结合的家庭承包经营制；

第二次是放活经营，废除统购统销制度，给农民以生产农副产品的自由；

第三次是放活领域，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大办乡镇企业；

第四次是放活空间，打破城乡户籍藩篱，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

第五次是放活组织，给农民以组织权，让农民依法有序自主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

而眼下，政府可以放权的地方越来越少。

　　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新农村也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也好，最终都需要落实到基层政府的服务上来。

怎样搞好服务，让农民无障碍享受惠农政策，不再觉得这些政策是奢侈品，这是深化改革面临的崭新课题和严峻挑战。

　　就农村而言，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服务是最现实的问题；

发展是农民的主题，服务是政府的主题。

过去的农村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焦点是农民怎么干；

现在的农村改革，目标是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全方位提供服务，焦点是政府怎么干。

这是贯穿于近几年几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一条红线。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应把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致力于打造服务型政府作为基本目标取向。

　　改革30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消费型社会。

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表现为三类产品：

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政治产品。

目前，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消费都很容易获取，而政治产品的消费却十分艰难。

一项调查表明，当农民不容易，农民要办的各种审批手续、证照和需要服务的项目加起来高达206项，这些项目都是农民需要消费的政治产品。

如何让农民与这206项政治产品实现零距离对接，也就是让农民找政府不犯难，关键就在于政府如何做好服务。

　　在这个问题上，安徽省自*年在全省普遍推行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

亳州市谯城区则对此作了细化、量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深入探索，成效显著。

从*年初开始，谯城区在全区建立了区、乡、村三级代理服务网络，用几个月的时间，彻底摸排农民需要办的各种审批手续和证照，经全面梳理，共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