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怎样做读书笔记的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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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
”第二册有题辞如下：
“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
（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显然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
做笔记很费时间。
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
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
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我们多年来没个安顿的居处，没地方藏书。
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
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
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
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
钟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
他说：
“有些都没用了。
”哪些没用了呢？
对谁都没用了吗？
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钟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
除了极小部分是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
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
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
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
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
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
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
这样，他又为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
以后，他就随遇而读。
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
而且我又不懂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
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
佳博士（ProfessorDr.MonikaMotsch）来北京。
我就请她帮我编排。
她看到目录和片断内容，“馋”得下一年暑假借机会又到北京来，帮我编排了全部外文笔记。
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
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
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
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
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
第二是中文笔记。
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
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
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
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
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
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
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
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
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
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
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
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
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
我先还分门别类，后来才明白，这些“馆”、“斋”、“室”等，只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我家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
以后屡次迁居，在钟书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
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
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
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
《管锥编》里，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
例如：
《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
《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
《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
钟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
“?
?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
”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
他曾对我说：
“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
”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
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
但是他一生孜孜石乞石乞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我应当尽我所能，为有志读书求知者，把钟书留下的笔记和日札妥为保存。
感谢商务印书馆愿将钱钟书的全部手稿扫描印行，保留着手稿原貌，公之于众。
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
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杨绛敬序二○○一年五月四日
（此文为《钱钟书手稿集》序，主标题为编者所加。
《钱钟书手稿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林语堂与英语教学
电视剧《京华烟云》正在热播，知道林语堂是一代文学大师的人很多，知道林语堂曾任二十年代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的人不多，知道林语堂对中国英语教学之贡献的人就更少了。
林语堂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
据我所知，那些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水浒、三国看来的，仅仅靠一学年五、六十页的课本是学不好国文的。
英语也是这样。
林语堂在美国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
回顾哈佛大学的生活，林语堂曾这样感慨：
“哈佛大学就是卫德诺图书馆，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大学。
”在林语堂看来，“世界上最理想的大学就是一座山林，学生就是这山林里的猴子，自由地采摘满山的野果。
”无论哈佛大学的教授，还是五四时期北大的教授诸如胡适、陈独秀，他们给学生的东西很少，他们不是教师，而是导师，是在书山、学海里为学生充当向导的老师，他们仅仅让学生明白了三个问题：
为什么读书？
读什么书？
怎样读书？
他们用精神影响学子的态度，而绝对不是满堂灌。
“哈佛大学就是卫德诺图书馆，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大学。
”五四时期的北大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今天的北大离世界一流大学已经很遥远了，课上满堂灌，课下抄笔记，考试考笔记。
有学者把“大一”戏称为“高四”，高中三年的延续。
图书馆里大师的作品崭新如初，武侠、言情书籍不出一年就翻成了破烂，高等学府的学子与市井之徒同趣。
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说，“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此言既出，经济学界哑然。
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会超过5人吗？
中国的学生从6岁步入校门到30岁博士毕业，是考生，而不是学生，忙于考试，无暇读书。
一个忙于考试无暇读书的孩子难成大器。
一个忙于考试无暇读书的民族，没有希望。
林语堂的后半生旅居美国，其文学作品大都是用英语写作。
《京华烟云》的原著是
MomentinPeking，目前在国内流行的是70年代台湾作家张振玉的翻译版本，并非林语堂的原著。
要感受原汁原味的魅力，只有读英语原著。
今天学英语的中学生或大学生，倘能像学英语的犹太人将36万字的英文版圣经读10遍、20遍那样，将36万字的MomentinPeking读10遍、20遍，若巴金读古文观止，若茅盾读红楼梦，若王明读资本论，这个学生的英语水平可在一年内词汇量过万。
有一家调查机构从大量的统计资料中发现，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大都集中在4千—6千词汇量，
篇二：
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显然不是在饱蠹楼边
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
他说，一本书，第二遍
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
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
完总做笔记。
恰逢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ProfessorDr。
MonikaMotsch）来北京。
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
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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