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哲学理论论文完整篇doc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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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刘伶、阮籍“任我”,行为放荡;
王衍、乐广为主“清谈”;
王导、谢安主“风流”;
皆为道家之发展,世称“新道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约生于公元前479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可能是鲁国或宋国人。
墨子为武侠,其“兼爱”思想是武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精神的延伸,“尚力”更是武士精神;
尚贤、尚利、节俭、非攻、非命反映了低层人民的平等、功利、和平和改
变命运的要求,尚同(主张一致行动)则代表了武士团体和专制社会的统一意志的要求,天志、明鬼反映了民间社会的鬼神信仰。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爱普遍的人)”,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认为只要这样做就能平息长期的动乱,因为“乱自何起?
起不相爱。
”可见,墨子与孔子一样,构筑的是人性本善的道德城堡、空想乌托邦。
不过,墨子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与“耻于言利”“义利对立”的儒家相反,他以“观其中(合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检验事物的标准,主张“务求兴天下之利。
”墨子还以功利主义解释“兼爱”,认为“爱利万民”,“爱人利人生。
墨家进一步提出“节用”、“非乐”的思想,反对贵族的奢侈浪费和享乐主义,因为对于“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必须“强力疾作”的劳动人民来说,统治者美食华服、大兴土木,儒家厚葬礼乐之类,使得“民力尽于无用”,是应当制止的。
墨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呼声,所以一度十分显赫,《孟子》中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说。
墨家门徒组成了一个能够采取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其首领叫“钜子”,他对成员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墨子是第一任钜子。
他们曾帮助受到楚国威胁的宋国进行军事防卫,墨翟还亲自到楚国游说,劝说罢兵成功。
墨家团体的组织原则是“尚同”,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绝对服从。
他们还有严格的墨家之法,严厉处罚违背墨家之法的门徒。
墨家实际上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也反映了小农基础上的中国主义的专制之必然。
墨家片面强调感性经验,否定理性理论,称:
“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
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
”凡事都要“取实予名(按照实际形成概念)”。
当代则有人把“实践”抬高到检验所有科学真理的基础地位,这实际上是否定了抽象思辨,照此说法,现代科学的许多先导性独创理论就不是真理。
譬如,二进制、图论、数论、群论、量子力学等许多理论当初是没有“实践”基础的。
墨家及其后学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经验主义、空想主义,以及反抽象知识、反知识分子的论调,如清朝的颜元说:
“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墨家人物的无知、小农眼光的狭隘和墨家理论落后性。
毛泽东以墨反儒。
哲学家李泽厚曾指出:
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和伦理的祸害,毛泽东力图通过发掘本国文明中的资源,以一种独特的民族方式绕过工业化文明,直接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因此,他主观地美化农民、崇拜农民,以传统农业社会作为超越的理想基础。
他曾经率领农民以土枪土炮打下了中国,他认定用土高炉、土技术也能建设一个现代化。
他不再相信西方积累了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规范,反过来迷信中国传统中那种自发的小生产经验。
他象墨子一样执着于经验理性,沉耽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空想,并将理想的实现寄托于信徒们“摩顶放踵”的殉道精神上。
–––––––“天生德于予”;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也正因为相信命,所以,不患得患失,心胸博大–––––––“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
孔子信命、畏天,但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路问他鬼神之事,他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又说:
“敬鬼神而远之”。
有人问死的问题,孔子说:
“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
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如此无超然的信仰、无纯正的宗教,有时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但在社会剧变时期它会导致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瓦解,所以,中国人的世俗思想、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动摇、崩溃。
如晋时、明末、“五四”时期、“文革”时期。
孔子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
可见,孔子有浓郁的道家出世思想。
它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是儒中有道,道中有儒(老子庄子也有治世的思想)。
但孔子为什么没有出世做隐士呢?
隐士们讥讽他“累累如丧家之犬”,在无道的乱世还到处奔忙,可孔子回答得很好: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假若是个有道的社会,我孔丘就不参与改革了。
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
可见,孔子有一种气节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有一种乐观进取、追求“道”的精神: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仁”,“志于道,据于德”,“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追求“道”,但“道”不等于“真理”。
中国人没有多少是非之心、正义感、真理意识。
“真理”一词本来就不属于汉语的话语系统,是外来的。
有人问孔子:
倘若儿子偷了人家的羊,做父亲的知道后是应当包庇还是揭发儿子呢?
孔子答:
应当包庇儿子。
因为伦理高于正义!
老子说: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也就是说,老百姓中有坏的东西,圣人也应当包容它。
庄子说: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可见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人总是霸占了仁义真理,长此以往,老百姓当然对正义之类的东西概念模糊了。
所以,赵高指鹿为马,大家只好频频点头。
于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对错误的、丑陋的、恶的东西往往能熟视无睹,甚至助纣为虐。
模糊是非以至于成为一些人的修身准则,庄子提出“齐是非”,白居易要求自己“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风靡千百万、几个世纪的中国人。
所以,中国社会往往恶势力横行,人们一方面只顾保全自己,另一方面也不择手段地行事。
中国人没有多少正义感,但有“正气”感、“气节”意识,也就是为社稷牺牲、为皇帝效忠的思想。
孔子之后,孟子的思想成为主流,其人性本善、仁政、天人合一、天民的学说,以及“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主义影响深远,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
稍后,另一大儒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礼法并重、天人相分、勘天(战胜大自然)、天地人三才平等这些类似于西方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智慧的旁支,终究没有引起中国人观念的革命。
孟子之仁政学说、民本学说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如朱元璋之类的流氓皇帝对他恨之入骨,撤了他的牌位;
但孟子的学说的欺骗性也是很大的。
孟子重视人、民心、自我的作用,称: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因此他告诫统治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后人根据他的思想又提出: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其实,老百姓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愚民、暴政也使得人民麻木畏惧,所以,坏蛋皇帝再多,王朝往往也能绵延上百年,乃至几百年。
可见,所谓载舟覆舟实为中国人的欺人之谈!
孟子还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
”此为明君清官的理论基础,人民总是如此翘盼,可现实总是昏君暴官。
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政府放在第二位,统治者放在第三位;
此理论诚可贵,可专制社会何曾做到过这样?
谁不是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除非在民主社会,选民可以把不顾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赶下台。
孟子又称: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养“浩然之气”,此话乍一听不错,可仔细一想:
何为“贤”?
多数无非是溜须拍马,熟背八股的人;
何为“能”?
多数是八面玲珑,四平八稳的人;
何为“浩然之气”,无非是效忠统治者、视死如归、两袖清风、养心寡欲的圣贤。
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物须有一理”,“物我一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封建纲常伦理看作是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程颢更提出: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反对寡妇再嫁;
朱熹提出:
“存天理,灭人欲”,此“以理杀人”、“礼教吃人”不知让多少人牺牲其下呀!
程朱的同时,陆九渊(陆象山)发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观点,提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后来,明朝的王阳明(王守仁)又提出,心是世界的本源,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此“心”即“良知”,又称“天理”。
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
”他继承了孟子的人心本善理论,提出“致良知”,“破心中贼”;
他发展了中国人的“道”“器”合一的一元论观点和世俗主义思想,提出“知行合一”,“心”“理”合一,“日常伦理即道”等。
陆王心学代表了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回归内心的倾向和人治社会崇尚“兴公灭私”的道德之态度。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现代有“儒家资本主义”之说。
其实,日、韩等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于儒家。
因为这些东亚的国家和地区既崇尚儒家的“和”(如日本)、“孝”(如韩国)、“礼”(如新加坡)等,更崇尚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自由、平等、民主等,而后者才是其西化后文化的内核。
历史上,儒家对经济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
它鄙视劳动人民,鼓吹“学而优则仕”,它逼迫有才华的人都走上“做官”之路,孔子斥责问稼问圃的樊须为“小人”,孟子更将“义”“利”对立,这些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但经过重新解释的儒家言论可以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服务。
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都《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
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
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
“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
”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