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工荒问题法律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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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因此一浪高过一浪，农民工被视为廉价而丰富的资源优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然而，自从2004年春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的部分企业突然遭遇了用工难的困境，有的甚至找不到工，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民工荒”。

昔日门庭若市的招工现场，如今己是门可罗雀。

“民工潮”向“民工荒”的转变事实上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

中国大陆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逐步消亡。

如今，农民工的短缺使得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第一次深刻理解劳动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价值。

“民工荒”现象暴露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众多的深层次矛盾，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忧虑的。

一、利益逻辑——“民工荒”现象的多维度考量

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我国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利益格局也在逐步显现分化，出现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各种利益矛盾随之增多。

利益的追逐是“民工荒”现象凸现的根源，我们通过对利益参与、利益发展与利益和谐的逻辑进路来解读“民工荒”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利益参与：

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制度性起点

农民工是中国重要的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主体力量和直接受益者，自身需求决定了他们对利益得失的敏锐感和关注度。

只有充分尊重农民工意愿，真正树立其主体地位，切实保护和落实各项权利，城市现代化建设才会拥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但是对于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和盲目性，城市居民倍感就业、发展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因而对其采取排斥的歧视态度和实施刚性的限制制度，加深了彼此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作为建设主力军的农民工不但没有享受到时代进步的增量利益，反而成为社会改革的牺牲者，甚至连原有的“利益底线”都难以保全，社会演变出现了强势利益群体和弱势利益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和争取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与矛盾。

从本质来说，农民工进城的过程即社会融入的过程，也就是在城市中实现利益参与的过程。

农民工外出的目的性和流入地居留的稳定性的加深驱使农民工形成主动参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行动。

另一方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他的效益都受到其他个体行动的影响”。

[1]我国在经历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在利益维度相互交融，城市居民日渐意识到农民工的努力和奉献，双方的对立情绪得到缓和，各种因素的综合反应使得建立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合作的互补性利益参与成为可能。

建立利益参与机制，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利益诉求的平台，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实现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和谐利益表达，最重要的是形成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相对均衡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制度化安排，防范与化解经济社会矛盾与风险，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

（二）利益和谐：

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功能性起点

利益关系是任何社会关系的核心关系，要实现各个阶层关系的和谐，其实质是实现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和谐。

不可否认，有利益就有利益冲突。

在我国目前的大背景下，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死结”难解、利益碰撞激烈，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农民工的无序流动对城市的物质供应、社会治安、环境卫生、交通运输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城市居民予以“利益让渡”，对此他们又会谋求各种手段对农民工进行盘剥和压榨，污名化过程就是其中之一，即一个群体将人性低劣部分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本质上这完全是两个群体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结果。

脏、乱、差等“劣等人性”就这样被堂而皇之的强加在农民工群体之上。

在城乡差距显着的引导下，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缺乏认同感、责任感加之个人法律意识淡薄、素质低下，屡屡受挫的农民工自然会滋生出反社会的心态，利益失衡逐步加重，两大群体的社会位置趋于固化。

城市居民和农民工这两大利益群体由隐变显，利益冲突有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突出，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疏导防范，将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必然带来或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整体的利益问题。

生活在社会和集体中的每一个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大家的利益彼此交织在一起，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这一共同体内，要么相互合作、彼此协调使大家最终都得到更大的利益，要么各顾自己、互不相让最终使大家都受到一部分损失。

建设和谐新社会自然推动差异利益之间的和谐，反之实现利益和谐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性取向，也是利益的多维度、多向位发展的必然要求。

利益发展：

分析“民工荒”现象的认同性起点

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着的，利益的实现过程也是动态的推进。

利益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包括存量利益的增加和增量利益的发展，当前利益的实现和长远利益的期待。

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考虑到在利益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同时结合我国发展的现状，强调在利益实现过程中既要相互兼顾又要突出重点，即高度重视利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对增量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侧重与追求。

发展权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三代人权，不管是从理论渊源还是从发展过程来看，其核心是要保障各个利益阶层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随着农民工进城的普及化和城市资源的相对短缺，农民工利益获得的门槛限制也变得更加苛刻。

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最大需求就在于经济利益的满足，但并不是付出了劳动就能获得较为丰厚的收入，多数从事低层工作的农民工只能领取基本满足自身温饱需求的收入，更别说寄回家乡去赡养老人、抚养子女。

作为存量利益、当前利益的经济利益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那就更不用说农民工发展利益的实现。

相反，城市居民却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实现了利益的持续发展，使本身就在起跑线落后的农民工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

利益冲突也因此更为凸显，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累文所说的那样：

“无论我们注重群体生活的什么部分，不管我们是考虑国家和国际的政策，还是经济生活，……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复杂的利益冲突网。

”要缓解利益冲突，实现各个阶层的和谐发展，我们有义务而且有责任重视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的发展，明确发展权实现各个阶层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期待对原有的利益制度进行重新调整，对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予以重新定位。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作为人类一切行为的直接目的和最终取向，赋予俄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所有社会活动全过程的指向性和生命力。

基于寻求脱贫致富的经济利益冲动和个人更好发展机会的精神利益冲动，农民工离开了自己贫寒但温馨的家园，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

但正是由于农民工利益满足程度的低下，“民工荒”现象的产生才不可避免。

只有通过各利益阶层不同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的协调，实现不同主体的全面、持续发展，“民工荒”问题的解决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二、实然厘定——“民工荒”现象的成因剖析

对于“民工荒”问题的成因探讨，仅从表面上对其问题的出现原因进行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要以法律人的眼光从深层次上对其进行挖掘。

追根溯源，制度的构建和权益的保护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

因而，从制度和权益两方面明晰“民工荒”问题，才能从实质上分析得出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从而为相应的对策构建奠定厚实的基础。

“制度荒”：

导致“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

诺斯认为：

“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因此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否是特定团体利益能否得到确切保障的必要条件。

社会对进城民工的歧视,各种对农村劳动力户籍、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发展等制度规定得不健全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障碍。

在现行制度的不利设计下,农民工流动的道路必然会曲折坎坷。

第一，“户籍制度荒”：

凝固城乡二元结构。

户籍管理制度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

户籍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其与时代发展的不协调和矛盾逐步显现出来。

首先，不同的户口类别有着不同的福利标准。

城市职工凭借城市户籍可以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福利，而农民工则不能获得。

其次，农民工不但享受不到一些城市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且还得向城市管理部门支付名目繁多的费用。

再次，城市为了保护本地市民优先就业，往往限制农民工就业的行业，使他们只能就业于一些脏、乱、差的行业。

总之，户籍制度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区别规定，导致了农民工生活以及就业成本增加，使得农民工的进城渠道与机会大为减少。

同时这也更加重了城市居民的优越感，排农、厌农情绪过度泛滥，城乡融合速度进展缓慢。

第二，“社保制度荒”：

制约农民工合理流动。

长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具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嗜好。

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将导致企业成本的提高和利润的减少，这使得一些政府和企业往往以忽视甚至牺牲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与监督来获得较高的收益。

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用工单位尤其是私营企业一般很少主动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劳资关系恶化、招工难现象日益加剧。

同时，在医疗、生育、养老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上，社会保障的欠缺不仅加大了农民工的生活开支和就业风险，随之还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也很落后，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仍占主导地位。

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现象的日益普遍，为了赡养和照顾老人，许多农民工不得不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后顾之忧”将牵制着农民工的流动与就业。

总之，农民工的流动与就业已经越来越理性化，社会保障的完善与否在农民工择业中占的比重逐渐加大。

第三，教育培训发展制度：

限制农民工发展潜力。

“民工荒”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招工难问题，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劳动资源如此丰富的人口大国出现劳动力“荒”，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现在我国城乡剩余劳动力约在亿左右，其中大部分在农村。

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时期，技术含量高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扮演经济增长领头羊的角色。

目前出现的“民工荒”更多的是短期性、局部性和产业结构性的问题，农民工综合素质的低下难以符合现在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民工技能的要求，我国现阶段的“民工荒”实质来说还是“技工荒”。

对于这问题大多数农民工在找工作当中已有了清醒地认识，许多打工者愿意接受相应的岗前培训，但目前培训机构多长期培训，课程多而且针对性不强，同时高学费超出了普通农民工的承受能力。

由此可知，“民工荒”问题还是得不到彻底解决。

培植、挖掘、开发和利用当地现有劳动力资源，培养长期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克服劳动力的盲目流动，成为解决“民工荒”问题的当务之急。

“权益荒”：

导致“民工荒”现象的直接原因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具有双重属性：

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如果城市政府和企业只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然属性，把其简单地当作资源来利用，相反没有看到其社会属性，这必然会导致权益的缺失、保护的不利。

“权益荒”的出现进一步导致了任意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现象的出现，随之而来伴随的将是“民工荒”问题的普遍化。

第一，“劳动报酬荒”：

报酬较低，欠薪严重。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为了获取较高的收入。

当他们迁移的成本及所获得的实际收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