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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
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
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韂。
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
”生动地描写出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此时的苏辙，对于佛教，与其说是把它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不如说是把它作为一种不同于儒家的异质的文化来欣赏与学习的。
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任节度判官，写下了著名的《凤翔八观》的组诗，苏辙也兴致勃勃地一一和作。
其中如《王维吴道子画》一诗，苏轼诗是这样写的；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
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
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清王文诰为此诗作案语道：
“诰谓道玄虽画圣，与文人气息不通，摩诘非画圣，与文人气息通。
此中极有区别。
自宋、元以来，为士大夫画者，瓣香摩诘则有之，而传道玄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
”[2]而苏辙则并不同意苏轼的观点：
“我非画中师，偶尔识画旨。
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
……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
”（《栾城集》卷二）显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又如《杨惠之塑维摩像》，苏辙是这样来描绘的：
“兀然隐几心已灭，形如病鹤竦两肩。
骨节支离体疏缓，两目视物犹炯然。
长嗟灵运不知道，强剪美须插两颧。
彼人视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
何况塑画已身外，岂必夺尔庸自全。
真人遗意世莫识，时有游僧施钵钱。
”（同上）维摩诘居士超然物外的隐士风度跃然纸上。
苏辙为陈州教授期间，还于熙宁五年（1072）与顿起等于洛阳妙觉寺考试举人。
及还，畅游嵩、少，留下了不少美妙的诗句。
据《栾城三集》卷九《书传灯录后·
序》云，苏辙在此时开始阅读《楞严经》：
“予久习佛乘，知是岀世第一妙理，然终未了所从入路。
顷居淮西，观《楞严经》，见如来诸大弟子多从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虽凡未可以直造佛地。
”京师期间，苏辙与净因寺的大觉怀琏法师、道臻法师亦多有来往。
怀琏法师是云门宗人，《五灯会元》卷十五有传。
[3]道臻法师是临济宗人，《五灯会元》卷十二有传。
但很难讲佛教此时已经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
在给一首范镇的诗中，他这样写道：
“我丈中心冰玉洁，世上浮云尽灰灭。
终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门名异说。
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种何由茁。
道在起居饮食中，安问胡僧分五叶？
”（《栾城集》卷五《次前韵答景仁》）据《居士分灯录》卷下：
“或问镇何以不信佛？
镇曰：
‘尔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后为信耶？
’黄庭坚一日过镇，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
‘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
二三年来，不甚观书。
若无宾客，终日独坐。
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咫尺，皆不闻。
’坚曰：
‘公却是学佛作家。
’”[4]如此，则虽在儒门，亦可获佛教的真精神。
苏辙此时，因尚未遭受政治上大的拙折，所以一方面对佛教抱一种宽容与欣赏的态度，一方面又会不自觉地调和儒释，寻找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共通点。
除了佛教之外，苏辙对于道教也很早就有兴趣。
治平元年（1064）所作《和子瞻读道藏》曰：
“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
老庄已云多，何况其骈傍。
所读嗟甚少，所得半已强。
有言至无言，既得旋自忘。
”（《栾城集》卷二）尚只是在研读庄、老。
而《龙川略志》卷一《养生金丹诀》云：
“予治平末溯峡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阴真君长老金丹诀》石本相示。
……予佳其意，试问以烧炼事，对曰：
‘养生有内外。
精气，内也，非金石所能坚凝。
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气所能变化。
欲事内，必调养精气，极而后内丹成，内丹成，则不能死矣。
然隐居人间久之，或托尸假而去，求变化轻举，不可得也。
盖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气所能易也。
惟外丹成，然后可以点瓦砾，化皮骨，飞行无碍矣。
然内丹未成，内无以受之，则服外丹者多死，譬积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无不焚者。
’予甚善其说。
”[5]则明显已受到了内丹说的影响。
陈州教授期间，并受道士服气法，行之。
《栾城集》卷十七《服茯苓赋·
叙》云：
“余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
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
平居服药，殆不复能愈。
年三十有二，官于宛丘，或怜而受之以道士服气法。
行之期年。
二疾良愈。
盖自是始有意养生之说。
”
苏辙的思想真正倒向佛教，与他一生中的二次贬谪有着重要关系。
一次是元丰二年（1079）因兄轼赴御史台狱，辙乞纳在身官赎轼，最后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筠州盐酒税开始的。
这次事件对于苏氏兄弟精神上的打击极大，苏轼在狱中一度自份必死，而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苏辙诗集》卷十九《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的诗句。
辙后得诗，不忍卒读。
在去贬所的路上，苏辙寻访了不少的名胜古迹，并都创作了记游诗，从中也可看出他心情的某种变化。
如长淮的龟山：
“龟山老僧在，相见一茫然。
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怜。
驱驰定何获，少壮空已捐。
掉头不见答，笑指岸下船。
人生何足云，陵谷自变迁。
当年此山下，莫测千仞渊。
”（《栾城集》卷九《过龟山》）扬州僧伽塔：
“欲求世外无心地，一扫胸中累劫尘。
方丈近闻延老宿，清朝留客语逡巡。
”（同卷《扬州五咏·
僧伽塔》）金陵钟山：
“老僧一身泉上住，十年扫尽人间迹。
客到唯烧栢子香，晨饥坐待山前粥。
丈夫济时诚妄语，白首居山本良策。
茹蔬饭糗何足道，纯灰洗心聊自涤。
失身处世足愆尤，愧尔山僧少忧责。
”（《栾城集》卷十《游钟山》）江西庐山：
“半榻松阴秋箪冷，一杯香饭午钟催。
安眠饱食平生事，不待山僧唤始回。
”（同卷《游庐山山阳七咏·
万杉寺》）借山水以抒泻心中的忧愁。
筠州虽然是个偏僻小城，但江西在唐宋却是个佛教非常发达的地区。
青原行思、马祖道一、黄檗希运、百丈怀海、洞山良价、曹山本寂、云居道膺等禅宗高僧，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苏辙在此与一些著名的僧人过从甚密，他们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如黄龙慧南的弟子真净克文，云门宗人圣寿省聪，黄龙派的景福顺长老等。
《五灯会元》卷十八称辙为上蓝顺禅师法嗣：
“参政苏辙居士，字子由，元丰三年（1080）以睢阳从事，左迁瑞州搉筦之任。
是时洪州上蓝顺禅师，与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访焉，相得欢甚。
公咨以心法，顺示搐鼻因缘，已而有省，作偈呈曰：
‘中年闻道觉前非，邂逅相逢老顺师。
搐鼻径参真面目，掉头不受别钳锤。
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盐我是谁。
惭愧东轩残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饴。
’”真正的佛法是超越于言说之外的，而这也正是禅宗所追求的。
《楞伽经》卷二云：
“非一切刹土有言说，言说者是作耳。
或有佛刹，瞻视显法；
或有作相；
或有扬眉；
或有动睛；
或笑或欠；
或謦欬；
或念刹土；
或动摇。
大慧，如瞻视及香积世界，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诸胜三昧。
”[6]黄龙派的禅风素称峻厉，江西黄龙山是黄龙宗的发源地，《五灯会元》将苏辙归入黄龙派，也不能说是没有道理。
另一位圣寿省聪法师，《栾城集》卷十二有《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辄过圣寿访聪长老谒方子明浴头笑语移刻而归岁月既久作一诗记之》：
“朝来卖酒江南市，日莫归为江北人。
禅老未嫌参请数，渔舟空怪往来频。
每惭菜饭分斋钵，时乞香泉洗病身。
世味渐消婚嫁了，幅巾绦褐许相亲。
”两人交往极为频繁，有着深厚的友谊。
克文长老与他的弟子道全禅师，还曾在雪天探访过苏辙。
《栾城集》卷十一《雪中洞山黄蘖二禅师相访》云：
“江南气暖冬未回，北风吹雪真快哉。
雪中访我二大士，试问此雪从何来。
君不见六月赤日起冰雹，又不见腊月幽谷寒花开。
纷然变化一弹指，不妨明镜无纤埃。
”参禅阅经成了苏辙公务之余的重要内容。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
”（同上《试院唱酬十一首·
次前韵三首》）“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卷渐忘情。
”（同上《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之二》）正是他此时生活的写照。
第二次贬谪仍是因新旧党争，从绍圣元年（1094）再度贬筠，此后一路南谪，直至雷州。
而苏轼则被贬到了海南。
佛、道在此时都成了兄弟俩互相勉励的一种精神依托：
“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
平生定何有？
此去未可穷。
……晨朝饱粥饭，洗钵随僧钟。
有问何时归？
兹焉若将终。
居家出家人，岂复怀儿童。
老聃真吾师，出入初犹龙。
……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宫。
”（《栾城后集》卷二《次韵子瞻过海》）“惭愧天涯善知识，增添城外小茅茨。
华严未读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
（同卷《寓居二首·
东亭》）“华严有余帙，黙坐心自读。
诸尘忽消尽，法界了无瞩”。
（同卷《浴罢》）“更须诵楞严，从此脱缠缚”。
（同卷《次远韵齿痛》）兄弟俩对于道教也保持着一定的兴趣，这主要是从养生的角度考虑的。
轼作《龙虎铅汞说》（《苏轼文集》卷七十三）寄辙，教以吐纳调息之法。
并书养生三法——食芡法、胎息法、藏丹砂法寄辙。
辙则有《次韵子瞻梳头》、《劝子瞻修无生法》（《栾城后集》卷二）等诗。
苏辙的佛教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晚年更加明显的三教调和倾向，但我们同时要看到，在这种调和思想中，儒家思想仍然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比如在其晚年退居颖上所作的《历代论四·
梁武帝》中，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世士大夫不能明也。
魏、晋以后，略知之矣。
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
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
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
皆失之矣。
”（《栾城后集》卷十）“道之于物，无所不在，而尚可非乎？
虽然。
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
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
”（同上）言下之意，形而上的道是用来修身的，儒、释、道三家之道是相通的，而治天下则必须用形而下的礼乐。
象梁武帝那样一味佞佛，而导致亡国，都是因为不懂得这种道理；
而因此便归咎于佛教，也同样是没有道理的。
如此，则儒、释、道三家在哲学的意义上是可以沟通的，而在世俗的层面上，则仍然应该是以儒学为主。
同样的论调还出现在《老聃论上》中：
“昔者天下之士，其论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
老聃之说曰：
‘去仁义，绝礼乐，而后天下安。
’而吾之说曰：
‘仁义礼乐，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
’佛之说曰：
‘弃父绝子，不为夫妇，放鸡豚，食菜茹，而后万物遂。
‘父子夫妇，食鸡豚，以遂万物之性。
’夫彼且以其说，而吾亦以吾说。
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
”（《栾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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